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拾莎士比亚，看到麦克白里的名台词“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深有同感，也颇有些不同感。同感于确切地感受到了周遭的喧哗与骚动，在消弭着曾经的梦想与热血；不同感在于，近年来我的创作，似乎就是在这样空茫的喧哗与骚动中，试图寻到些微的意义，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我是十多年前入的行。十多年前，我更多困扰于创作技巧的不够纯熟、生活经验的欠缺，以及不被认知和缺乏机会，而现在，我更多困扰于我到底要表达些什么？书写些什么？在舆论如此激烈的当下，是应该真诚地输出价值观，还是减少表达去做一个更安全但乏味的作品，甚至迎合市场，去做一个更讨巧但未必是我的作品。这几者并不是矛盾的，但在很多时候，创作者都被迫面临着一个选择。

我是更偏体验流的作者，早期创作《国歌》，写年轻的田汉和聂耳，写他们爱国的激情和创作的惺惺相惜；后来，我写《欢乐颂》，写自己熟悉的都市里的女孩子们，写她们的友情、爱情、亲情，和各自的人生追求；再后来写《欢迎光临》，是我所看到的这个城市里默默存在、却很少被表达的大多数。而现在，我写《小夫妻》《好运家》和《产后世界》，它们或聚焦婚姻育儿、或聚焦家庭亲情；还有写张桂梅老师的《大山里的女校》，表现了我心中一名优秀女性应该有的勇敢、坚韧、进取和担当。

我写的剧以都市生活情感剧为主，它同当下社会紧密相连，也与我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它是有时效性的，天然容纳社会话题，也就最易受到社会观念变更的影响。作为创作者，我能明显感觉到，有些时候，我的审美、思考与社会观念刚好契合，但也有很多时候并非如此。随着网络的发展，各种大数据被提取出来，用来衡量作品的好坏；而各大平台也在按照自己的经验筛选作品。用产品的逻辑去规划作品，似乎成了一种必然。题材要新，人设要好，要是当下流行的类型，要适配最大范围的观众……看似优秀的品质被迫堆积在几个主角的身上，或者是叠加无数个尖锐的话题，某种程度上甚至放弃了人物的复杂性和立体性，让他们成为观点输出的符号。

以家庭剧举例，很多家庭堪称从开头吵到结尾，你甚至会发生怀疑，当初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决定在一起？又是什么让他们继续忍受着这样的生活？他们不像是普通的家人，更像是不共戴天的仇人。配角比主角出彩更是随处可见，因为主角身上承载了太多的思路和目标，而配角则无论从戏份到道德层面都相对自由，可以只服从生活的真实。还有人设，讨巧的人设往往失真，而真实的人设则常常不够完美讨巧，一个不慎，人物与演员两败俱伤，而现在互联网一代观众习惯了快节奏，甚至等不到他们实现成长和展现另外一面。

是选择产品逻辑还是作品逻辑？随着写过的剧本越来越多，这种选择也愈发干扰着我的创作，也会让我在写一场戏时心生犹豫。加上每部戏遇上的团队不同，演员适配度不同，拍摄中间可能遇到的问题和整体完成度不同，更是让你难以从中总结规律，不知不觉受到影响。我一度试图追赶过潮流，也依赖过套路，这好像是每个创作者的必经之路，可事实是，即使不少套路被验证是有效的，赶上潮流也确实会让你的作品出圈、有更大的影响，但长久的创作并不依赖于这些：长久的创作，依赖的依然是你对世界的认知、对生活的洞察，你的审美格调和你真正的喜好。

人永远无法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一个创作者无法真正表达他不熟悉的、不认可的、不喜爱的，他最终呈现的，只能是他自己。

福克纳写了一辈子他所熟悉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曹雪芹笔下的《红楼梦》，几十上百回的故事甚至就发生在他所熟悉的贾府。凭着对自己生活的深入洞察，这些作品见人见事见精神，这些故事充满了独特思考与人生况味。

电视剧创作不比小说创作，它必然面向市场、面向观众，不能完全只依赖于创作者的喜好和心意。但核心的东西依然必须是创作的：话题需要让位于人物，故事需要服从于逻辑，你必须真正认同你的人物和你的故事，哪怕它不合时宜，哪怕它不够先锋、不够成熟、不够经得起挑剔，哪怕它面对的只是一小撮观众，但它必须确实是你想要表达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你对世界的感知和思考。

