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开端，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就文艺工作发表了很多重要论述，为新时代文艺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思想指引。这些重要论述在新时代语境下提出和阐发了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其中包括文艺与时代的关系问题。站在新的历史方位之上，习近平总书记不仅在反映时代生活与引领时代进步的有机统一中重置了这一传统理论关系，而且在这一理论关系的重置中对文艺与人民、文艺与中国精神建构、文艺发展道路与“两个结合”、文艺发展规律与党的领导等其他重要理论关系和问题作出了新的论述和阐发。为此，要全面完整地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丰富内容，认真学习领会其关于文艺与时代关系的论述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新的历史方位上认识文艺的社会地位和时代使命
将文艺发展和文艺理论与批评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当下的时代生活中加以对待和思考，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法论上的一贯传统。《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讲的五个问题都富有文艺与时代关系的理论蕴含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包含了两个层面上的问题：一个是在宏观上，将作为一种精神文化现象的文艺置于与时代生活的关系中加以对待，并从这种关系中思考文艺的各种实践和理论问题，这从根本上涉及到文艺工作和文艺研究的思想认识方法问题；一个是在文艺理论话语知识体系建构中，将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作为与其他理论问题并列存在的一个问题来研究，其中包含文艺如何在时代生活中生成与发展，以及它对于时代生活所具有的价值和作用等问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与时代关系的论述，应该同时关注到这两个层面，首先是第一个层面。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将文艺发展和文艺理论与批评问题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当下的时代生活中加以对待和思考，构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法论上的一贯传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是基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当时所面临的历史局势、中国大地上已经有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环境和任务有所区别以及当时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了许多争论这些实际存在的事实，毛泽东提出并深刻阐述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的关系，解决了当时革命文艺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服务对象、文艺源泉、斗争方式和文艺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等问题。新时期之初，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改革开放，同时党中央对文艺政策作出新的调整，基于这些变化了的时代形势，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和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时代任务重新确立了文艺的时代任务，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作出了新的论述，并期待文艺工作者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人民、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邓小平之后，江泽民、胡锦涛在历次文代会和作代会上的讲话，与毛泽东、邓小平的一脉相承，也都富有独特的时代蕴含与特质。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艺问题的论述在思想认识方法上继承了由毛泽东所开创的上述传统。这首先突出地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总是从时代大势和时代任务中思考文艺工作和文艺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讲的五个问题都富有文艺与时代关系的理论蕴含。其中，第一个问题专讲文艺在时代大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个问题专讲文艺繁荣发展的根本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在第一个问题开始，习近平总书记首先提问“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其回答则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大势来说，人类文明的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进步，没有文化上的繁荣发展，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来说，实现党的十八大确立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是长期而艰巨的伟大事业，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提供伟大精神的支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文艺担负着在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进步的要求中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使命和责任，在举精神旗帜、立精神支柱、建精神家园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及其历史使命和责任，可以说是在一个高瞻远瞩的宏大视野中准确地锚定了中国新时代文艺的历史方位。此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和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两个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等重要论断，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文艺在当今时代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习近平总书记从时代演变和文艺发展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中提出和论述时代性文艺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所讲的第二个问题中，习近平总书记不仅提出了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的观点，强调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文艺工作者的中心任务和立身之本，而且从这样的观点和要求出发审视中国当代文艺的现实状况，指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文艺创作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并对有些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质量上存在的诸多问题给予了严肃的批评。基于当代文艺面临的新的社会生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发生偏差。基于文艺家中存在的突出的“浮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家要以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精神打造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精品，要取法于上、志存高远，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人格修为。此外，习近平总书记还针对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这一新的文艺发展现实，提出要加强对网络文艺创作生产的正面引导力度，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和吸引新涌现出的文艺组织和文艺群体，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这些相关论述，为我们运用正确的思想认识方法研讨文艺问题作出了榜样。
