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重大任务，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如何理解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紧密联系？如何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引导广大作家、艺术家创作出更多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的优秀作品？对此，本报特邀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李明泉、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大先围绕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解读。
提升文化创造力，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供源头活水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文化繁荣兴盛，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决定》指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李明泉认为，文化建设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位”，与经济、政治、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一道，共同推进和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性、协调性、系统性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能够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不断提供智力支持，通过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推动全面深化改革。
切实提升文化创造力，方能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充沛的“源头活水”。在张颐武看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保障和支撑。“文化作用于人的心灵，影响人的精神世界，对全社会具有重要意义。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让文化方面的体制机制更为有效，增强文化的正向影响力，让‘文以化人’真正得以实现，让人民群众更好地共享文化成果，让世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和魅力。”
刘大先谈到，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人民群众日益丰富的精神与情感需求，更是新信息技术革命时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增强文化软实力、海外影响力的需要。文学从属于整体性文化事业，在其中能够充分有效地发挥深度思考、情感凝聚、精神启迪、价值塑造与传递等功能。文学的作用并非立竿见影般直接，而是润物细无声，能够持久地影响世道人心，并且能够为创意产业提供智力支持、内容生产和美学创造。因此，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文学承接历史辉煌、谱写时代新篇的使命和要求。
增强文化自信，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
《决定》指出，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李明泉认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应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提出新观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和美学体系。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制高点上，辩证统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构建形成和合共生、通达兼济、融会贯通、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和之美”。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张颐武认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正是要焕发文化的新活力，将文化自信落到实处，让文化发展真正体现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在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中，要让文学的机制更适应文学发展的需求和规律，让文学人才更多地涌现，为文学创作、出版、传播和批评的整个过程提供更好条件和更多保障，从而更好地促进文学健康发展，让文学更好地发挥社会功能，为人们提供更丰富和更充实的精神滋养。”
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实践产物。刘大先谈到，中国当代文化是对既有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增强文化自信，就是要确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地位，必然要不断丰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作者的主体意识和自觉自信，即立足于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扬弃古今中外的文学遗产，不断开拓以中华文化为本位、人民需求为旨归、中华美学为特征、中国价值为目标的发展路径。
优化文化供给机制，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决定》指出，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就是要加快建立有利于优质文化服务和产品不断涌现的体制机制，更好地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当前我国文化供给的主要矛盾已由“够不够”转向“好不好”。对此，李明泉认为，要不断增强文化供给侧的产能、产量、产值，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就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机制改革而言，《决定》提出的“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的要求，是“登原攀峰”的必由之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繁荣文艺创作，必须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努力造就一批有影响的各领域文艺领军人物，同时要关注新文艺群体、新文艺组织健康发展；在抓作品和抓环境方面，既要创造全社会创新活力竞相奔涌的条件，又要营造作家艺术家扎根生活、安心创作的社会氛围；既要增强支持精品力作的政策供给能力，又要建立把千千万万文艺从业者、爱好者凝聚起来的有效机制，以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展现中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进程，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民族的文学艺术精品。
张颐武表示，面对信息技术深刻改变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的时代潮流，社会对于文学依然有着广泛而深沉的需求。广大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一方面要根据文学发展的新情况、新形态不断回应文学发展的新问题，比如文学如何在网络时代更好地发展，如何让文学和其他文化类型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也要让创作发展适应时代需求、更加活跃繁荣，从而推动文学精品不断涌现。“文学作品也是重要的文化产品，既能通过阅读让人们提升精神境界，也能为其他文化形态提供重要的资源。文学界既需要为促进创作的发展提供更多条件，也需要繁荣文学批评和推动理论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让文学的整体发展在与时代同步的同时，追求更高的精神和美学价值，不断向高峰迈进。”
“最根本的是眼里有人民、胸中有家国、心里有标尺。”刘大先谈到，作家要意识到文学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它是文化产品，具有产业的实质及各种创意开发的潜质；另一方面它也是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有着绘制形象、形塑认同的意义。让文学真正在社会中发挥影响力，就需要考虑到对受众的普及与提高，不仅要满足文娱消遣的功能，以获得广泛传播面，还要着眼于深层次的陶冶情操、濡染教化之功，以获得长久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确立自主自强的文化自信，有着明确的价值理念作为支撑，从而在原创性和活力上从“高原”走向“高峰”。
建构中国话语体系，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学的生动面貌
作为一种跨越国界、联通人心的交流方式，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形象和情感载体，更是提升中国文化传播力、文明影响力的重要途径。《决定》指出，“加快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如何让新时代文学在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是摆在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
李明泉认为，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学应向着人类更先进的方向注目，向着人类精神世界的更深处探寻，向着新时代中国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更生动处开掘，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更精彩、更壮阔、更瑰丽的地方，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神的题材，创新叙事语言和表达方式，塑造更多为世界所熟知的中华文化形象。要充分利用现代数字传媒技术，努力展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切实发挥“以文化人，更能凝结心灵；以艺通心，更易沟通世界”的审美效应，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的篇章。
“让中国文学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为世界所理解和认知，为跨文化交流作出贡献，这是中国文学自身所肩负的重要使命。”在张颐武看来，未来需要更多跨文化传播的努力，通过对文学作品和文学批评理论的传播和交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学；也要通过跨文化的对话和沟通，让中国文学界与各国读者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文学的生动面貌。
文学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向世界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刘大先对此归纳出“可感性、可读性、可译性”三个方面。他谈到，文学与其他表述不同，具有天然的“可感性”，只有贴近生活、靠近真实、不卑不亢、既有想象又不脱离实际的中国形象才能赢得广泛的认可。“可读性”则指向于阅读的本能，要在语意、修辞、框架等方面做到喜闻乐见的形象化，通过书面语言的声音化、情节故事的日常化处理，让作品具有通俗性、感染力和说服力，通过形象把含混、不确定及抽象事物与理念的“不可见性”变得“可见”，从而便于读者对事物进行准确把握。“可译性”意味着中国故事在个案、具体和独特性中寓有普遍性和共通性，在不同语言与文化传统中也可以被理解和接受，才能产生超越一时一地时空局限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