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先
在马克思主义文论中，经常被人提及的一个问题是：艺术生产的发展与物质生产的发展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马克思以史诗为例指出：“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如同庄桂成晚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社会与文艺之间的不平衡只是微观的不平衡，从长时段来看，两者在宏观的总体性上是平衡的。比如18、19世纪英、法等国家，文艺复兴与经济贸易及后来的工业革命对生产力的提高，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与资本主义的发达之间彼此是互为促进的。
这涉及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问题，置诸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来看，情形更为明显。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确立、嬗变与更新，内在于这个历程之中，同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实践的进程关联在一起，成为其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时势与人之间的互动，历史实践本身决定了文学的起伏。
尽管在后见之明中，人们常用现代化来回溯式地追述总结历史，但其本非中国本土自生的概念与观念，而是伴随19世纪以来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扩散和殖民主义入侵而兴起的观念，原先在东亚区域循着自身路径前行的王朝帝国被迫重构自己的观念系统，此前同域外交流的模式发生改变，从想象中无远弗届的独步“天下”进入到“万国”竞争的国际环境之中。因为西方的技术、军事、商业的强力，源自于欧洲的地方性成为一种全球性，全球的地理与权势版图被改写，相应地带来欧洲之外地方在文化、观念和价值上的重塑。广泛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化由此启动，近现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天翻地覆的变化带来古典文学向现当代文学的转型。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变迁也有一个艰难建立自身主体性，并探索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从历时性的文学史分期来说，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在历史叙述中形成了生物式的生长递进隐喻，代际划分从来也不是日历时间，而是因为秉持了不同的理念；就文学观念来说，中国文学在译介西方现代文学观念的过程中，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改造古代文学，并发明创生了现代中国“新文学”，并且在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过程之中，结合本土实际，形成了“人民的文艺”的理念和实践；从文学形式与技巧来说，广泛将古今中西的遗产进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拿来主义”式传承与扬弃，不仅有效继承与创新了文人作家创作的书面文学，同时打捞并汲取了广大人民群众创造的各类民间口头文学，更因应时势，在电子媒介时代引导并壮大了网络文学的发展。
基于此，中国文学实现了对传统士大夫精英古典文学和以个人为中心的现代西方文学的双重超越，走上了继往开来、守正创新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一条独立自主的探索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从近代以后的深重苦难走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从来就没有教科书，更没有现成答案。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正是这样一条独立自主的探索之路，是先进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凝聚在一起开辟出来的。
如果将近现代联结一起，那么近代文学用梁启超的话来说是一个“过渡时代”的文学，本土既有的美学观念、格调趣味与文学形式，同外来形形色色的文学颉颃辩论，无论是时务派还是“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倡导与践行者，无论从技法到观念，都处于交织、杂乱、浑沌的状态。从早期“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向“泰西”的转换，意味着传统文学理念在那一个时期的节节败退，西方现代文学观念逐渐取代本土的观念，进而成为一种标准。近现代文学的现代化是一种“单向街”式的输入、模仿和学习的过程，特别是早期的现代化某种程度上化约为“西方化”，可以视为试图在“以夷为师”基础上进行“文化战”。固然“西方”本身充满了异质和多元，但在文明论立场上它们是作为整体的面目出现的。
内外情境的交叠，带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文学天才“成群地来”的现象，在经典理论家和作家的示范性作品中，现代文学得以确立其基本形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及西方内部思想的反思，加上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冲击和社会主义理论的传入、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利所暴露出来的强权现实，促使先进的知识分子从强势国家与文化所主导的“世界主义”迷思中觉醒，进而使得民族主义激进化，反过来刺激了依循西方化语法的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诞生。尽管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团体内部也同样充满复杂的张力与斗争，然而让“现代文学”得以确立的无疑是关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断裂性思路，在主流的文学思潮中，“中”与“西”则成为“传统”与“现代”的换喻。即便是摆脱了“欧风美雨”的“以俄为师”，从逻辑上来说也只是“以夷为师”的升级版。
