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故鼎新，人文化成，置身“两千年未曾有的历史巨变的合题阶段”，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以文艺的方式参与新时代的文化创造，努力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文学的磅礴力量。“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深度感通宏阔的时代消息，以“第二个结合”蕴含的思想精义指导文学批评的理论创新，在破除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中建构融通古今、会通中西的文化和文学史观，并以此为基础有效促进中国古典文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切实推进文论的“中国话语”的建构，兼以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多样文体开启主体感通创化、下学上达的开阔面目，是新时代文学批评的理论创新与文化创造的要义所在。
新时代文学批评的文化创造，既是文学批评因应时代语境之变的自然调适，也是批评主体深度感应文化、思想和文学之变，完成作为历史和实践主体的自我建构的过程。这种建构既是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个体在因革损益的意义上的自我塑造，也是在更为广阔的中华文明连续性中建构“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创造。其意义至高至大至远，“有了文化主体性，就有了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五四”迄今百余年中国文化和文学问题，以此最为紧要。
“第二个结合”与古今中西融通的新境界的展开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打开的思想、精神空间为核心，融通其他文明成果，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是“第二个结合”的要义之一。“第二个结合”召唤一种宏阔的理论和文学视域，一种奠基于中华文明核心义理且能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精神视野
自晚清开启、至“五四”强化的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及其所形塑之今胜于古、西优于中的观念，有其复杂的历史根由，亦曾在特定历史时期发挥其更化改制的创新创造意义，但在文化、思想及现实语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新时代，其局限性十分显著。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无论是对内提升先进文化的凝聚力感召力，还是对外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都离不开融通中外、贯通古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在“第一个结合”持续推进的基础上，“第二个结合”应运而生，包含新时代文化创新创造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所打开的思想、精神空间为核心，融通其他文明成果，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是“第二个结合”的要义之一。从步武西方到反求诸己，需要思想和文化观念的结构和范式之变。如万俊人所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仅具有文化历史资源的‘外部条件’意义，而且本身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内在构成部分”，“‘第二个结合’是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构和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步骤”。还如何青翰所论，以“第二个结合”为思想指导，“中国激活了以‘家国天下’为代表的文化精神与制度设计”，并将其“转化为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现代文明成果”。在“‘两个结合’的递进式发展中，中国人民重建了安身立命的文明秩序，巩固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为解决21世纪以来的人类秩序危机以及探索更好的人类生活方式贡献中国力量”。也就是说，从走向“世界”到创造“世界”，不仅是文化精神观念的外向追求到内向创造的思想路径的范式转换，还是中华文明连续体在因革损益意义上的全新创造，最终则落实于中国人足以安身立命的文化观念慧命相续、生生不已的向上之路。这是具有思想、文化、精神全备意义，可以贯通上下、沟通物我的整全式的系统创造。
