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学大省，江苏文学批评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传统。陈瘦竹、吴奔星、叶子铭、许志英、曾华鹏、陈辽、范伯群、董健、叶橹、黄毓璜、丁帆、朱晓进、王尧、王彬彬、汪政、丁晓原、季进、何平等一代代文学批评工作者承前启后，薪火相传，为江苏文学批评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再加之省作协及宣传部门的着力培养，尤其是“江苏首批青年批评拔尖人才”等项目的实施，让一批更年轻的“80后”批评工作者走上前台。如此齐整的青年文学批评队伍，不禁令人羡慕。
这批年轻的批评工作者有着良好的学术训练，或供职于高校，从事现当代文学的教学科研工作；或身居作协系统，承担与文学现场高度相关的行政和编辑事务。在工作之余，他们以不同方式投身文学批评事业，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文学成就。这批有思想、有态度、有锐气、有实力的文学青年，不仅是江苏青年批评的中坚力量，更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代表。大概正是由于他们在性格禀赋、才情意愿和工作实际方面的不同，这批年轻的批评者都显现出迥然相异的风格特点，由此也在青年创作高度趋同的今天，极为难得地呈现出批评的丰富和多样。而他们的诸种工作，也顺理成章地引起了我们关于江苏青年文学批评原则、方法和可能性方面的深入思索。
沈杏培无疑是江苏青年批评家的翘楚，他将自己多年的研究心得以“新时期小说的历史叙事”和“新世纪小说的现实书写”的论题分别呈现，从他先后出版的《盛宴与废墟》《理性与抒情》《镜与针——新世纪文学论稿》等专著中，不难领略他独具风格的批评原则和方法。沈杏培一直牢记导师朱晓进教授提出的学术中既要专注“堆堡垒”，又要适时“竖红旗”的建议。近年来，他在“当代文学的历史（现实）叙事”方面“深耕细作”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课题，如“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强行关联指谬”、灾难文学的叙事伦理，以及李洱小说中的“费边幽灵”等，都是他孜孜以求地发出自己“独特声音”的标志性成果。
从高校转入作协工作的何同彬，显然有了更加靠近文学现场的批评优势。这种工作的变动，对于一位极具现场感，以直言不讳的批评“刺客”著称的青年批评者来说，其实再好不过了。在回顾自己的批评工作时，何同彬曾笑言：“我不敢说自己是一个杀手，但我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践行了我后来特别推崇的一种批评，就是直言式批评。”所谓直言，即是说实话、说真话，这个说起来容易的概念，在今天的批评界却是极为稀缺的素质。它既要求批评者的胆识和锐气，更包含着不凡的见识和才情。不过近年来，我们再难见到他严肃而锐利的文字了。从创作杂志到批评期刊，工作的实际变动让他变得“沉默”了许多，用学生们调侃他的话说，变得越来越“慈祥”了，这未必是一件坏事，反而意味着一个更加成熟而审慎的“自我”的逐渐形成，带着体恤和温度去对待每一个文本，去重新理解批评的价值和意义。
提到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李玮，我们大概都会惊异于她从鲁迅研究转向网络文学研究后所取得的成就。对于依托“江苏网络文学研究”课题的契机，一头扎进网络文学领域的李玮来说，作为“Z时代”新思想、新思维、新生活产物的网络文学的蓬勃想象力和创造力，显然是传统文学难以比拟的。事实上，她的网络文学研究一直有一种立足江苏，放眼世界的眼界和胸怀。如其所言，她开始接触网络文学是因为承接省社科课题，并编撰《江苏新文学史·网络文学卷》。随着研究的深入，她越来越意识到，中国网络文学正在用想象力和创造力搭建属于自己的元宇宙，这“既是中国文学的第一现场，也是世界文学的中国故事”。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网络文学研究和批评就不仅仅是一项“纸上的事业”，而且还能成为一种理性、专业，并具有参与性和对话性的“行业坐标”，其本身恰恰是对大众情感、大众想象、大众经验的“情感性现实”的透彻研究和分析。
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以诗歌研究和批评著称的李章斌。在“九叶”诗人研究方面，他力图还原诗人的真实状态，从诗歌的语言策略与历史关联的角度为其定位，并力图进行一些理论的“去魅”，由此试图挖掘这些诗人写作的“当下性”，而不仅仅把他们视作一串文学“功德簿”上僵死的名字。无论是“九叶”诗人，还是新诗的“音乐性”，抑或当代诗歌的语言与伦理问题，都是李章斌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对于热闹非凡的当下诗歌批评，李章斌自有其坚守的原则。他时常引用奥登的名言，“批评拙劣的诗人，有害人品”。如果去褒扬一个拙劣的诗人，就意味着扭曲自己的批评尺度，这显然是对个人品质的巨大伤害。因此对于批评，他总是不断提醒自己，要努力做到“诚实”和“定力”，这显然涉及批评层面更高的原则问题。
