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翔

古典神话是大众文化中重要的文化资源。整体来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众文化场域中古典神话的运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在新世纪之前，在以现实主义美学为中心的主旋律文化语境中，古典神话由于其广泛的民众基础和经典性，成为大众文化场域中幻想文化的主要类型，且其思想内核贴近传统与主流文化，与现实主义美学形成了独特的叙事张力。在新世纪之后，市场化语境的深入和新媒介文艺的发展，深刻改写了文化语境，使得幻想文化逐渐成为流行的文化样态，神话的呈现方式更加多元。古典神话的阐发具有了更强烈的个性色彩，表现出更为复杂的文化取向。

从具体文化类型来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系列作品《哪吒闹海》《人参果》《天书奇谭》《葫芦兄弟》《九色鹿》，以极具民族特性的美术风格对传统神话故事进行了改写。这些文本具有丰富的时代寓意，凸显了人民性视角中的善恶观念。当然，这一时期的美术片主要以少年儿童为受众，对神话和幻想题材的挖掘较为简单和纯粹。80年代影视剧中部分古典神话的表达亦延续了这一特质。早期作品《济公》（1985）、《八仙过海》（1985）都取材自民间传说，有着质朴的民间价值伦理的表达：神仙并非在玉阙天宫，高不可攀；相反，神仙混迹于尘世，以奇妙的法术惩恶扬善、劝导世人。在《八仙过海》中，与市井红尘的烟火气息、淳朴人情相比，天宫、龙宫显得秩序森严、阴险诡谲。这种巧妙的对比，显现出大众所渴求的神仙与世俗世界的亲和，乃是一种“人民本位”的神话世界观。

此后的《西游记》（1986）、《封神榜》（1990）等电视剧顺承原著本身的浪漫想象，建构出宏大的神话世界观，给予国人莫大的审美冲击。有趣的是，这些作品尽管彰显了“超现实”意味，在意义模式上却力求与主旋律话语的融汇。《西游记》以“取经”耦合了彼时上下求索的改革开放之想象，近乎完美的孙悟空形象体现了时代洪流中对于英雄伦理的呼唤。《封神榜》则以大量近乎奇观化的表达，展现了纣王的残暴不仁，建构了文本的艺术品质。在90年代，部分神话作品依然具有颇为鲜明的“主流”特质，不过其内核从政治层面转向了传统文化层面。《新白娘子传奇》（1992）通过白娘子这一融汇妻性、神性、母性、社会性于一体的“完美”形象，构建了传统伦理中极致的女性想象。动画电影《宝莲灯》（1999）将动画的受众拓展到成人群体，但其特色在于宏大优美的场景与画面塑造，其意义模式延续了美术片的纯粹，以传统文化的孝道架构起整个故事。在此，无论是民间视野、主流话语抑或是传统伦理，都体现了古典神话偏重呈现主流价值的特质。有趣的是，此类作品几乎都被经典化，使得相关神话故事其后虽被反复改编和重述，在意义模式上始终处于经典神话文本“影响的焦虑”中。

不过，90年代市场经济的崛起，以及海外新的文化思潮的流行，已经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神话叙事，使其逐渐产生深刻的变化，这一点在幻想文化日益繁盛的香港有着得风气之先的呈现。徐克的《青蛇》（1993）取材于李碧华的小说，以独特的美学和伦理视野探索了白蛇传故事中的欲望表达，颠覆了民间想象中的故事样貌。周星驰参演的《济公》着力于探索人的命运能否改变这一深刻命题，以笃信人性力量的降龙（济癫）嘲讽操纵凡人命运的众仙，成为最早解构传统神话世界观的文本之一。此后的《大话西游》（1995）在艺术上更为成熟，在对《西游记》的戏仿中探索了神仙与凡人的伦理界线，进一步凸显了世俗情感的可贵。此外，新加坡的《东游记》（1998）重构了“八仙”的故事，将质朴的民间想象转变为宏大的神话谱系。港版的《西游记》（1996）、《封神榜》（2001）对原著故事有很大的改编，强化了爱情、亲情等更为“当代”的文化元素。而到世纪之交，大陆也逐渐有了对神话的创造性发挥。《春光灿烂猪八戒》（2000）、《西游记后传》（2000）从《西游记》的世界观延伸而来，仅就人物的塑造和故事的逻辑来说，取得了显著成功，其文本不仅没有破坏原有的世界观，且在86版《西游记》的基础上拓展、强化了猪八戒和孙悟空的形象，可以视为一种延续主流审美特质的神话书写创新。