这个世界信息汹涌，有太多刺激和有趣的内容，发现和认同自己是一个平庸的人，扎扎实实写自己熟悉的生活，是我作为创作者的第一选择。我所认识的大部分编剧，都有着锋利的个性和很多有意思的兴趣爱好。他们往往从形象开始就跟周围不同，人生选择也常有跳脱之处。而我虽然顶着一个非常奇葩的名字，却是一个循规蹈矩到近乎无趣的好孩子。出生在小县城，后来随着父母的逐级调动从县里到了市里再到省里，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努力考大学；大学毕业后像别的毕业生一样为了求职而奔波，做了四年广告，后来兼职当编剧，在确定收入能养活自己之后才有胆量辞职，我的成长历程平凡无奇，既没有天生就展露无余的才华，也缺乏孤注一掷的勇气。进入这行后，我一度很困扰，是不是需要伪装得艺术一点？抽抽烟喝喝酒，短发一剃，谁也不怕？可后来我发现，恰恰是这种平庸普通和不够艺术，让我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我跟着父母从小县城到大都市，基本上经历了中国各种城市形态；大学毕业在上海做了四年广告的经历，让我接触到了各式各样行当的人；而我平庸而温和的性格，让我更容易去模拟别人的生活状态，更轻松地共情角色的情感、进入角色的生活。所以我选择了做一个平庸的人，不去强行展示我并不拥有的尖锐和个性，因为我相信，每一朵花开都自有其意义，即使它不够精彩，不够有趣。

解决了写什么的问题，接下来面临的是如何写的问题。电视剧就像我们用影像为时代书写的日记，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感诉求，一个地域有一个地域的文化风貌。就像我写的《欢乐颂》，同样生活在一个小区里，面对着同一件事情，安迪与樊胜美的选择可以是地球的两端，可以截然不同、毫不相关；而在《好运家》里，同一个家庭长大的孩子，他们的个性、想法、人生选择也可以完全不同。这就像是一棵树，他们虽然在同一片森林里，可品种、来源、生长过程不同，长出的形态也就各有差异，而创作者，就是要从可呈现的细节里去挖掘他们的成长脉络，让人物清晰、饱满、丰富、可信。

在时间和空间里去思考自己的人物，寻找人物的坐标，是我觉得行之有效的创作方法。这个坐标，既是人物的物理坐标，即确定他的时代细节和生活细节，更是人物的心理坐标，要深入去思考他生活在怎样的人物关系和社会层级里，他的理想是什么，困扰是什么，人生的核心价值和决定性时刻是什么。想明白了这些，创作会变得清晰而明确。如果能给人物内心的坐标找到一个精准的呈现方式，那更是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那棵穿透屋子的树，《士兵突击》里许三多独自修建的那条路，都带着关键性的人物表达，让你第一时间能感受到人物内心的力量。

我一直觉得人物本身的穿透力是比故事更重要的。文学诞生到现在，故事早已经被讲得七七八八，而人物不一样。人物是随着时代向前发展的，看似相同，但每个人物之间的细微不同，就是电视剧表达的基石。所以从我个人的创作经验来说，一个真实存在却没有被良好呈现的独特人物，是比故事更珍贵的存在。这不是那种写在PPT上哗众取宠的花哨人设，而是这个人物是有根基的、有特点的，能跟身边社会形成真正共鸣的。当年《欢乐颂》里的樊胜美是，《都挺好》里的苏大强是，一组有趣的人物关系更是决定了剧集本身表达的上线。《潜伏》中的余则成和翠萍，《士兵突击》中的许三多和成才，这样有趣而精准的关系能让我在多年后想起这部剧集，哪怕剧情全忘，也依旧觉得饶有趣味。

还有台词的写作。刚入行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误区，就是台词要有个性，要与众不同，要让人印象深刻，并且尽可能出金句，可随着创作的深入，我越来越认识到，真正好的台词只有两个标准，第一，准确；第二，丰富。准确是符合这个人的身份、年龄和真实处境，具备社会常识和口语化的特点，能让演员在表演时不觉得违和；丰富是指除了在完成戏剧功能之外，能让人感受到人物和故事背后的暗潮汹涌。它可以指向喜剧的趣味性，也可以指向人物的个性，更可以为后续的故事埋下伏笔。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精心写好的台词也未必就能如剧本一般呈现在屏幕上，但台词是人物呈现的重要手段，更是衡量一个编剧是否成熟的标准。

编剧是一个不自由的行业，很多时候，题材的选择和制片方的眼界决定了我们创作的上限。但如何在这样的创作里最大限度地激活自己的生活体验，展现我们目之所至的世界，是一个编剧真正的修行。愿每一个在创作中艰难前行的你，都能在喧嚣的世界里寻到些微的意义，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

（作者系编剧、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