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看，但凡马克思主义发挥深远正面效应的地方，都是它同当时、当地具体语境完美结合的地方，这种成功实践，既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即“第一个结合”），也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可以说，“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深化与发展，“第一个结合”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与保证，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在新的时代，我们建立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就必须深刻领会“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结晶。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第二个结合”作为其重要的构成部分，既具有中国文化主体性建设的实践意义，也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作为实践和具体历史进程的“第二个结合”，可分别上溯至20世纪40年代延安时期对“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追求，和80年代中期的“文化热”思潮。毫无疑问，这两个时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相互趋近的重要年代。那时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入思考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思考中国文化的传统因素在“新的人民的时代”的传承发展问题，从而开启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化的探索进程。“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既是这一历史进程深入展开的体现，也是理论思考深入拓展的结晶，体现了中国文化主体意识的高度自觉性，具有理论创新的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对以往中西二元论命题的扬弃。以往的中西关系命题，是一种典型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命题，常常使我们感受到取舍的困难与困惑，“第二个结合”的提出，表达了建构新的“文化共同体”的尝试，是对传统二元论思维模式的扬弃。它不是片面地强调马克思主义，而是聚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化取向。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占有重要位置，它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同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政治经济上的生动实践，也提出了文化上的相应要求，“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正是这一要求的体现。“第二个结合”呼吁复兴传统文化中的当代价值和人民性内涵，是与包容、互信和平等联系在一起的，因而能够在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结合中大放异彩。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恰值中国共产党诞辰百年之际，这是“第二个一百年”的关键节点，也是中华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并产生越来越大影响力的新时代。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深入展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关系命题日益凸显。“第二个结合”的提出适应了这一历史要求，具有“中国叙事”的独特价值。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首先体现为站在中国的角度，以适合中国的话语体系重释中华传统文化。这与直接借用西方话语来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的做法明显不同。以往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主要建立在西方话语和范畴的基础上，我们在这种认知中所能见到的，只是西方文化的“倒影”和对西方文化的靠拢。要想建立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性，必须建立适合中国的话语体系，“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提供了依据与方向。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具体问题出发，而非从概念出发；要从具体语境出发，而非从超越历史的抽象原理出发；要面向未来，而非回到过去。这就要求我们，既要重构传统文化的当代合法性，也要建构具有“中国式现代化”内涵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还体现在对传统文化人民性内涵的重新确认与当代建构上。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可以说，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与核心所在。“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重建传统文化的人民性内涵提供了思想基础和路径保障：我们要建立“以人民为中心”（即“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指向，并最终接受人民考验的人民文艺。这样的文艺，不仅具有特定时代的独特性，也具有超越具体时代的普遍性，能够将当下的优秀文艺纳入进来，共同汇聚成为“人民文艺的大传统”。

“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还体现在民族精神的历史重构和当代阐释上。通常认为，民族精神是国民性命题的重要体现。然而在中国，国民性命题与“五四”以来的文化启蒙联系在一起，其提出之初偏向于对“劣根性”的强调，结果导致长期以来，国民性与“劣根性”之间几乎画上了等号，国民性命题受到了严重的误解，并以窄化片面的形式呈现。历史地看，针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与批判，对认识与改造传统中国自有其不可磨灭的社会价值，但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中国人民的素质有了极大的提高，民族精神也具有了新的内涵。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为我们重新阐释国民性命题和民族精神提供了思考路径，指向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内涵，是人性命题与中国叙事的辩证结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牢扎根。”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扎根中国并发挥深远影响的过程，就是“第二个结合”的“中国叙事”价值逐渐显现和凸显的过程。它的提出，既使得传统文化的重新定义与当代阐释成为可能，又意味着中国与世界关系的重新叙述；既是崭新思维方式的体现，又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未来视角；既是从中国立场出发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又是“中国叙事”的新时代呈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呼唤新的“中国叙事”的出现。

（作者徐勇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郭良干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