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泉
近十年来，一种新的文体——城市传记勃然兴起。最早的城市传记应该算是《伦敦传》，它像一股文学清流，呈现在世界读者面前，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英国史专家钱乘旦评价《伦敦传》说：“这是一本历史书，却写得像一篇散文；这是一部学术著作，却没有一般学术著作那样的严肃枯燥；它是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写作的，却能够潇洒自如，趣味十足，仿佛是在写一个个故事。”钱先生的评价是针对这部著作的写作方法独特、文字表达新颖。该书出版后，引起了广大读者和作家的关注。与此同时，国内城市传记纷然涌现。
毫无疑问，城市传记属于传记。而传记一般都分为史传和文学传记，前者注重直陈其事、如实记录，后者则用文学笔法来描摹，带入写作者的强烈情感。目前，对于城市传记的体裁界定，基本是趋于一致的：像描写人一样描摹城市，属于文学作品。包括《伦敦传》作者彼得·阿克罗伊德、《南京传》作者叶兆言、《北京传》作者邱华栋、《广州传》作者叶曙明等，皆有共识。既然如此，城市传记应该像人物传记一样，描摹、发现、塑造、构建一个城市的性格、语言、气质、精神乃至神祇。
这也意味着城市传记不是简单的“史”，而重在“传”，是属于文学作品中的非虚构体裁。也就是说，城市传记需要在信史的基础上使用文学手段来发掘、塑造一个城市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它不是“简史”，也不是历史传记，不是对方志的白话文翻译，也不是按照编年体对一个城市做记录，更不是用章回体的方式对一部城市史做一个通俗的文学化改编，而是用现代的写作手段，以非虚构方式，对城市进行再塑造、再定义。
塑造不是凭空捏造，是对这座城市的某一类素材进行大量的提纯，进而发现其精神内核；定义是建立在对这座城市的某些方面的重新溯源、发掘、归纳和下结论，其实就是乔尔·柯特金在《全球城市史》中所说的发现城市的“神圣”。无论是对城市建置的复盘、对经济形态的总结、对平民生活的再现、对文化形态的描摹，总是围绕着城市的精神和信仰。也就是说，对一个城市精神的定义，既要基于这座城市本身，也要高于这座城市；既要有对这座城市的基本历史状态的描摹，也要超脱某个历史时段，跨越断代史，整体对一个城市历久不变的灵魂做深度的梳理和挖掘。中国城市的方志大多局限于某个时代，势必带着时代的印记，而真正能够超越时代，对一座城市的亘古不变的内核进行再定义，需要在对所有历史细节精准描摹的基础上进行再提炼。
对一个城市灵魂的摹写，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莫过于伊塔洛·卡尔维诺。他是通过虚构的手法来写城市，直击城市灵魂。他的《看不见的城市》不是对某个具体实体城市进行摹写，属于虚构之作，却对于城市传记的写作大有裨益。他总是能很精准地找到城市的精神内核。譬如他在该书的《城市与欲望·之二》中说，一个叫阿纳斯塔西亚的城市是“诡谲的城市，拥有时而恶毒时而善良的力量”。在《轻盈的城市·之一》中，他说，一个叫伊萨乌拉的城市“有两种宗教形式。一些人相信，城市的神灵栖息在给地下溪流供水的黑色湖泊深处。另一些居民则认为，神灵就住在系在绳索上升出井口的水桶里，在转动着的辘轳上，在水车的绞盘上，在压水泵的手柄上，在把水井管里的水提上来的风车支架上，在打井钻机的塔架上，在屋顶的高脚水池里，在高架渠的拱架上，在所有的水柱、水管、提水器、蓄水池，乃至伊萨乌拉空中高架上的风向标上”。此段描述精准摹写出这个城市的信仰就是生活，就是烟火。对于城市精神内核的挖掘，城市传记作家们也许可以从卡尔维诺这儿得到启发。
要深入挖掘城市的精神内核，需要进行历史的考察。也就是说，城市像一个人一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精神气质。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其精神气质都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或细微难辨，或大刀阔斧。捕捉和发现其精微的变化，并加以提纯，则是作家进行城市传记写作时的重要使命。卡尔维诺在《文学机器》一书中有一篇文章叫《城市里的神祇》，其中有一段话，对城市传记特别有指向意味：“想要观察一座城市，仅靠眼睛是不够的。首先，我们需要剥去包裹在它表面的阻止你看清它的所有东西，所有预先接受的思想以及不断充斥视野和理解能力的预先绘制出来的画面。然后，我们还需要懂得如何简化和减少城市每一秒钟呈现在注视者眼前的数量庞大的元素，再将散乱的碎片连接成一幅分析性的统一画面，它就如同一架机器的示意图，从那张图上能够明白机器如何运行。”卡尔维诺的这段话似乎在传授如何书写城市传记，似乎在告诫城市传记的写作者不能停留在眼前的城市和有限的史料，而是要剥离眼前的诸多障碍，发现这架机器的最精准的齿轮位置，它所咬着的下一个齿轮是哪一个，如此才能重新定义一座城市。
按照卡尔维诺的这段“机器”理论，城市传记的写作者可以据此寻找一座城市的最精密的命运齿轮，以此绘制这架机器的“使用说明”，也就是这座城市运转的关键理由。第一个关键“齿轮”是城市管理，也就是乔尔·柯特金所说的“安全”。中国的城市管理几千年来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在历史的细枝末节中还是会发现它们之间的区别。譬如北京和天津、上海和苏州、广州和佛山，这三组城市相距很近，其管理和运转难道完全一致吗？非也，它们各自有着明显的特质和气质，这种特质就是城市的精神内核。第二个“齿轮”，就是乔尔·柯特金所说的“繁忙”，其实就是城市普通人的生存、生活状态，以及背后所蕴含的平民文化、大众文化。城市公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如何繁衍生息、靠什么获得生存、靠什么作为精神依怙等，都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可以说，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发掘，是城市传记最核心的内容，毕竟他们才是一个城市的真正主人。第三个“齿轮”是这个城市的“神圣”，其实就是城市的信仰。古代的中国城市在中西交汇、王朝更迭、统治者喜好等各种原因之下，城市的宗教庙宇都在不断变换，但是真正为这个城市长久以来所接受的那个神祇却是唯一的。此处所说的“神祇”不一定供奉在庙堂，而是深植于平民灵魂当中。这才是这座城市的“神祇”。
当下，城市传记书写方兴未艾，很多作品成就也很高。然而，一些城市传记，其实就是对城市史的白话文翻译，也就是城市简史，没有发掘出城市的精神内核，只是浮在水面，不见水下的生命。有些作品采用的文体较为陈旧，文学性不够，语言不鲜活，导致可读性不强。因此，很多城市传记没有重新发现和定义城市，只是对城市史的普及，给人以似曾相识、换汤不换药之感。综上，城市传记的写作不是有了“传”字，就是城市传记，它要求写作者要以更广阔、高远的视野为城市寻找精神内核，进而找到这座城市的运转理由，为城市发展找到来路。
（作者系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