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代的社会文化与文学语境下，小镇青年作为青年文学形象谱系中的重要分支，在当下逐渐成为一种类型化的文学创作景观，以其独特的文化特征、精神风貌、成长变化与社会价值，成为反映当下时代发展变迁的重要镜像。当下对小镇青年形象的刻画，既是传统小镇青年形象塑造以及青年问题书写在全新时代背景下的接续与发展，也与时代发展和社会文化组成重要的同构关系。因此，探究当下小镇青年形象创作景观的生成原因，梳理小镇青年形象创作的文学传统，并挖掘小镇青年“还乡”背后的“乡土”意义与社会价值，是感知新时代文学发展趋向的必要路径，以及捕捉时代发展脉搏的重要维度。

现实与在场：

小镇青年视野下的时代镜像

近年来，许多作家以个人的小镇成长生活经历为创作基础，对小镇和小镇青年进行持续关注，如徐则臣书写熟悉的“花街”生活，朱山坡再现“蛋镇”的生活图景，张楚、林培源、鲁敏分别描绘“桃源镇”“清平镇”与“东坝”的人生画卷等。作家以城乡之间的中间地带，逐渐建构起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叙事空间，形成鲜明的文学类型。文学创作中的小镇青年形象大量涌现并呈现出一种群聚效应，成为备受关注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形成根植于对小镇职能、城乡问题、青年发展的全新思考，意味着当下的小镇青年形象具有与时代发展同步的社会文化属性，产生了一种带有“在场”和“及时”意义的时代情感共鸣。

作为小镇青年的实际成长空间与文学叙事空间，小城镇带有一种“半城半乡”的社会属性。费孝通曾提出，小城镇“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可缺少的联系”。同时，在他看来，“小城镇的发展只是城市化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分。城市化过程是从小到大的，只有各级城市的发展才能巩固小城镇的发展，而区域经济的发展要有小城镇作为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小城镇发展规划的提出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为农村青年提供了大量外出发展的工作机会，小城镇成为乡村青年进入城市的重要中转站。在社会不断发展和“城乡中国”格局的建设当中，小镇承载的任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2016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其中指出，要加快培育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推动小城镇发展与疏解大城市中心城区功能相结合，全面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2018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已经成为一个城镇化进程过半的国家。小城镇成为构筑中国特色城乡发展之路、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要中间样态。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往“城乡对望”的二元创作方式和表现内容得到了丰富与超越，小镇成为文学创作中被探索与挖掘的重要对象，新世纪城镇化的迅猛发展、乡土传统与现代城市之间的差异、青年人的精神困境与人生道路选择等话题成为主要的书写内容，时代的缩影在其中一一呈现，并承载于小镇青年的形象刻画当中。小镇青年对于故乡与城市的复杂情感浓缩了城镇化发展中人们的精神思考。徐则臣在“花街”世界中探寻“理想的远方”，在《夜火车》中他塑造了喜欢扒火车的陈木年，在陈木年看来，扒上火车是他实现自己“见识远方”梦想的重要方式；阿乙的《小镇之花》中，一心渴望离开小镇的益红迫于世俗压力，放弃了离开故乡的想法；路内的《少年巴比伦》中，路小路与白蓝都厌倦工厂单一的生活，在平淡的戴城小镇生活与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生活中反复取舍，展示出小镇青年关于未来选择的斟酌；朱山坡的《荀滑脱逃》以颇具浪漫色彩的笔触，描绘了一幅荀滑跳进电影银幕中的火车的奇幻画面，他跟着这列火车离开蛋镇，“到世界上去了”。小镇青年的身上被打下时代与文化的烙印，他们所面临的境遇与选择忠实再现了社会发展变迁中一代人的生命境遇和时代感受。

距离与审视：

小镇青年形象的时代书写

根据阿甘本的观点，“同时代性”就是指一种与自己时代的奇特关系，这种关系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它保持距离。作家创作的“同时代性”，强调的是作家与生活之间的文学距离，指向高于生活观察与切身体验的“审视”眼光和反思意识。对小镇青年形象的塑造，本质上体现了作家关注青年一代、反映青年问题的创作立场。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范畴内，当下通过小镇青年形象塑造，展现对小镇青年问题的再次思考与强调，顺应了我国文学创作当中的青年书写传统，并激发了小镇青年形象全新的时代特质。