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消费主义、大众娱乐的深入和网络文化的崛起，人们对于古典神话的想象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神话开始褪去较为严肃的伦理气质，追求更为娱乐化、更具时代文化特色的呈现。在《宝莲灯》（2005）、《欢天喜地七仙女》（2005）等神话题材电视剧中，出现了非常显著的言情元素和娱乐元素。《天外飞仙》（2006）则几乎褪去民间传说的影子，以复杂的言情模式重新演绎了董永与七仙女的爱情传奇。《活佛济公》（2010）非常喜剧化、言情化的癫狂表达，代表了神话剧偏重娱乐化的风格转变。而在电影领域，神话题材相对较少，且围绕《西游记》等经典IP进行反复开发，其娱乐意识更为突出。在这一过程中，古典神话的伦理意涵和幻想美学逐渐消解，融汇在言情、喜剧等时代文化主题之中。与之相比，反而是《魔幻手机》（2008）这样融汇科学与神话世界观的作品，体现出丰富的想象力和奇妙严谨的故事逻辑，给予古典神话以新的审美可能。

古典神话在动画电影领域的呈现，是其近年来最为重要的表达方式。此类文本借助动画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发展了神话世界观的想象力与审美呈现。不过，在浪漫瑰丽的神话世界观之下，意义的阐发依然是神话想象的关键。《大鱼海棠》（2016）的神话世界观在美学层面非常成功，但个体的情感与宏大的神话世界之间产生了显著的意义错位，表明神话的普世性和时代大众的个体化方式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在《大鱼海棠》对“现代神话”的尝试遭受挫折之后，动漫电影遁入到古典神话这一“稳定”区域，但又不得不重新赋义古典神话以契合现实。在这些作品中，取得成功的文本都是对个体意义的重新建构。例如《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由大圣所引发的“中年”形象，《哪吒之魔童降世》对于当代艰难的亲子关系的呈现，《白蛇：缘起》对于两性关系的重新想象等。但凡涉及神话世界观整体意义和政治伦理的建构，此类文本大多陷入语义的单调和混乱。《姜子牙》《新神榜：杨戬》等作品对于“上位者”政治伦理的解构含糊其词，语意矛盾。“白蛇三部曲”先后凸显了现代、未来（赛博朋克）、古典三种时间视域和美学风格，显现了古典神话在其古典形态和当代多元文化语境的交错中，无力建构整一、协调的意义模式。这种情况同样延续在电影《封神》之中，其表意融汇了中西文化元素而显得暧昧与含混。这些困境显示出，古典神话的当代转换始终匮乏基于神话谱系的整体思路。

在所有的古典神话文本中，《西游记》以其单元故事的丰富性和文本意涵的多重解读空间，成为最为经典、改编次数最多的大众文化神话文本。《西游记》的意义转换也成为古典神话构建当代意义的典型文本。整体来看，新世纪之前的《西游记》代表了《西游记》意义的古典时代，它由86版《西游记》所树立，以“取经”这一叙事映射改革开放这一现代性语境中的宏大政治图景，彰显了锐意进取、百折不回的时代精神。但其中隐含的线索则是孙悟空从大闹天宫的反叛英雄，融入取经团队，成为委曲求全、隐忍坚韧的大师兄。英雄的棱角被磨平，融入集体性叙事之中，这是“取经”所表征的现代性叙事对于反秩序英雄的磨灭。

在此之后，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和后现代语境的开启，现代性叙事逐渐被个体化叙事所取代。作为《西游记》主线的取经叙事逐渐让位于聚焦孙悟空命运的英雄叙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深刻呈现了这一点，孙悟空的爱恨情仇成为文本的主线，而“取经”叙事成为文本最终的“大他者”，一种不可逃避的秩序和命运。《大话西游》在网络空间的“经典化”并非偶然，意味着网络新媒介建构的游戏化空间叠加后现代语境的审美新变。深受其影响的网络小说《悟空传》则以更加叛逆的姿态，将《大话西游》中浮现的秩序阴影转化为一种冷酷的权力想象，从而彻底反转了《西游记》的意义体系，构建出总体上的“黑神话”氛围。此后，《西游记》的改编不断聚焦于孙悟空与秩序的张力，以其英雄性的失落表达复杂的社会情绪。无论是《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中精神沧桑、英雄不在的孙悟空，抑或是歌曲《悟空》中心绪难平、难敌世道的孙悟空，都体现了这一复杂的精神面向。

而《黑神话：悟空》吸收了新媒介时代的“黑神话”美学传统，对孙悟空英雄性失落的主题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发挥。与《悟空传》相比，孙悟空同样在权力秩序面前肉身陨灭；但游戏文本所建构的“天命人”角色，则带来了重走取经之路、追逐英雄伦理的新可能。不过显而易见的是，《黑神话：悟空》的成功主要依托于其构建虚拟真实的场景建构和美术表达。在作品的悲剧美学和游戏的狂欢化氛围之间，以及作品对于仙佛世界观的解构和美术层面上对古典（佛教）文化的表达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错位。换言之，作为第九艺术的《黑神话：悟空》更多是因其媒介美学特质而获得普遍化的认同，但其“黑神话”的意义模式则更多作为一种文化奇观得到理解，且其故事模式处于未完成的混沌状态。

《黑神话：悟空》的这一独特文化症候也彰显出，古典神话的当代意义阐发，在古典性和创新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普世性和个体性之间，仍在不断探寻更为协调的形式和内容。

（作者系西北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