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承纬

抗战时期，中国美术家向盟国、盟军领导人赠送绘画作品，以此争取他们和盟国人民对中国抗战事业的支持和同情。其中以1940年11月时任中央大学教授的张书旂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的巨幅中国画《百鸽图》一事最具代表性、最具社会影响力。关于这一历史事件，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内虽有一些文字记述，但非常概括、简单。加之张书旂在1941年就去了美国，1957年病故他乡，随着时间流逝，国内艺术学界对他和他的艺术鲜有提及，他和《百鸽图》的历史逐渐被人们淡忘。

2008年以后，我和我的研究团队在做中国抗战美术史研究时，在尘封已久的历史故纸堆中发现，1940年末至1941年上半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大后方的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上有不少关于张书旂创作《世界和平的信使》（即《百鸽图》）一画并赠送给罗斯福，祝贺他第三次出任美国总统并以此表达中国人民期盼世界和平之愿望的消息、报道和记叙文章。其中披露的不少史实都不为今人所知晓。于是，我们决定对此历史事件做专题研究。基于大量第一手史料的查找、整理、稽考和研究，我们对战火硝烟之中张书旂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驻地创作《百鸽图》送给美国总统的历史以及他的艺术人生有了全面的认知。

2010年，北京大学丁宁教授在美国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偶然认识了张书旂先生的儿子、美国斯坦福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少书。经丁宁介绍，我与张少书建立了联系。其后一年多时间，我在与张少书之间数10封电子邮件的交往中，更加增进了对张书旂的人生历程和艺术生涯的认识。同时，我产生了把他的艺术创作，包括《百鸽图》在内的作品以及他在异国他乡那些不为国人所知的经历记述一起带回国内的想法。我想让这位曾经为中国抗战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后来又远渡重洋，在北美各地克服种种困难，不遗余力地宣传、介绍、传授中国绘画艺术，努力促进中国人民与北美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而今却被渐渐淡忘的艺术大家重新引入国人的视野中。

丁宁还对我说，张少书曾经告诉他，张书旂生前曾多次对家人谈到想回国办展览、展览地点首选重庆的意愿。这更增进了我要把他和他的艺术引进回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西南大学美术学院院长陈航的赞同和支持。此后，我就如何实现这个想法与他进行了多次、仔细地磋商。

2011年6月，我以重庆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身份向重庆市政府提交了一纸建言：《关于举办张书旂中国画及艺术传承作品展览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建言经重庆市政府文史馆上报重庆市政府，不久便获批准、采纳，并决定请中央文史馆与重庆市政府共同指导，重庆市政府文史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西南大学等单位共同主办，分工合作实施这项活动计划。同年岁末，我与活动主办单位的同仁先后赴美国罗斯福图书博物馆和斯坦福大学等地，致力相关的筹备工作。在位于纽约市郊海德公园内的罗斯福图书博物馆里，管理人员向我们展示了70年前罗斯福总统就职典礼时悬挂于白宫墙上、至今完好如初的《百鸽图》原件。画家精湛的艺技与荡漾于画面其间的温馨和平气氛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同时，管理人员还给我们看了1940年12月23日张书旂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以及1941年1月23日罗斯福总统写给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委托他向张书旂致谢的信函原件，此外还有当年美国报纸报道这件事情的一些珍贵历史资料。

经过紧凑而有序的筹备，2012年4月28日，《张书旂中国画及艺术传承作品展览》在重庆隆重举行。美国、中国台湾和国内多家博物馆、美术馆所藏的112件张书旂中国画作品，以及其传人的100件作品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与公众见面。《百鸽图》历经岁月洗礼也第一次远渡太平洋回到它的故乡。重庆日报以《71年后“百鸽”万里飞回山城老家》的通栏标题和整版篇幅文字详细介绍《百鸽图》创作的历史背景和曾经产生的广泛社会影响。同年4月29日举行的“张书旂中国画艺术及其传承国际学术研讨会”则吸引了国内外百余位历史学家、艺术史论家和艺术家参会。国内多家主流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了展览和研讨会的盛况。中国台湾的《艺术家》杂志也以《抗战大后方文化艺术建构的划时代起点》为题，介绍了这次国际艺术学术活动的情况。重庆市民与张书旂家乡浙江等地闻讯而来的观众踊跃参与活动的热情感动了与会的专家学者和张书旂的亲属。张书旂生前想回国举办展览，展览地首选重庆的遗愿得以实现，这让年过六旬的张少书教授备感欣慰。

抗战期间，张书旂除了向美国总统罗斯福赠送《百鸽图》一画以外，还曾向英国首相丘吉尔、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赠送了他的中国画作品。送给丘吉尔的《云霄一羽》图是1941年张书旂赴美途中滞留香港期间，应国民党军将领陈孝威之邀为英国首相创作的，该画还由被称为江东才子的杨云史配诗。1941年11月9日《香港星期天信报》载文《一份赠予丘吉尔先生的中国礼物》，同时刊登了这幅画作的图片和配诗。《云霄一羽》图现存丘吉尔故居英国查特韦尔庄园（Chartwell）。