在书写时代生活、引领时代进步中重置文艺与时代的关系
要履行文艺反映时代的使命，文艺家不能仅仅满足于跟在时代生活后面，做客观的书写者和记录者，还要自觉地立身时代生活潮头，做时代精神的弘扬者和时代进步的引领者。“代表”时代风貌，属于再现现实的问题，而“引领”时代风气，则提出了文艺对时代进步的主动历史责任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的文艺论述从学理性上对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作了深刻、辩证的论述和阐发。这一方面，坚持守正创新的思想理念，既高度认同文艺是时代生活的反映这一传统理论观念，又依据新的历史条件为这一理论观念注入了新的时代内容，强调文艺家要在以正确的历史观真实地书写时代生活的同时，还要以时代精神之光引领时代进步，要在书写时代生活、引领时代进步中进行无愧于时代的创作。
文艺是社会生活的产物，是开放于时代生活土壤之上的精神花朵，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念。列宁以“镜子”说揭示托尔斯泰创作的革命意义，毛泽东以“源泉”之喻形象揭示文艺创作的社会生活本源，都是文艺与时代关系的经典之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引述南北朝时期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论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以及清代赵翼“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等来说明文艺要随着时代生活而发展而创新的道理，还在引述大量中外文学发展史实的基础上总结说：“一切轰动当时、传之后世的文艺作品，反映的都是时代要求和人民心声。”又说：“文艺只有植根现实生活、紧跟时代潮流，才能发展繁荣；只有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才能充满活力。”此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在总结文艺发展历史规律的基础上概括论述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又说：“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基于这种历史总结与理论概括，习近平总书记进而明确提出了“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的命题，并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这一命题和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思想的深刻理论概括。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文艺要履行反映时代的使命，这首先就要求文艺家脚踏坚实的中国大地，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展现独特的时代风貌，从而使自己的创作具有当代生活的底蕴。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和强调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文艺对时代的书写要把握历史进程和时代大势，反映千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沧桑的历史巨变，特别是要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其二，文艺对时代的书写要把人民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为时代和人民放歌，在人民的壮阔奋斗中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同时，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文艺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反映出人民现实生活的无比丰富性与多样性，使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能在文艺作品中找到启迪。其三，文艺的时代书写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文艺家要以正确的历史观告诉人们真实的历史，告诉人们历史中最有价值的东西。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也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最后，文艺的时代书写还有一个文艺表达的问题。文艺家应该具有走入生活、贴近人民、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基本态度，也要有以高于生活的视角来提炼生活的基本能力，文艺创作能力的展现应该建立在基本态度之上。为此，社会生活的色彩有多么斑斓、情境有多么丰富、韵味有多么醇厚，文艺作品的色彩就应该有多么斑斓、情境就应该有多么丰富、韵味就应该有多么醇厚。总之，历史的变化和时代的进步，为文艺提供了无尽的矿藏，只有真正读懂、读透社会生活这本大书，上好社会这所大学校，才能创作出具有视野广度、精神力度、思想深度的优秀作品。
要履行文艺反映时代的使命，文艺家不能仅仅满足于跟在时代生活后面，做客观的书写者和记录者，还要自觉地立身时代生活潮头，做时代精神的弘扬者和时代进步的引领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代表”时代风貌，属于再现现实的问题，而“引领”时代风气，则提出了文艺对时代进步的主动历史责任问题。文艺要承担历史责任，引领时代进步，首先要坚持和弘扬时代精神。新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命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体内容的中国精神。思想和价值观念是文艺的灵魂和力量所在，“文艺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以反映时代精神为神圣使命”（《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其次，文艺要发挥引领时代进步的作用，还要始终把真善美作为文艺的永恒价值追求。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对改良社会风气，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文艺工作者要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用富有崇高价值、美好情感的优秀作品来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鼓舞人们追求真善美的道德境界。再次，文艺要发挥引领时代进步的作用，还需要文艺家正确地看待和反映时代生活。“文艺要反映生活，但文艺不能机械反映生活。”（《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现实生活中总是会有这样那样不如人意的地方，存在一些丑恶现象，这些现象不是不能反映，而是要解决好如何反映的问题。文艺工作者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加以取舍，把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东西表现出来，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坚持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真善美驱散假恶丑，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最后，文艺要发挥引领时代进步的作用，文艺家必须深入生活之中，立时代之潮头，历时代之风云，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只有如此，文艺才能“发时代之先声、开社会之先风、启智慧之先河，成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变革的先导”（《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那些脱离开火热的社会实践，在恢宏的时代主旋律之外茕茕孑立、喃喃自语的人，终将被时代大潮所淘汰。
