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昆廷·斯金纳的论文集《政治的视野》在国内翻译出版，收到书时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7年前在英国求学的时光。当时斯金纳开设了一门名为“Theories of the early-modern state”的选修课，据说那是他在伦敦玛丽女王大学授课的最后一年。斯金纳用了一整个学期的时间讨论了《君主论》《乌托邦》《利维坦》和《政府论》这4部经典文本，其中的一些讨论在《政治的视野》一书中也有所体现。斯金纳作为思想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提倡的“语境主义”这一阅读文本的方法原则引发了思想史研究的革命，也让他收获了许多忠实的粉丝和追随者，这从每年学校教务都要额外添加选课名额以及永远挤满人的课堂就可以窥探一二。

那时的我作为一名硕士生，选修这门课之前对斯金纳的印象停留在“剑桥学派”，以及1972年他在《新文学史》上发表了题为“动机、意图和文本解释”的论文，那篇文章几乎是每位思想史专业学生必读清单之一，至今仍被视为“语境主义”关于文本研究的经典阐释。

文本解读的学理性思考

斯金纳提出，如果要理解作者的意图，明白文本的真实目的，就需要把握文本所处时代的重要命题，聚焦特定文本关注的问题，辨识作者在使用具体概念时意指为何，意欲为何。他强调将文本置于历史的语境中去研究和探讨，以期实现对文本更加合理化的解释。那时我对思想史“语境主义”研究方法还处在一知半解的状态，所以在第一节课之前我特别忐忑，担心跟不上课堂节奏，理解不了晦涩的专业术语和表达，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事实证明我完全多虑了。每次上课前，老师会告诉我们下一节课要讨论的章节并列出几个重要问题以引导我们预习时加以思考。上课时，老师没有花很多时间单独介绍他的方法论，而是专注于文本的分析，带领我们与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对话。例如斯金纳在分析霍布斯的《利维坦》文本时，他就让我们思考，霍布斯笔下的自然状态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什么？他提醒学生们注意霍布斯所处的时代正值英国内战，同时还面临激烈的宗教冲突。因此霍布斯笔下人人为敌、充满暴力的自然状态不单纯是他的政治理论构想，也是他所处的动荡时局的写照。斯金纳每节课都条理清晰，我想这很大一部分得益于他对文本的熟悉程度，是那种可以准确定位句子在书本的哪一页的那种程度，所以学生们可以完全依照他的口述形成条理清晰的笔记。他用这样一种深入浅出的教学模式让我们对“语境主义”方法论有了更加具象化的理解，也不会致使“语境主义”沦为纸上谈兵的工具。

随着我对“语境主义”的了解逐渐深入，我开始进一步思考，当斯金纳运用“语境主义”时，他研究的“文本”指的是什么？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斯金纳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强调了解文本的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只有将文本放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才能明白作者创作文本的意图，进而对文本进行合理的评析。斯金纳的研究表明，文本涵盖了广泛的内容，它不仅指代书面著作，还包括各种具有语境的严肃话语，例如辩论演讲、法律文件、文学作品、日记信件，这些多样化的文本有助于研究者对历史事件的合理性展开更加全面的分析，也可以有效避免由于“时空错位”引发的对文本的误读。每一部文本都是在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背景下产生的，文本创作过程受制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例如社会规范、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和技术条件，这些综合的历史语境深刻影响了文本的内容和表达方式。因此，从这一层面上文本可以被视为历史语境的产物。历史学家需要了解文本背后隐藏的那个时代的公共话语的表述方式，这些语词不是简单的对某一时代的陈述，而是当时世界意识形态的深刻体现，历史学家通过研究那些用以评价和描述社会世界的语词，洞察社会的现实。与此同时，斯金纳也承认并不是所有的文本都具有研究价值。在这个问题上，斯金纳和解构主义代表人物雅克·德里达意外地达成了共识（虽然斯金纳和德里达在文本分析上采用不同的路径，但是他在之前某次接受Books & Ideas的采访中明确表示解构主义让他受益匪浅）。在《政治的视野》第一卷第六章，斯金纳引用尼采的“我忘了我的伞”这一片段阐明文本选择的要义。当面对某些文本时，历史学家们会因为这些话语缺乏必要的语境而无法探究其真实意图，这或许是由于作者在进行这些表达时本身就没有任何意图，亦或许研究者们根本无从知晓作者的想法，因而研究这些文本也将不具有任何意义。斯金纳从上述结论进一步推演：文本研究意义的重要性程度和文本的长短也并不成正比，某些简短的文本片段很可能包含大量的言语行为。这些重要的文本不仅反映了其产生的历史语境，还试图通过文本内容和传播反过来对该语境产生影响。伟大的思想家们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语言和论证有效地说服受众，进而影响社会和政治，并且这种影响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可以看出，文本与历史语境之间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文本既受到其历史语境的影响，同时又对特定历史语境产生干预，而实现这种干预的重要手段，斯金纳将它归结为修辞。在这里，修辞不是指文学意义上对语言的修饰手法，而是运用概念表达特定道德观的方式，这也就很好地解释了为何斯金纳倡导文本的研究需要格外关注概念的修辞并将概念的变迁视为历史研究的关键线索。不过，斯金纳对长期的概念变迁没有展现出什么兴趣，而是更加注重某一历史时刻概念的“突然变化”，这种变化依赖的一项技艺便是修辞的技艺。

藏在作者文字背后的内涵

我第一次对修辞的技艺有非常直观的感受就是在斯金纳分析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当时他用了大半节课的时间考察了《君主论》中的关键概念“virtù”（美德）和“fortuna”（命运），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变化的对比分析，揭示了马基雅维利政治理论的深刻含义，提醒我们要意识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并不是一味提倡不道德的政治手段，而是挑战了传统道德美德在政治中的适用性，在某种程度上打算用来攻击人文主义者君王宝鉴作品蕴含的道德原则”。对文本的“语境主义”研究帮助读者实现对作者意图更加合理化的解读，进而获得有关于这个文本所折射出的根本道德观与价值观的理解。在我看来这也是斯金纳在思想史研究中对文本解释的基本态度，即：文本是介入社会语境的行动，对文本的研究不是单纯恢复语言的陈述意义，更重要的是对作者意图和修辞策略的探讨。历史学家解释文本实际是在厘清作者写作意图的基础上不断获得对文本的新认识并就此展开正当有效的争论。

斯金纳提倡的“语境主义”从文本出发，分析不断变化的社会观念和社会意识，理解不断转变的社会价值导向，参与不断变迁的社会文化。“过去就是一个陌生国度”,回到历史语境中去解读文本，复原思想史中各个文本的历史身份，分析不同时间和空间的文化传统，可以帮助我们打破习以为常的思维模式，建立与相对陌生的文化体系的关联。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历史研究不仅具有学术价值，还对公共知识和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揭示历史上的思想和观念，历史研究为当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提供新的视角和解决方案。从这个角度来看，相较于西方的研究者，我们中文世界的读者研究西方思想史似乎有了一种天然的优势，因为西方的思想对我们而言像是来自遥远国度的一种声音，当我们研究异己的文化并从中找出不同信念的相关性，我们就获得了社会文化发展更多的可能性。

历史不仅是过去的遗迹，也是当代讨论和实践的重要资源，它永远可以在不同的时期源源不断地给予我们知识和启迪，就像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抱着他写满注释的教材和笔记本走进教室，微笑着说：“我们开始上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