“第二个结合”召唤一种宏阔的理论和文学视域，一种奠基于中华文明核心义理且能为世界文明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的精神视野。这必然要求创作主体抑或理论主体拥有一种宽阔、复杂、灵敏的总体性视野，一种“中国之为‘中国’的总体性、‘中国故事’的总体性，一种1840年以来现代性进程之中的总体性”视野。因此，如李敬泽所言，在新的时代建构“以中国为中心的总体性视野”，是对这个时代文学的“根本考验”。回应这一考验，既关涉文学和理论观念的新变，也关乎文化主体性的时代创造。没有甚至无力回应这一紧要和迫切的理论和现实命题，也就难以从根本意义上完成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
文学史观念拓展的路径和方法
“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秩序重建”，不仅可以重构思想和文化观念，亦可进一步落实于当代文学史观念的调适。“五四文学”和“延安文艺”的贯通，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融通虽各擅胜场，且各有其重要的理论创造意涵，尚不能打开新时代文学批评的全新图景，还需以此二者为基础，完成新的融通的文学史观念的建构
“第二个结合”所蕴含的“秩序重建”，不仅可以重构思想和文化观念，亦可进一步落实于当代文学史观念的调适。其核心议题有二：一是如何理解和处理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降的文艺传统的连续性及其意义；二是如何在连续性视野中打开古今融通的文学史视域。
“重返‘人民文艺’”，抑或“重新打开50-70年代中国文艺”是回应并解决第一个议题的重要进路。对为何以及如何“重返”，罗岗有极为深入的说明，“在新形势下重提‘人民文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经验，并非要重构‘人的文学’与‘人民文艺’的二元对立，也不是简单地为‘延安文艺’直至‘共和国前三十年文学’争取文学史地位，更关键在于，是否能够在‘现代中国’与‘革命中国’相互交织的大历史背景下，重新回到文学的‘人民性’高度，描绘出一幅完整全面的20世纪中国文学图景”，从而“召唤出‘人民文艺’与‘人的文学’在更高层次上的辩证统一，‘五四文学’与‘延安文艺’在历史叙述上的前后贯通，共和国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在转折意义上的重新统合”。正是这种统合的“未竟”及其“难度”，张均以为未有切实的观念推进前，“当代文学应暂缓写史”，但仍以其对“重新打开50-70年代中国文艺”路径和方法的探讨，回应上述议题。超克“清流/自由主义视角对此种文艺所从属的‘政治’的他者化理解”，进而“着力澄清革命政治的真正内涵”，才能“重新打开50至70年代中国文艺的问题空间”，发现此种文艺“之于当前文艺创作与话语建构的价值”。就根本意义而言，此说的核心指向，与“重返‘人民文艺’”深刻相通，皆是尝试促进深入理解延安文艺的连续性及其观念和实践价值有意味的进路。其意义有待进一步延续和展开。
如何理解和处理中国古典文学与“五四”以降的新文学的内在关系，始终是考校当代文学史包容性和概括力的重要一维。受制于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困局的消极影响，“五四”以降的新文学被视为是在古典文学之外别开一路，其基本资源为域外现代思想和文学、文化传统。此种观念已成限制当代文学及批评视域拓展的“问题的核心”。如吴义勤所论，“近代以来，中国文学曾一度落后于世界，现代文学曾以‘仰视’的姿态在‘五四’和20世纪80年代经历过两次大规模的‘拿来主义’阶段”。由此形塑之文学和文学史观念延续至今，已愈来愈凸显其在阐发新的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时的局限性。时至今日，“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已经进入了与世界文学同步发展的‘平视’‘对话’阶段”，超克固有的文学史和理论观念的局限正当其时。