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编织想象世界的童话故事，到贴地而行的书写现实

赵 平：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已30个年头，先后尝试了童话、纪实题材、现实题材儿童小说等多种创作类型，经历了不同的创作阶段和转型时期。请谈谈不同阶段的创作尝试和出现转型背后的原因。

王一梅：我的写作生涯是从短篇童话开始的，短篇童话的创作像彩色岁月中的梦，粉红的樱花、金色的银杏叶飞舞在苏州大学的校园，开阔的草地在钟声中四季更迭。此时，我在苏州大学幼儿园当老师已经6年，常常带着孩子们收集香樟树的种子，在树下给孩子们讲童话故事，讲到脑子里没有存储的故事了，就决定自己编故事。我把那些和孩子们爬过的小土坡、夕阳映红的小河流、编织成花环的野菊花、图书馆里发黄的书页、办公楼前疏离的树影……校园里的一切编织成童话故事中的情境。许多时候，童年的记忆和眼前的景物重叠，我时而回到童年的田野，时而来到苏州古老的城墙下，时而在虚构的童话世界里飞翔。

1994年10月，我发表了第一篇童话《金银坡》，从此一直坚持短篇童话写作。1998年，我参加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笔会，这次活动是新蕾出版社《童话王国》召开的，樊发稼、金波、孙幼军先生等著名作家都在这次会议上。1999年，我在老家太仓的医院陪伴住院的爸爸，护士请我接听电话，是金波先生向我约稿。我很快写了《有爱心的小蓝鸟》，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童话故事，却是以绘本形式出版的，成为我人生中的第一本书。得到鼓励的我又陆续写了《书本里的蚂蚁》《胡萝卜先生的长胡子》等短篇童话，极力把故事讲得简单、有趣、有意思，希望语言具有动感和画面感，短篇童话的写作训练了我编织故事的能力。

2000年开始，我离开幼教岗位，调到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从事办公室工作，工作变得零碎而忙碌，但我并没有放弃写童话，我一直在思考怎样可以写一个长篇童话，于是有意识地阅读国内外著名的童话故事，从中学习。2001年，做好准备的我接到了当时还在担任编辑的冰波先生的约稿，他希望我写一个长篇童话。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内心非常激动，也很忐忑，我制定了详细的写作计划，要写一个什么故事，故事里有谁，每一段写什么，每天写多少字，都一一列出来。2002年4月，我的第一本长篇童话《鼹鼠的月亮河》出版了，接着又陆续写了《木偶的森林》《雨街的猫》《恐龙的宝藏》《隐形树精灵》等长篇童话。那段时间，我像是长出了翅膀，在想象的天空中，自由编织故事。无数个夜晚，我对着电脑走进自己编织的王国，书写着我对于真善美的理解和追求。

2009年，我写童话已经15年，原以为就会这样写童话，一直写下去，却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到了撰写一本现实类长篇小说的约稿。第一次写现实题材的小说，我感觉是自讨苦吃，完全打破了童话世界中酣畅淋漓的写作感觉，总要去回忆真实的生活场景，总要思考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之间的关系，在“折磨”自己半年之后，终于完成了第一部儿童小说《城市的眼睛》，书中描写了20世纪90年代的孩子在父爱缺失的情况下相互助力、共同成长的故事。

2014年，我去南京浦口行知学校参加“六一”国际儿童节，见到一位“大男孩”似的老师，他正在和孩子们一起看云，他们的身后是20世纪80年代建造的矮平房老校舍，和一片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当时的场景让我仿佛走进了电影中。后来得知他就是杨瑞清校长，他的人生目标是建好“小而美”的乡村小学。《一片小树林》的写作灵感在一瞬间形成了。这是一次纪实写作，并不是自己擅长的，但每一次写作都是新的尝试。我开始了长时间的采访，杨瑞清校长特别真诚地回答了我的所有问题，杨校长的学生、当年建造校舍的老支书、老校工还有毕业之后回到母校从事教育的刘校长，都深情回忆了许多当年的往事。我一遍又一遍地走进小树林，走到浦口老火车站、浦口五里河边，获得了大量的写作素材。这些写作素材既有利于写作，同时也限制了写作。