20世纪20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大批作家开启了书写小镇青年形象的先河，青年问题被纳入启蒙与革命的重要组成当中。鲁迅以“鲁镇”“S城”等作为故事背景，塑造“狂人”、涓生、吕纬甫、魏连殳等新派知识分子，反映出封建礼教重压之下知识青年的苦痛与挣扎。叶绍钧聚焦于时代风云变幻中的小镇青年的内心世界，其笔下的倪焕之先后经历了教育改革的失败、投身社会革命的重新振作、大革命失败后的悲观绝望。倪焕之的身上负载了厚重的时代变迁与发展过程，浓缩了特定时代下青年群体的精神境遇，成为青年形象的经典。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关于青年问题的思考浸润于对小城镇文化空间的认知，以及战乱时代下青年的生活际遇之中。萧红、茅盾、沙汀、师陀等作家以小城镇青年作为观照对象，在创作中，凸显小城镇介于乡村与都市中间的独特文化属性，在这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斗争交融的特殊空间当中，描绘青年人的反抗意识、革命精神。在海派作家与国统区文人的笔下，塑造出小镇青年在战时辗转飘零的生活困境，生动真实地再现了特殊的政治、经济、地域与历史文化面貌。自新中国成立至新时期到来之前，在新中国文学体制的要求和指导下，文学创作转向工农兵方向，强调文学的“典型化”与“社会主义新人”塑造，青年形象的塑造被纳入新中国的“文学想象”之中。此时期，文学地理空间的界限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以梁生宝为代表的农村青年成为青年人物的典型。新时期以来，现代化改革之下的小城镇变化与对小城镇传统文化关注的复归，成为讨论青年问题的重要文化背景。《古船》中洼狸镇的隋家两兄弟，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孙少安等形象，为小镇青年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文学可能。对小镇青年的书写与对青年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观察社会现实与时代变迁的重要窗口。

当下，城镇化的社会转型为小镇带来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教育等多方面的结构性变革，极大程度改变了小城镇的生活风貌，催生出小镇青年形象塑造的新特点与新景观。小镇青年如何应对时代变革之下产生的新时代精神与文化语境，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作家以敏锐的时代感受与理性的社会反思，传达出对小镇青年的关注，流露出对青年命运选择的思考。在徐则臣、阿乙、路内、林培源等诸多作家的创作中，小镇青年的精神世界得到集中的展示与描摹，开启了新时代小镇青年成长的全新文学表达。

离乡到还乡：

青年发展的另一种可能

纵观当下小镇青年形象建构的审美特征，可发现其总体上呈现出了一种“离乡—还乡”的结构特征。文本中，大部分小镇青年在经历了大城市的打拼生活后，选择回归小镇，重返故乡。小镇青年形象带有“乡土”的文化底色，这种“乡土”不指向题材范畴内的乡村书写，而是强调“原乡”与“故土”的情结，这种深层的地域记忆、文化记忆内化为一种乡愁和反思，在近年来的小镇青年形象塑造中得以集中地表达。在林培源的《小镇生活指南》当中，作家刻画了多位“离乡—归乡”的“清平镇”青年，如姚美丽少年时离开故乡到漳州打拼奋斗，经历几年的奔波后又选择回到故乡，为小镇带来全新的风尚和潮流。《拐脚喜》中的庆喜、《濒死之夜》中没有姓名的“他”，都在离乡之后因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距选择回归故乡。阿乙、魏思孝等作家的笔下，也不乏对“还乡”青年的刻画。这种带有一致性的情节安排与创作审美倾向，标志着小镇青年的“回归”不是带有私人化性质的个体选择，而是通过文学预示着当下小镇青年的人生选择。当下的小镇青年形象塑造，适当保留了一些关于未来结局的“留白”，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关于“青年还乡”的寓言效果。《2024年小镇青年事业生活洞察报告》的调查结果显示：“64.53%的小镇青年表示更喜欢小县城生活，在他们看来，留在家乡并不意味着‘佛系躺平’，而是另一种奋斗的开始。”“还乡”意味着小镇青年对故土的眷恋与信赖，并带有行为选择的主动性与自发性，具有投身家乡建设的意识。

小镇青年形象的“还乡”昭示着当下青年人发展的一个重要选择，小镇青年形象不再局限为地理空间限制下的人物类型，而演化为一种文学精神符号，象征着青年一代的家园意识与责任意识，为青年形象的持续创作提供了全新的创作维度。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以及新乡村建设时代背景下，作为重要社会群体的“还乡”小镇青年成为小城镇发展的主力军，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这种时代发展现状在创作中得到持续融入与呼应，如关仁山的《金谷银山》将个人命运与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塑造了放弃城市生活而毅然返回家乡创业的小镇青年范少山，小说讲述了范少山凭借自己的努力而改变家乡面貌的故事，以此展现在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历史任务下，青年人的道路选择与价值判断。

总的来说，当下小镇青年形象的产生、丰富与发展，超越了文学创作的意义本身，它因反映了社会现实的多维面貌而具有广阔的文化深度与社会价值。小镇青年形象群体的逐步丰富与演变，以深刻的社会寓言，构成了社会变迁的镜像。小镇青年形象的涌现，体现着社会发展与文学创作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性循环，这种文化现象不仅丰富了文学传统中有关青年写作的内涵与外延，也从现实角度为小镇青年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精神指引。小镇青年形象塑造是一个蕴含着实践和行进意义的创作主题，期待创作者们不断加强小镇青年形象的美学意蕴，并持续扩充其身上的文化深度与社会价值，塑造出小镇叙事空间下的青年形象经典。

（作者系辽宁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东北文艺振兴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