□王学海

一个人与世界的尺度应该怎样去丈量，张国云的长篇纪实文学《山海情》（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范例。作者通过呈现浙江和全国其他地区三十年援藏的人与事，将自己对援藏工作的个体认识提升到国家整体高度，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本阅读体验。作者结合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让“援藏”成为一个鲜活而独特的词，充盈着时代生命力，行走在中国新时代的发展中。

《山海情》在文学创作中的创新，在于彰显了浓浓的抗争精神，并时时描绘出时代发展的总纲。它赋予了纪实文学新的时代使命，让叙事技巧与文学修辞在新时代“援藏”语境中有了新气象。它以鲜活的案例和生动的叙事告知读者：发展西藏不是一个神话故事。以张家明、王军强为代表的众多援藏干部，以各自的方式，为我们的英雄在时代的发展中谱写了不一样的人生轨迹。

《山海情》在纪实事件的发展中以及人物的刻画中，为我们构建起一个历史性的开阔的纪事空间。书中记录的事件有1994年开始的援藏，以及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八省市对口援藏，尤至历史上的文成公主“援藏”、唐贞观八年(634)冯德遐入藏“下书临抚”。作为一名浙江的援藏干部，作者不仅立足于浙江，还放眼全国进行叙说，从而让《山海情》的叙事格局更大。作者用精湛之笔，既写援藏又不仅仅只写援藏之事，在字里行间，让援藏工作在方方面面都有了极为丰富的内涵，由此让读者明白了援藏不单单是支援性质的一种工作，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重大工程。

作者以优美的文辞，记录了援藏工作中典型的人与事，其中尤以人物形象的刻画彰显“雪域高原儿女的血性”。在“生命禁区”里，作者以“活着就是贡献”为铺垫，突出了飞翔在4500米海拔的援藏雄鹰们，对“阳光与荒原”进行“再分配”，在“再分配”中引出“惊天动地的回响”。

《山海情》的文学叙事结构精巧，如《不长树之地长的“树”》中出现的一位援藏人物余风，说着“种下阳光，春暖花开”，让长树具有了人与物共生的生命动感。我们熟知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句诗，但“种下阳光，春暖花开”在雪域高原上却有了更深层次的含义：面朝大海的毕竟是一个旁观者，“种下阳光”的才是真正的耕耘者。在“藏北高原植此青绿”，这不仅是荒原长树，更是新时代中国建设者精气神在绿叶之上的一次激情的绽放。

有意义有价值的纪实文学，当然不仅有叙事的详实，还有善于抓住有闪光点的典型，《山海情》自然做到了这一点。在《生态搬迁》这一章中，作者先以1976年那场罕见的狂风，引出当时只有7岁的小女孩德卓，“她背着小口袋，跟大人一样，在狂风中奔跑，为牲畜捡草”。然后，作者让羌塘以自然的野生状态“说话”，来告知阅读者，该正视的是野生这一自然状态。书中提到1911年陈渠珍带着150人误入羌塘，花了7个多月才穿过羌塘和青海的无人区，最后只有7个人生还，后来他将这段经历写成了《艽野尘梦》一书。作者在这里要告诉大家的，是“无人区本来就不该是人类该去的地方，那里是野生动物的天堂，还是应该把那片地方留给野生动物”。作者的话，让我想起了加拿大彼德·G.布朗和彼得·蒂默曼写的《人类世的生态经济学》一书。书的开始就是：“我们应该朝着一条比当前命运轨迹更富有成效的道路前进。”我们的理想追求，必须要建立在现实的生态经济学的基础上，才不负于我们身处的这个发展的时代。所以，作者才会在《山海情》中睿智地写道：“牧民们对生态搬迁有了更加朴实的认识……生态搬迁，将给拆除网围栏创造条件。”作者进一步写道：“望着此情此景，梁楠郁感到十分意外，过去牧民们第一次搬家走进无人区，是为了向自然要生活空间，人进草退。如今牧民们第二次搬家走出无人区，是为了还自然涵养人间，人退草进。”好一个“人退草进”！《山海情》不仅写援藏的人与事，还写出了藏族聚居区文明的历史性进步——人，确实需要给与人生活在共同天地下的动物一次温柔的问候。

《山海情》是一部兼具纪实性与创新特色的长篇文学作品，它以援藏为主线，写出了援藏的主旨和藏地的需求，将一个个援藏故事似珍珠般串连起来。《山海情》中凸显出来的人与事，勾勒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域性特色，并富有层次地彰显出人性的大爱光辉。作者并非单一地就事记事，而是把叙述的对象，投向了一份精神、一种现代文明的张力，从援藏这一艰难之行，引出了能载入史册的生命真谛。在文本的建构中，作者让真情流淌于创作之中，并向着援藏这一工程无限敞开。

（作者系浙江省作协文学评论委员会原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