不过，随着社会主义的传入，开始突破了资本主义国家所垄断的“现代化”解释权，用李大钊的话来说“现代之文明，协力之文明也”，而不是跟随某些先发国家之后亦步亦趋。当“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成为先锋，科学的社会化、文化的平民化指向以人为本的发展时，国民的、写实的、社会的文学成为一种追求，也让曾经一度处于被压抑和遮蔽的底层、民间和少数族群的文化的地位有意识地得以提升。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接受者，更多秉持的理念是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统一，在以“立人”为主导的现代文学观念中，这不啻为“人”的扩张，“个人”开始向“人民”发展。
到20世纪第一个十年末，陈独秀已经指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不是人民的民主，而20世纪的民主应该是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要求权利的旗帜。根据马克思学说组织创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党，作为革命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成为历史的选择，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人开启了此后共产党人的政治与文化。民主与科学是底色，但囿于国内军阀混战、政党政治之争、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等多种因素，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与道德则无暇顾及，这就是所谓“救亡”压到“启蒙”，五四时期提出的“穆勒尔姑娘”（道德）在文学中的反映，也更多停留在打破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束缚之上。
在共产党人的革命实践中，对于“启蒙”的理解发生了深化，从单一的“盗火者”情结，即从西方取得现代化真经的思路，转向了立足于本土精英传统和民间文化的实际，以及同西方文化的结合。“启蒙”从单向度的精英自上而下的教化，转成了自上而下与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相结合的互相教育的过程。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现代化走向其中国式路径的尝试。在文学中的体现，就是三十年代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到四十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此后共产党人一系列的改革与尝试，最终凝聚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确立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的论述。
以人民的福祉为目的
“当代文学”在一般文学史叙述中，其关键性节点被放置在政治史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时间开始了”。如果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路中，那它则可以前移到1942年。但是，确立某个明确的开端是一种神话，因为历史的进程并不是那么清晰明朗、斩钉截铁，在具有较强稳定性的精神文化层面更是如此。与外在的技术器物生产和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规定性的组织制度创造之外，文艺的生产创造往往无法一蹴而就，而有着顽固的惯性。因而，在社会主义新文艺、新文化和新人的重铸中，会发生形形色色的洄流、僵化和过激举措。挫折与创伤作为历史之恶难以避免，也无需回避，直面教训是为了提供镜鉴。
当代文学的最大理论贡献，是“人民文艺”的生成。这不仅仅是“人民”作为历史主体从政治理念中的移植，更是在历史与现实基础上融合中西方经验的创新，它的“文艺”突破了现代“纯文学”的自律观念，既保留了经历曲折而典型的现代文学观，同时也将原本被侮辱与被损害民众的口头文学纳入进来，用制度化方式进行作家教育和作品修改，组织群众文学生活，让个人创作与集体创作并行，这是真正的“人民文学”。它同1954至1965年间形成的“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国防、科学技术）的宏伟目标是相互配合与成就的，不能简单地在“工具论”中将其狭隘化，因为文学现代化的一个基本途径就是理念先行，就如同无产阶级在同资产阶级作斗争时是先取得先进性文化的领导权一样，现代文学是观念先于实践的。尽管其演进的过程中因为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发展而出现了挫折，在“新时期话语”中重新经历了新的“欧风美雨”的洗礼，但此际这一路径已经迥异于五四时代——社会主义人民文学作为一种遗产，渗透在新的“西化”过程内部，并且一度在对弱小民族的关注和与第三世界人民文学的结盟中（如亚非作家会议和莲花奖），输出了自己的价值观。
21世纪以来，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文化自信日益得到张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得以巩固，中国文学也走出了西方文学话语，并且在具有通约性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上做出了独特的价值上的创造。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继承与融合了中西方古典文学传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和改革开放以来的动态现实观察与应对的结果，逐渐在探索中寻找到自己的道路。这个探索过程总是与社会现实语境密切相关，是整体性中国式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当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趋于自觉，中国式现代化是整体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国防的全面现代化，是基于中国悠久历史的持续奋斗、中国的生动现实实践的新型道路，改写了西方先发国家长期垄断的现代化的定义。“新时代”中国文学超克了“新时期”以降的个人主义又吸收了文化多元主义的部分合理性，其特点在于强调本土美学传统、文化自觉和现实关切，尤其是价值观念上的独立创造，也就是说开始从“单行道”走上“双行道”，从“以夷为师”走上融合创生。文学的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世界主义的幻想，隐含着民族主义的内涵，同时有着国际主义的视野，以中国大地的现实人、物、事为起点，以人民的福祉为目的，而指向于全人类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