以“第二个结合”所开启的思想空间为基础，促进并完成中国古典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融通，亦即将“五四”以降之新文学视为中国古典文学因应20世纪新语境之变的自然调适，其与后者存在着极为鲜明的内在连续性，即可建构古今融通的“大文学史观”，为新时代文学打开更为宏阔、丰富的观念和文学审美资源。由此，可以逐渐促进文学史由“外造建构”（即以域外文学和理论观念为基础的观念建构）转向“内造建构”（充分理解中国文学传统的基本特征并将之融通、转化后展开的新的理论创造），真正完成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观念的古今融通和时代创造。此一路径之观念和方法论意涵，以颜昆阳的相关论述最为典型，也最具代表性，其所论重心虽在古典文学，思路却可以延伸至当代文学。将其所论扩而大之，即可敞开足以融通古今中西、更具时代和现实意义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空间。
“五四文学”和“延安文艺”的贯通，中国古典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融通虽各擅胜场，且各有其重要的理论创造意涵，尚不能打开新时代文学批评的全新图景，还需以此二者为基础，完成新的融通的文学史观念的建构。贺桂梅以“文明”“文化自觉”“民族形式”等概念融汇的新的理论视域可做重要参照。依贺桂梅所见，“‘文明’视野能打通古今、提供一种重新看待传统与现代关系的阐释”，也就是“同古今”。在此，“世界被认为是多元的，中国被承认为一种自足的文明体，它有自身的连续性传统，也能吸纳并转化其他文明的资源”。其要义有二：“一方面打通古今中外，将中国文明的内在逻辑打开”；“另一方面则是在世界史视野中确认‘中国’主体性的轮廓与边界”。
文论中国话语建构的问题与意义
文论中国话语建构的重要难题之一，是如何将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后的古典文论的重要概念、范畴、术语用于当代文本的阐释实践。这要求理论主体既有融通古今、会通中西的阔大的文化视野，又能深度感应并参与正在行进中的具体的文学进程，在古与今、中与西、观念与实践、理论与创作、文学与艺术等等的多元融通的全备视野中完成文论的文化创造
文论视域、话语的调适，是文学史观念转换的必然要求，二者互为表里，可相互成就。上世纪九十年代影响颇大的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之所以未能有效落实，既与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观念窠臼有关，亦是前述“断裂”的文学史观念影响所致。未能接续古典文论所表征之古典思维及古人的世界观念和文学理解，亦是重要原因之一。“第二个结合”为突破此种观念困局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思想路径。这正如谭好哲在《在“第二个结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传统文论的互相成就》中所言，“中华传统文论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构成，在践行‘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中国文论界也应该在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论同中华优秀传统文论相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努力实现二者之间的互相成就”。李西建在《“文化自觉”与当代中国文论的知识创新》中认为，“对本民族文化本体地位、特征及价值的自觉认识，是‘文化自觉’理论的目标，也构成当代中国文论知识创新的内在价值追求”。以此观念为基础，方能进一步完成传统思想及文论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曹顺庆对“古代文论现代转换”之说背后依凭的观念局限有颇为深刻的反思，认为此说仍潜存着“以西律中”的思维，因此，“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充分意识到古代文论在解释当代文本甚至域外文本时皆具理论效力，其活力和意义不容忽视颇为紧要——此为文论中国话语建构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既强化、成型于“五四”时期，对此一时期所形塑之知识型进行反省进而打开新路即属有意味的尝试。在既有效传承又深度反思“五四”传统的基础上，胡晓明在《六论后五四时代建设性的中国文论》中借梳理台湾学者颜昆阳的相关研究设想“一心开三门”的中国文论新体系框架：“‘一心’即华夏文化心灵”；“‘三门’即心灵修行门、人文社会门、自然风物门”。