在研究张书旂赠送绘画作品给盟国领导人历史的过程中我想到一个问题，即抗战期间是否还有其他中国艺术家把作品赠送给盟国、盟军的领导人呢？这是否应该作为中国抗战美术史研究中一个继续关注和研究的课题内容呢？我以为这种馈赠不仅仅是一种礼仪之举，它更体现了中国艺术家在国难深重之际自觉的历史担当和责任所负。忧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向往世间和平与人生美好，是历代中国文人优秀的精神传统！

果然，不久前我又有了新的发现。

2024年6月，我抵达英国伦敦的第一天就来到大英博物馆。成立于270年前、号称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大英博物馆藏品数量之巨大、内容之丰富、品种之繁多、价值之珍贵为世界博物馆中所少有。

进入博物馆大厅后，我径直走向中国馆。中国馆里人流如织，东方人面孔居多，不少是青年学生。陈列的展品从中国古代殷商时期的甲骨、青铜、陶器、玉器开始，以历史朝代为序，一直到中国近现代的水墨山水画、木刻版画，数量不下数百。工作人员告诉我，大英博物馆展出的藏品数量还不到其所藏的百分之一，而展出的中国藏品数量占其所藏的比例则更低。

中国馆是一个狭长的方形展厅，入口正对面远处的展墙上镶嵌着一幅巨大的壁画，有许多人在画前驻足观看。对这幅名为《三菩萨图》的壁画国内曾有媒体报道过，所以我比较熟悉。这幅制作于15世纪的大型壁画原在我国河北省行唐县境内的清凉寺中。上世纪20年代被英国人切割成12块运回伦敦，后来入藏了大英博物馆。

不经意间，《三菩萨图》旁边不远处墙上的一幅卷轴山水画引起我的注意。清新脱俗的气象、精炼老道的笔墨都似曾相识。凑近一看，《移舟霭壑图》，这是一代宗师黄君璧的作品。黄君璧是中国近现代山水画的代表人物，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由宁入蜀，应聘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与徐悲鸿、陈之佛、张书旂、许士麒等人同事。黄君璧1898年出生于广州，比徐悲鸿小3岁，比张书旂大2岁。黄君璧性格沉稳平和，待人谦逊朴诚，其山水画功底深厚，尤以描绘云水瀑布见长。他的作品构图严谨、笔法苍朴、墨色雅俗共济，铸成特点鲜明的黄氏山水风貌。

置身《移舟霭壑图》前，让我为之一振的并非是笔墨的精到和其所描绘出的恬静安适，而是在于画中题跋和画旁说明牌上的文字内容。

画面上有两段跋文。右边跋文：“移舟便住烟霞壑，绿水青山长对吟。壬午年春画于柏溪，黄君璧。”左边跋文：“欧文将军惠存。罗卓英赠，一九四二年耶稣诞节。”

卷轴画旁边说明牌上内容的中文意思大致为：这幅优美的山水画创作于1937年至1945年期间。画中的题跋隐约揭示了这个时期的动荡。中国远征军总司令罗卓英（1896—1961）在1942年圣诞节之际把这幅画赠送给了英国将军诺埃尔·欧文（1892—1972）。

以上，已清楚说明了这幅画的相关情况，我不再赘述。需要补充说明的是，罗卓英是中国著名的抗日名将，曾经参与淞沪会战、武汉会战、南昌会战、上高会战等一系列重大战役的指挥，以顽强的意志和出色的指挥才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1942年4月，罗卓英受命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军司令，率军入缅作战。他指挥中国军队阻击日军进攻，成功掩护英军撤退并接替其防务。以后他又多次指挥中国军队与英军协同作战，以少胜多，打败数倍于己的日军，战功卓著。罗卓英于1942年底奉调回国。

在没有相关当事人历史记述和大英博物馆提供相关历史资料的前提下，综合《移舟霭壑图》的题跋、大英博物馆说明牌上的文字内容以及相关历史资料，我对罗卓英向欧文赠送这幅绘画的历史过往提出以下认识和推断：

1942年，罗卓英率领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此间结识了同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英军司令诺埃尔·欧文将军，罗卓英把黄君璧创作的《移舟霭壑图》赠送给了欧文，欧文后来把这幅画给了大英博物馆。

黄君璧于1942年春在中央大学柏溪分校创作了《移舟霭壑图》（当年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遗址位于现在的重庆市两江新区康美街道柏溪社区）。是年底，罗卓英在奉调回国离任前的圣诞节之际将此画赠送给了欧文。

至于这幅画赠送的过往，我推断有两种可能的情况：其一，罗卓英于1942年4月受命赴缅作战时，黄君璧把这幅画送给了罗卓英，罗卓英后来把这幅画转送给了欧文。其二，罗卓英赴缅时，黄君璧托请罗卓英将此画赠送给在缅并肩作战的英军首长。以上推断还基于如下背景：1940年底张书旂向罗斯福赠送《百鸽图》一事在国内外社会影响很大，黄君璧与张书旂是中央大学同事，可能受到其启示和影响。罗卓英与黄君璧均为广东籍人，两人在战时首都重庆期间过从密切是情理中的事。

其实，以上对历史过往的深究和推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艺术家的杰作成就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递增友谊的象征，以及优秀艺术所表现出的伟大民族对世界和平与世间美好的憧憬与向往。《百鸽图》和《移舟霭壑图》都见证了这一点。

（作者系四川美术学院教授、重庆现当代美术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