故事就在那里，怎么写好？我画了一张故事地图，标注了小树林以及周围环境，从此之后，我所有的写作都会画一张故事地图。然后，从理解人物、表现人物开始，故事情节和生活细节在“故事地图”上重新组合，逐渐清晰。我写得很顺利。这本书出版之后，得到了小读者的欢迎，孩子们看见了不一样的小学生活，也得到了教育界专家和小学老师的积极反馈，他们认为我书写了上世纪80年代乡村小学教育的故事，引发了关于教育本质、作用等诸多方面的思考。小树林成为景点，具有了象征意义，无数人前来参观小树林和老校舍。让我深深感受到现实类题材写作的意义，感受到贴着生活写作的魅力。

十年过去了，我终于又写作了《茶乡少年》这本小说，其写作体验不同于《合欢街》《校长的游戏》等书写自己童年故事的小说，它更像纪实作品《一片小树林》。故事中的人物个个能找到原型，写的地点可以寻找到出处，茶树王也真实存在，制茶的方法更是多次求证了茶农。这一次写作，我特别感谢生活给予我的遇见，让我遇见了可爱可敬的种茶人，看见并参与了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一路走来的生活轨迹。我在非虚构和虚构过程中做了许多努力。

我从编织想象世界的童话故事到贴地而行地书写生活，30年中，既有自我求索也有出版社促成的变，更有生活的机遇。但有一点从未变过，我仍然要求自己把故事写得简单、美好、有趣、有意思，尽可能写得动感和具有画面感，故事情节顺畅和具有内在逻辑。因为我知道，我仍然是那个为孩子讲故事的人，这点不会变。

让“眼前的画面”变成自己的写作地图

赵 平：您曾说，《茶乡少年》是您写作30年后一个新的开始，是指写作上的突破还是创作心态上的变化？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想写这样一部作品？

王一梅：在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历了人生中的巨大的悲痛。2023年5月，我的母亲病重，全家陷入了非常态的生活模式。我表面坚强，内心却非常焦虑，胃病发作，情绪低落。在这种情况下，《茶乡少年》的写作计划完全打乱，到了交稿日期，我无法完成，几度想要放弃。然而，病床上的妈妈却总问我是否写完，她说，你一定可以写好，你读几句给我听听。听了妈妈的话，我又开始写，在医院病床边写，在深夜妈妈睡着的时候写，点点滴滴的写作时间尤为珍贵，许多人生的感慨涌上心头，这段时间的写作对我的情绪和体力都是挑战。终于有一天，我对妈妈说，我写完了。妈妈高兴地笑了，她居然说，还好，我没耽误你写作。我对她说，怎么会，您是我写作的动力。遗憾的是，这本书出版的时候，妈妈已经永远离去了。在这个世界上，从小给我读书的是妈妈，读我的书最认真的是妈妈，读完要和我讨论的还是妈妈，她是最懂我的人，这本书承载了妈妈对我深深的爱。这次写作，对于我的意义是巨大的，从此，我更懂得了写作时光的珍贵，并且不会轻易放弃。

《茶乡少年》对于我还有一个意义就是看见了选材的重要。2001年，我认识了太湖西山岛茶农朋友叶米英，但并没意识到她的故事可以写出来。一方面，那时候的我并不具备对茶叶生态、茶农情感方面的感悟，另一方面，我在非虚构和虚构方面不怎么会把握。2021年，我和叶米英聊天，说起1994年太湖大桥通行，改变了她家的经济状况。这让我想起曾经的西山岛四面环水，渡船在太湖中经历大风大浪方能到达陆地；还说起叶姐的儿子，如今去了城里，叶姐是为儿子高兴的，但她的炒茶技术恐怕要失传了；说起几十年不更换的小叶种原生态茶树，叶姐充满自豪，明前茶一天一个价，换早一周采摘的茶树，叶姐应该可以增加不少收入。然而，叶姐仍然选择小叶种原生态茶树，坚持茶树和果树间种，这样更能保证茶叶的品质。她的坚持打动了我。一路走来，她非常辛苦，如今，叶姐年龄大了，有些力不从心。看着叶姐因为炒茶熏成红褐色的手心，我想写茶农保护小叶种茶树和非遗手工制茶的故事。但我感觉只是有了故事的一部分，仍需继续寻找。接着，我又找另一位茶农朋友柴志军聊，他原本在城里拥有一家电脑公司，但放弃了城里的一切，回归家乡一心研究如何制茶。他也同样强调当地小叶种茶树的重要，非常感恩太湖边的这片土地。他有一屋子制茶机器，也尊重传统制茶。他进行公益茶文化和制茶课程的培训，让我看见了新一代茶人的情怀和心胸。在炒茶技艺方面，他大大方方地公布了“秘方”，制定了相对科学的制茶标准。《茶乡少年》的主角形象逐渐形成。