此说已包含古代文论所关涉之重要思想、社会、心体等问题，乃是贴近古人观念和运思方式的尝试性建构。其理与颜昆阳阐发古代文论概念、范畴、术语意义时所言可相互参照：文学“是个体生命或全体文化存在经验与价值意义的语言化”，作为对其后设反思的文学批评自然不是抽离实存的逻辑理性思维，而是主体基于实存的解悟，因实存变动不居且向无限开放，批评的意义也因之向无限敞开。批评主体如能深度感应其所置身的“历史情境”，有“自身及时代的存在感”，生发“继往开来、今古相接的‘历史意识’”，且能契入“因时适变的‘历史语境’”，即可在“创—因—变”的历史脉络中完成作为历史中间物的独特的文化创造。他对《中国文学史》“外造建构”迷思的批评，对基于“总体情境”和“动态变化历程”的文学本体观以及“内造建构”的原则性方法的细致辨析，既具文学史观念范式新变的意义，亦具文论视域古今相接的价值。将之延伸至当代文学史及当代文论建构之中，其拓展性意义亦能显发。
晚近十余年间，具范式转换意义的文论观念，以“抒情传统”论述较为典型。此说发端较早，在学者们数十年持续推动下渐成规模，流风所及，不独古典文学研究界研究思路甚至范式因之一变，现当代文学研究亦受其影响而翻出新意。此说显发于中西之争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虽有种种局限，却是可以打开古典以及现当代文学研究新路径之重要一种。其作为一种研究视域的理论新意及“局限”，均将随着古今融通的文化、文学和理论观念的确立和在实践领域的展开而渐次消散。
文论中国话语建构的重要难题之一，是如何将经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之后的古典文论的重要概念、范畴、术语用于当代文本的阐释实践。这要求理论主体既有融通古今、会通中西的阔大的文化视野，又能深度感应并参与正在行进中的具体的文学进程，在古与今、中与西、观念与实践、理论与创作、文学与艺术等等的多元融通的全备视野中完成文论的文化创造。如此，古典文论重要概念、范畴、术语的历史流变、内在意蕴以及其所能显发的时代意义方得以彰显。其中自然包含着文化、思想、文学、艺术等等的融汇与互通，以及由此打开的经由多元感通所形塑之深具历史、时代和现实意义的“文化主体”的全新创造。其理甚富，其义甚巨，非有长时间的接续努力而难以全功。但延此思路持续推进，可以打开文论和文化观念的全新视界。
文体创造和批评形象的时代建构
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学史范式的迁移，以及文论中国话语的建构，最终需要落实于理论和批评文本的具体创造，文论的文体问题因之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古典批评文体的自由，表征的其实是古人观念、精神不设藩篱，不拘成法所敞开的自由之境。就精神创造而言，古与今、中与西本无畛域，皆可融通创造，文体的自觉也关联着文化和精神的自觉
文化观念的转变、文学史范式的迁移，以及文论中国话语的建构，最终需要落实于理论和批评文本的具体创造，文论的文体问题因之是不可忽视的重要议题。中国古典文论众体皆备，不同时期因应时代观念和文学现象之变，均有文体表达的自然调适。不执于一端、不拘于一途，上下四方、往古来今，人事迁转、天地消息，皆能多元感通，故而心量广大、视域宏阔，发而为文，便不拘成规、随意点染、自有意趣、自成格调，为古典文论的基本特点。因无意于造作为文，故能独抒性灵、自出机杼，心性约略可见，才情亦在其中。如胡晓明所言，读《诗大序》《庄子》《文心雕龙》《诗品》《二十四诗品》《林泉高致》等，可知其既属理论作品，亦是“美的文本”，相形之下，“为什么我们当今的文学理论，要么是教材，要么是论文，文体十分有限狭窄，完全缺乏古人的灵气、创意与自由开放性思风。可以肯定的是，当代新八股文体，是不可能写出真正有影响、有活力的文论著作的”。如果说前述《庄子》《诗品》诸作皆属古典文本，其人其文去今已远，实难效法，现代以降此调不弹也非实情，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及单篇文章如《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朱光潜《诗论》、陈寅恪《柳如是别传》、宗白华《美学散步》等，“在语言上有突破，在文体上都有新创”，为古人论文“诗心”与“言诠”的接续与再造，也说明古典文论文体的创化非不能为不可为，是不知为也！