新时代文艺要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
“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不仅仅应该成为文艺创作方法中需要研讨的一个理论性问题，更应该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文艺创作中自觉践行的一种文艺理念。只有拥抱光明和理想的文艺，才能给人鼓舞的力量和奋进的希望，从而发挥提振人民精神、引领时代进步的作用
在我国新文艺的发展中，关于文艺与时代的关系，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理论言说：一是由西方浪漫主义文艺观念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主义文艺观念演化而来的“灯火”论，一是由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镜子说和马克思主义的文艺反映论演化而来的“源泉”说。“灯火”论由鲁迅先生所提出，他在其作于1925年的《论睁了眼看》中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源泉”说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强调人类的社会生活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比较而言，“源泉”说更重视现实生活的反映，“灯火”论更注重理想信念的表现。中国新文艺在其发展中本来是非常富有理想主义特点的，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后一些时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政治对人们的政治理想和信念的严重扭曲以及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和市场经济大潮对人们思想观念带来的极度冲击，理想信念在一段时间里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严重失落的状态，在很多的文艺创作中，理想信念也严重缺失，甚至是被有意识地放逐了。直至今日，理想的缺失，依然是不少文艺作品存在的一个突出的问题，也是它们引起不满、招致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上述状况，新时期以来一直受到党的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在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中，都着眼于文艺与时代进步的关系，不同程度上提到了文艺对时代精神的引领问题，提出了“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等论断。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尤其重视文艺对时代的精神引领作用。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引述了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关于要改造国民的精神首推文艺的观点，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又引用了鲁迅关于文艺“灯火”之喻的原话。因为重视文艺对时代的精神引领作用，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也就特别重视文艺对理想信念的表达，强调文艺在记录和书写时代生活的同时，还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由这些论述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与时代关系的论述和理论阐发中，没有对“源泉”说和“灯火”论做片面的选择，而是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从创作方法上看，“源泉”说与现实主义相关，“灯火”论与浪漫主义相关。长期以来，由于各种因素所致，中国文艺界一直非常注重现实主义，而在不少时期则相对忽视浪漫主义。20世纪50年代后期，毛泽东提出要把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但是由于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及类似的文艺创作经常把浪漫主义导入对社会理想的“乌托邦”式演绎和艺术的极度浮夸，新时期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主流文艺界不大再提“两结合”创作方法了，浪漫主义也很少有人谈及。基于对文艺与时代关系的上述辩证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重新提出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的结合问题：“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此后，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要求文艺工作者要“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创造，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美学风格，塑造更多吸引人、感染人、打动人的艺术形象，为时代留下令人难忘的艺术经典”。由这些论述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是非常重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问题的，论述建立在对时代生活的辩证理解之上。由于时代生活中总是存在美善、光明的一面，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中总是存在着对未来和理想的美好期盼，所以文学艺术对时代和人民生活的反映就不能缺失了理想的光照，就需要以浪漫主义的情怀与之相呼应。
进入新时代以来，文艺界非常关注如何建构文艺与时代之间的关系问题。近些年来，有媒体发起了“新时代与现实主义”大讨论，意在重拾现实主义精神，介入时代生活与时代症候。还有学者在相关研讨中提出了“温暖现实主义”“新媒介现实主义”等新的提法和主张。应该说，这些相关研讨和提法对于新时代文艺更好承担反映时代的使命是有促进作用的。不过，就当下的相关研讨来看，人们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与时代关系的论述的理解和把握似乎还不够全面、不够完整，对于他所提出的“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的要求缺乏应有的重视和理论回应，相关研究不是很多。这是值得引起注意的一个问题。当今的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历史局面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化建构正面临文化冲突和集团政治日益严重的挑战，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也面临空前的内外压力和挑战，在这种国内外局势之下，文艺家既需要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反映现实和人生，也要以强烈的浪漫主义情怀拥抱光明和理想。因此，“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不仅仅应该成为文艺创作方法中需要研讨的一个理论性问题，更应该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时代文艺创作中自觉践行的一种文艺理念。只有拥抱光明和理想的文艺，才能给人鼓舞的力量和奋进的希望，从而发挥提振人民精神、引领时代进步的作用。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