为了更好了解茶叶种植的知识，我去寻访古茶树，并了解农民种植茶树的方法。在此期间，遇见了从事生态农业种植的吴惠男，他经常匍匐在地，闻泥土的味道，他用酵素滋养土地，进行有机茶叶的种植。至此，我觉得寻到了完整的茶乡少年的故事。30年茶农经济发展的历程成为故事发展的脉络。茶农的故事就是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中演绎而来，他们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打开了思路，拓宽了生存之道。他们经历了追求经济利益和选择生态种植的考验，又在传承和发展中更新自己的观念，在传统和科技面前持有开放的智慧，最终，选择了保护青山绿水，生态种植的科学发展之路。农民的生计和梦想、和土地、和时代发展息息相关。茶农的故事让我深深体会到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关于时代叙事的可能性。

赵 平：您认为童话创作对小说创作有哪些影响？您在写作过程中又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与挑战？

王一梅：《茶乡少年》可以依靠的现实生活写作元素非常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只需要遵从生活本身去写。为了让故事具有现实题材的“营养”，我必须反复求证种茶的相关知识，这是本次写作的最大的难点：写出茶的美感，写出茶的故事，同时要准确表述茶叶知识。我在叙述故事过程中有机结合了太湖小叶茶碧螺春的品种、种植方式以及绿茶、红茶的炒制方式、冲泡方法等。有关生态种茶的知识、古茶树鉴定的方法，以及果树种植和木柴炒茶的知识。整体叙述中，实中有虚，让想象照进现实，让现实更恰如其分。减少我的主观判断，多呈现生活本身的原汁原味，让读者去感受。

为了表现西山岛的生态状况，我特意把书中人物设定为茶农的孩子吴羽峰、果农的孩子严大萍、养鸭人的孩子张桐花、渔民的孩子丁宝、养蜂人的孩子叶辰。这五个孩子代表了太湖的生态分布，具有特定的角色意义。在写丁宝时，我设定丁宝的爸爸是游泳高手，而丁宝却因为体弱被过度保护，他胆小不会游泳，在爸爸去世之后，大人们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看似柔弱的孩子却意外地站出来，让全家重新有了生活的勇气，最后，胆小的丁宝克服了胆怯，学会了游泳。

在故事情节方面，为了把故事推向更有趣，更加具有小说的质感，在故事编织的过程中，我尽可能多安排一些“意外”。比如，养鸭子的张桐花带着同学去自家画鸭子，意外发现家里的鸭子多了十几只，原来是野鸭子混进来了，原以为是好事，不料后来野鸭子把家养的鸭子都拐走了。正当损失惨重、走投无路之际，却又因茶农需要有机种植，购买了他家的鸭粪，这样一来，多多少少弥补了部分经济损失。

对于我来说，“眼前的画面”是我写作的惯例，对画面感的执着始于童话，贯穿于我所有的写作中。一个童话故事，眼前若没有画面，写的时候会不会飘忽而不着边际？在童话的写作过程中，想象的画面必须也当成真的一样，才能固定在草稿纸上。在《茶乡少年》写作过程中，我有一张写作地图，标记了各地点的标志风景，写的时候，眼前的画面会呈现色彩、线条、声音、气味以及人物，重要的是必须带着血肉丰满的感受。