缘何如是？孙郁《“思”与“诗”的互渗何以可能》一文对此论之甚详：“谁都知道，今天流行的文学研究话语基本是从域外传来的，我们在使用外来概念的时候，因为受制于翻译语言，遗漏了原文的信息，书写时不太容易对应文本的真意。”此就域外文论文本的翻译本而言，以同一研究话语理解与阐发中国古典文论文本，问题尤多。“五四”以降，域外思想及理论文本在多重意义上形塑了现代文论的基本面向，其影响力无远弗届，不仅现当代研究受此影响，古典文学、文论研究的“先验认知图式”亦为其所化，以之为基础阐释中国古典文本，“以西律中”之弊倒在其次，无法洞见中国古典文论精深幽微之义理进而缺乏文论观念的自信所致之问题尤甚。强以古典文论若干概念、范畴“比附”西方文论，所获亦等而下之。无法由“外造”转向“内生”，便不能从根本意义上解决此问题。孙郁所引程千帆论杜甫文体及语言高明的三点缘由亦可借作更为普遍的论述。一曰“贵乎变通”；二曰“才足以严律令”；三曰“学足以达标准”。“学”与“才”成就个体多元感通、自由发挥的基础，故而可以思无尽矣。文体创造亦可如苏轼所言之随物赋形、任意所之，却无不合道，故能层出不穷。晚近十余年间，古典文学研究界洞见于此，且有观念之开拓者所在多有，此不多论，单看当代文学及批评对此问题的理论回应。仍如孙郁所言，有感于此且力图重思和再造“述学文体”者，以陈平原、吴子林及其所阐发之路径最具代表性。陈平原自述，其《现代中国的述学文体》核心观念有三：一是现代以降“我们不仅已经改变了观念与思想，而且改变了思维习惯；不仅改变了学问的内容，而且改变了讨论的方式”；二是述学文章的第一要务是“解决学术史上关键性的难题”，“独创性”“困难度”的重要性自不待言，最好还能在表述方式上“出新意于法度之中”；三是述学文体既关涉中国古典文体学及西方修辞学，重心却不止于此，而是在古今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中国学者”如何建立“‘表达’的立场、方式与边界”。其说已然触及文论创造背后所隐含之“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问题。
不同于陈平原将述学文体的脉络上溯至晚清民初甚至更为阔大的古典传统，吴子林近年反复申论之“毕达哥拉斯文体”发端于西学——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与非人道》一书中所言为其基础。他将斯坦纳提要钩玄之论逐渐拓展至当代述学文体反思与再造的系统构想，并援引古今中西文艺创造和理论阐释说明此文体的复杂意涵及其多样可能性。看他论“毕达哥拉斯文体”的语言意义时强调中国古人“立象以尽意”的思想方式之重要性，并以感通天人宇宙所见之丰富之象表征外部世界及精神之多样性和复杂性。而古人如是思路的感通发挥又如何可以打开新的文体空间，可知斯坦纳此说不过属禅家所言之“话头”，由此命名出发融通古今中西进而开显述学文体的丰富可能为其鹄的。此思路与陈平原所述表面似有不同，内里却足相交通，皆是在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的宏阔语境中融通与再造述学文体的新的可能。在两千年未有的文化观念的合题阶段，此种可能必然包含着文化（文论）返本开新的重要意义。
不仅文学批评和理论界关注此问题，有志于此的评论期刊也为数不少。《文艺争鸣》特设“随笔体”栏目，刊发不拘文体成规、思路开阔、用笔洒脱、多见个人心性与才情的评论文章，对批评文体的拓展推动力度甚大。《小说评论》连续三年开设“三栖专栏”，深入讨论当代评论界拥有多副笔墨、可做多样文章，其文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见个人性情、具自家法度的批评家批评文体独异生成的原因，并以之倡导且推进批评文体的创造。此栏目刊发文章百余篇，广涉批评文体之多种问题，理论总结与文体创造兼具，颇有意味，可作参照。《当代文坛》开设的“文学性研究”专栏发端于张清华《为何要重提“文学性研究”》，所论虽重在在社会学研究、文化研究等视域影响甚至遮蔽中重申文学之为文学的“文学性”及其在研究中的意义，具体展开过程中也涉及文学批评的文体问题。毕竟，在古今融通的视域中，“思”与“言”的关系并非简单二分可以说明。其间意涵，既深且大，仅限于文学并不能言尽，须在更为开阔的文化视野中细致辨析其要义。
质言之，文体的意义，并非“形式”二字所能涵盖。古典批评文体的自由，表征的其实是古人观念、精神不设藩篱，不拘成法所敞开的自由之境。就精神创造而言，古与今、中与西本无畛域，皆可融通创造，文体的自觉也关联着文化和精神的自觉，其根本意义如胡晓明所言，置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中国文论的文化自觉”必然关联着国家文化战略，由之关涉并创造的“文化主体性”，其意义也不仅止于文论话语古今之变的时代机遇，而是深度关涉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华文化返本开新的根本问题以及朝向未来创化生成的重要意义。深度感通，持续创造，方能抵达吴义勤所言的境界：“让中国文学价值成为世界文学的‘共同价值’，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贡献文学方面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的文学力量，要义即在此处。
（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