被何平称为“跨越边境者”或“越境批评家”的叶子，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出身，她一直关注的是“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问题，所展开的文学批评视野也多与此相关。事实上，这里的“越境”至少包括两层含义：其一是跨越国境的研究者。叶子关注老牌的英语文化刊物《纽约客》，研究这份美国中产阶级杂志所呈现的中国形象问题。这无疑要求她有开放的学术视野和敏锐的文学嗅觉，从东西方文化之间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处发现至关重要的问题；其二是跨越学科边界的批评。在以现当代文学研究者为主力阵容的当下批评界，叶子跨越学科边界的批评身份无疑是独树一帜的。尽管只是以书评和杂谈作为其文学批评的主要呈现方式，但作为安吉拉·卡特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译者，叶子极为自谦地称之为“不确定性”的文学批评，其可能性其实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她的文学趣味、敏锐的洞察力，以及语言的感染力，也是对今天文学批评弥漫的“论文腔”的及时矫正。
大概是因为供职于江苏作协的原因，韩松刚会不由自主地将批评的对象聚焦在以江苏为锚点的众多“江南作家”身上。如他在《词的黑暗》中所呈现的，无论是范小青、余华、麦家、刘亮程、胡学文等当代重要作家，或是汤成难、孙频、郭爽、项静、三三等活跃的女性写作者，他们都有着大体相似的地域身份。在《当代江南小说论》中，他别出心裁地提出了“当代江南小说”概念，显然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延展性。这既是在当代小说发展史的框架下探讨特定地域作家作品的文学风格和美学追求的重要契机，又是以地域文学研究为中心对整个江南文化的辐射和考察，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向相对宏阔的区域视野和文化视野迈进的态势。他在“江南小说”的框架中，对地域文化之下的文学对象展开多维度的考察，详尽分析其形成与发展，意义和局限，这既显现出他出色的理论概括力，又彰显出相对敏锐的审美感受力，对于深化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研究，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任教于苏州大学的臧晴同样有着极为鲜明的域外视野，她常年关注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及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问题，也时常参与当代女性文学与文化议题的讨论。但臧晴的研究更侧重于问题探讨，而对作家作品的及时批评并不热衷。在她这里，即便是对当下创作的及时跟踪，也力求将其放置在历史长河中进行参照比较。因此我们能够非常明显地看到，臧晴的文学批评包含着清晰的“时间差”，她更习惯于理论和方法上的审慎选择，更侧重围绕作品和现象的嘈杂声音沉淀之后的“再解读”。这类更加学院化的、“慢半拍”的“勘探”工作，无疑有着令批评落入“小心求证”境地的“危险”，也与何同彬所期待的“锐利”和“直言”大相径庭。然而，追溯源头，返回现场，终究是我们探索文学现象内部脉络与文化语境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更加透彻的研究与批评的重要前提。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发现臧晴批评工作的意义所在。
在传统的文学史研究之外，年轻的刘阳扬更加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将更多的精力倾注到近些年来蔚为壮观的科幻文学研究上。在她看来，科幻文学不但具有光怪陆离的未来想象，还具有深刻严肃的现实指向，不仅包含对于当下社会的深切体会，也能发现极为微妙的“后人类”景观。在专著《中国当代科幻小说的知识分子叙事研究》中，刘阳扬既能深度介入文学现场，“进驻”作为亚文化圈层的科幻世界，同时又能严肃回应五四新文学以来就不断回响的所谓知识分子叙事的重要议题，由此体现出将新潮的科幻小说纳入经典文学史研究序列的勇气和魄力。这当然也体现出她一直倡导的，将史料梳理和文本批评、“学科化”与“现场感”有机融合的批评方法。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