书中也写了许多情感，有孩子们的童年欢乐和成长阵痛，有农民对土地的眷恋，有放弃、改变和传承的矛盾体验，也有茶乡人对未来生活，城市、远方的向往，有对茶山、茶树一辈子的爱，也有骨肉亲情……我尽可能地把情感写得立体丰满。有评论家认为我不愿意对人物“痛下杀手”，写出来的情感自然也是温和为主，我深以为然。作品中我很少对人物的行为和选择进行否定，写的情感也相对隐忍和温暖。比如写老茶农老吴离世的时候，我把时间地点选择在夕阳西下的茶树王下，又安排了一只老羊陪在他的身旁，落日余晖的光亮使死亡的描写显得也温润起来。因此，我认为，自己的童话写作和小说写作是一脉相承的。

亲近土地，看见自然生态之美

赵 平：中国是茶的故乡，中国茶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作品中有很多关于种茶、炒茶的知识，也体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您认为，儿童文学作品应该如何讲述中国故事，让孩子们更好地感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王一梅：选择写茶的故事，对我来说，是沾了地理环境的光。苏州人喝本地碧螺春、炒青是非常有群众基础的。尽管如此，如果没有和叶米英、柴志军等茶农朋友的真正相处和真切的生活体验，我想，即使我再喝上30年碧螺春茶，也写不出《茶乡少年》这样的故事。所以，要写好这类故事，要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去了解劳动者、传承者、创造者的技能和生活状况，感受他们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付出和孜孜不倦的追求，感受文化发展和生活、土地、时代的关系，从而捕捉到可以书写的故事。其次需要好好研究怎样给孩子们讲好故事，儿童文学是文学，更是儿童的文学，要从儿童的认知、兴趣出发去书写，写好少年形象，以儿童为主角、从儿童的角度去看待和参与到故事中，要理解孩子成长中面临的难题，也要写出少年成长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周围环境和社会生活给予的底气和力量。只要真的挖掘到了传统文化的故事，故事本身一定会具有魅力，会使得作品发光。接着是审美，《茶乡少年》中我刻意书写了太湖岛屿的自然生态之美、生活本真之美、劳动之美、人情之美，让可感的故事去打动小读者。

赵 平：有评论家说“这是一部从土壤中长出来的小说”，真实描摹山林自然之美、劳动之美，以及孩子与土地紧密相连的乐趣。作为一部充满乡土气息的小说，您希望小读者从阅读中收获什么？

王一梅：之所以写出土壤的气息，是因为我从小的生活充满了泥土的芬芳。我的外婆很会种地，跟着外婆我也学会种玉米、蔬菜，也曾双手双脚沾满泥土，看见四季更替，土壤孕育生命，馈赠给我们蔬菜瓜果，知道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熟悉土壤的气味，也熟悉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大自然的美让孩子内心质朴，劳动能锻炼孩子的品性。我早就想写一本书，让我表达对土地的情感，从而引发小读者对大自然、土地的热爱。《茶乡少年》的写作，刚好是写乡村的故事，写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茶的故事，所以我浓墨重彩地熏染乡土气息。一方面我调动了对太湖自然环境的回忆，另一方面也调动了童年对于土地的感受。这种感受是当下城里孩子缺乏的，希望孩子们可以通过我的文字，感受到、看见乡村之美，看见“脚踏实地”生活的乐趣，积极靠近大自然，去体验劳动之美、劳动之乐趣。

赵 平：在这部作品中，茶与少年成长、乡村振兴、生态保护、社会进步相互映衬，有人将它定为主题出版作品，有人将它定为生态小说，对此您怎么看？

王一梅：水、阳光、花草树木构成了这部作品风景描写的基本格局，生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独特意境和审美感受。如果说这是一部生态小说，或是讲述非遗传承、乡村振兴、儿童成长的故事，我认为都很合适。这个作品本身就带着这些基因。“茶乡少年”的成长离不开和谐的生态环境，他们的梦想中拥有传承和发扬“茶文化”的基因，他们在“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理念中长大，长成创造美好生态环境的新一代茶乡人，生活在继续，他们就一直在探索和前行。我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可以表达自己对于生活的态度，且夹带了对农民朋友的情感。我想，不同的定位就是不同读者对于作品的理解，每一种解读都有道理。

“生活即教育”，在一方水土中涵养孩子的心灵

赵 平：《茶乡少年》非常重视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五个孩子各有各的个性与故事，刻画得有趣有乐、有滋有味，也有当下孩子身上少有的野趣。他们身上是否有您童年影子的投射，还是基于您对茶乡孩子的观察？

