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以始终在场的方式描绘出不一样的风景。作家以文学为“取景器”，真正沉入生活深处，扎根新时代的山乡大地，推出了一批有时代温度的精品力作。这些作品以“广角”或“聚焦”的方式，塑造了一大批具有时代精神和奋斗精神的新人形象，这些人物形象不仅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也深刻反映了中国乡村走向全面振兴的广阔空间和无限可能。

报告文学作为记录时代的文体，真实性是其基本特征和命脉所在。苏有郎的报告文学《最后一站》以乡村振兴为题材，是一部真实感人、曲折动人、细节暖人且具有鲜明特色的作品。真实感人体现在作者所做的大量深入采访和田野调查，确保了每一个事例、每一个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在创作中，要想“探寻实相之庐，勘究真知之衢”，作家需要扑下身子、迈开脚步，走向乡村、深入调研，才可“捧得圭臬出深山”，在这方面，苏有郎明显下了不少苦功夫。

《最后一站》的曲折动人体现在情节设计上的一波三折，其中既有主人公曲宪忠担心果园是“短期政绩工程”而持有不太信任的心理，也有村民、果农对曲宪忠所描绘的果园美好蓝图持有的怀疑心理，还有曲宪忠爱人张玉芬对丈夫持有的既支持又反对的矛盾心理。不同人物不同心理的交融交织交锋，使得故事情节更为生动。

《最后一站》的细节暖人体现在作品中引用了大量的看似平常琐碎的细节，比如主人公曲宪忠躺在床上还在考虑“他们到底浇水了还是没有浇水”这个问题，并且在凌晨四点就起床到现场查看。这样的细节，让一个认真负责、工作严谨的老科学家形象跃然纸上，读来让人感动。作者精心设计的对话和内心独白，也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体，情感表达更加真挚，像曲宪忠与张玉芬之间的对话，不仅展现了他们的夫妻情感，也反映了他们对乡村振兴事业的不同看法和态度，增加了故事的层次感。

判断一部报告文学作品优劣的标准很多，除了真实性和文学性、思想性之外，题材的独特性也占很大的权重。在这方面，苏有郎可谓抓准了选题。近年来，乡村振兴题材在报告文学领域屡见不鲜，科技助农的文学叙事也屡有出现，如何让作品呈现崭新的面貌，就要求报告文学作家有选取新鲜题材的能力。在《最后一站》中，作者以一位老科技工作者深入乡村振兴现场为视角，围绕老科技工作者积极改变乡村面貌、带领农民致富而展开叙事，彰显了题材的独特性。

人文关怀的体现，是《最后一站》的另一特色。苏有郎不仅关注了乡村振兴的宏观进程，更深入到个体命运的微观层面，通过曲宪忠与村民们的互动，揭示了科技与传统、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与融合。这种人文关怀让读者在感受故事的同时，也能够对乡村振兴背后的人性光辉和道德价值进行深思。

《最后一站》还有一个特点是角度切得很准。主人公曲宪忠曾任省农林厅副厅长，此前还担任过基层乡镇的负责人，他身上的故事一定不少，如果展开，应该可以写成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但作者仅选取了曲宪忠68岁以后的时光作为叙事主线，选择了一个比较新颖的看似微观的角度切入，把很多与主题无关的背景隐去或一语带过，充分显示了作者对报告文学叙事角度的精准把握，同时也彰显了作者筛选线索、信源、素材的能力，正因如此，强调了“最后一站”的可贵性，让人从中品读到“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诗意。

难能可贵的是，苏有郎在书写曲宪忠的事迹时，以张群欧、张庆慈、张义德等一批村民或村干部的现身说法为叙事主线，通过他们的讲述来渐次展现曲宪忠的生动事迹和高风亮节，作者将自己置于更为客观的立场，以第三者的视角、口吻来推动故事情节的纵深发展，也使得作品有了极为鲜明的客观性特征，所述事例更显得真实、有说服力。另外，苏有郎在叙述中巧妙运用了非线性叙事手法，通过闪回和前瞻，将过去、现在和未来交织在一起，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立体的时间结构。这种叙事结构不仅增加了阅读的趣味性，也使作品的主题更加深刻。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长期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在真实性与文学性之间找准那个微妙的平衡点。这确实是一项艰巨的挑战，报告文学不仅需要准确地反映现实，还要以引人入胜的方式讲述故事，让读者在获取信息的同时，享受到文学带来的审美愉悦。苏有郎在《最后一站》中做出了很好的尝试，展现了作者的写作功底和对乡村振兴事业的深刻理解，为同类作品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作者系《中国作家》纪实版编辑部主任、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