王一梅：我在《合欢街》《校长的游戏》《童年的歌谣》这三部作品中，确实书写了自己的影子。但是，《茶乡少年》一书中并没有自我的投射，有的只是自身的经验，特别是童年时代对于乡村的感受。以吴羽峰为首的五个孩子，都是我平时熟悉的太湖边孩子的形象。首先是茶农和果农，在实际生活中，太湖边的茶农和果农是合二为一的，有的孩子会帮父母一起种植果树茶树，有的孩子帮父母采茶等。吴羽峰就是以我学生为原型进行书写的，我的学生遇见我的时候已经读大学了，但是在亲人和他本人的讲述中，我了解了他的成长故事。书中还写了“00后”的孩子，他们中有渔民、茶农的后代。太湖禁捕之后，渔民们上岸养殖，有的养鸭子，有的养鱼，还有一些外来的养蜂人，他们的孩子在柴志军兄弟的公益茶室里学习茶艺，只要去柴志军兄弟的茶室，就能遇到他们。

他们在茶乡的自然环境中，有着和城里孩子不一样的气质。茶乡是“放养和野生”的，孩子们满山跑，满果园、捉迷藏。他们调皮捣蛋，翻山越岭，挖何首乌、采摘野菜、摸螺蛳、捉鳝鱼，还时不时参与到成人的劳动之中，帮忙种树、浇水、采茶、摘果、去路边摆摊，生活内容丰富多彩，这些正是当下孩子生活中缺少的。我把这些写出来，是想呈现童年生活的丰富，也想呈现这一方水土中孩子的特殊性。

赵 平：这本书融入了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思考，并将教育场地拉到了更广阔的自然大环境中，转变成生活教育，是一种非常有深度、有价值的教育方式。这背后是否是您作为教育工作者的理念和希冀？

王一梅：陶行知先生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理念对我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必须通过生活来激发力量，教育应该放到大自然中；社会空间是巨大的资源库，教育走出学校，才是真正的优质教育。

结合我本人从小受到的教育，跟着家人参与劳动、观察生活，让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所以我在写《合欢街》等童年故事的时候，就提出过生态童年的理念，即拥有良好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这样的童年是生态的、幸运的。我曾经就是拥有生态童年的幸福孩子，幸福的童年成为我人生的底色和底气。

如今的孩子，应该如何成长？作为孩子的父母和一切为孩子工作的人，应该为孩子创造怎样的童年环境？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哪些是必需的养分？书中的五个孩子，个个都面临着家庭的不幸或成长的困境，吴羽峰在没有父母的陪伴下长大，但爷爷是吴羽峰最好的生活引导者；张桐花缺失母爱，并且在贫困中生活，同学间的友谊给了她力量；严大萍父亲犯错，给她带来心理压力，是种植让她重建信心；丁宝失去父亲并且身体虚弱，是同学间的友谊和老师的爱给了他勇气；叶辰先天口吃，居无定所，但老一代的茶乡人和少年们给予他无私的欣赏和爱。最终，他们在友谊、亲情、师生情中获得力量，自身向上生长的需求得到激发，成长为有梦想的茶乡少年。

自然是一本厚厚的书，生活是一本生动的书，带领孩子好好阅读、体会，这是我理解的最好的教育。

赵 平：《茶乡少年》是一次新的尝试，也是一次新的开始，您是否有计划延续这一主题，创作相似题材或相同类型的系列作品？能否谈一谈您未来的创作计划。

王一梅：很多人很惊讶，他们不知道我一个从事文字工作和教育工作的人，居然用20多年的时间和叶米英等农民交朋友，体验并介入了农民的生活。这本书是独一无二的，带着我对农民的深深情感，带着茶的芬芳、土地的坚实，少年成长的力量、青山绿水的诗意，体现了时代巨变。这是生活给予我的机会和礼物。仅此一本，没有续集。

下一阶段的写作，我想去想象的天空中飞一阵，或许要开始重新写童话了，无论是短篇还是长篇。不知道经历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增加了对生活的理解，我还能否回到彩色的梦中。

（赵平系新蕾出版社儿童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