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源于对环境危机之重大关切，并以自觉的责任意识引领人们反思当下问题，思索人类未来的命运。生态文学的创作与研究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机力量、生动实践和活力之源，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丰富的话语资源。台湾生态文学（台湾学界常用“自然书写”一词）是当代台湾文学中最有朝气与创造力的类型之一，无论是在题材的开拓或是技巧的表现上，均出现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
台湾生态文学的兴起与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的转变息息相关。经济发展带来的环境破坏是生态文学兴起的直接动因；乡土文学论战兴起，将文学的视角转向“关怀现实”；报告文学的风行，促使自然书写者纷纷投入环境议题报导的行列；西方生态思潮的引入以及西方自然书写典范作品在台的翻译和出版，促使创作者学习到一种对应环境毁坏的写作姿态。但简要而言，台湾自然书写产生的动力来自于对环境破坏的深切反省。197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针对社会在工商业的快速发展下产生的各种环境公害问题，结合报告文学的手法提出对环境议题的省思，使得报告文学成为台湾自然书写初期的主要写作形态，在80年代被赋予改造社会、教育民众的责任。关于早期的环境议题报导，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波：
第一波是以1970年代中期《夏潮》杂志刊登的环境议题报导为代表。台湾作为后发的第三世界地区，其成为美、日等资本主义发达地区的高污染产业、乃至污染物的转移地，在所谓“经济起飞”过程中，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引起一批左翼知识分子的重视。1972年的“飞歌女工事件”是一个让社会大众环境意识觉醒的重要契机，当时的《大学杂志》曾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报道。而创办于1976年的《夏潮》杂志，以社会主义为关切点，倡导现实主义文学，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及其文化，环境生态议题是杂志关注的一个焦点。报导涵盖公害污染、食品安全、核能发展、海水倒灌、水库安全、山林滥砍滥伐等等，一方面提供本土知识的环境论述，另一方面也翻译境外权威杂志环境主题的文章，向台湾民众介绍海外专业生态知识。
第二波是以韩韩、马以工、心岱等的环境议题报导为代表。她们的创作以激情、呐喊的笔调书写台湾面临的环境崩坏，以生态知识为根底，诉诸感性的表达，兼具科学之真与文学之美，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1981年1月1日，《联合报·副刊》推出韩韩、马以工执笔的“自然环境的关怀与参与”专栏。第一篇刊出的是韩韩的《红树林生在这里》，韩韩结合红树林的生态知识，以感性的笔触报导了红树林面临的危机，传达了人类无权剥夺红树林生存的声音，此后连续刊载报导海岸九孔池滥建、候鸟过境被杀、海岸线惨遭破坏……这些文章后来集结成《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引起社会的强烈震撼，对环境保育意识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该书获得1982年的金鼎奖，被视为环境报告文学的典范，也被视为开启台湾自然书写的滥觞。
第三波以《人间》杂志刊登的一系列环境深度报导为代表。1985年，由陈映真创办的《人间》接续了由《夏潮》开启的左翼视角的环境议题报导，广泛报导台湾在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支付的环境、社会、文化的代价，现实针对性更强，批判力度更大，甚至直接与社会运动相结合，如轰轰烈烈的“反杜邦运动”、三波“森林运动”等等，举凡20世纪80年代重要的环境运动事件，《人间》几乎皆有涉及。韩韩、马以工为代表的“环保文学/报导”很少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去分析台湾生态面临的危机，而《夏潮》《人间》杂志的环境议题报导，从第三世界的立场充分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的经济与制度框架内不可能真正解决环境问题，具有更深远的现实意义。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股“纯文学”的自然创作思潮也逐渐“浮出地表”，发表作品的年代与环境意识兴起的时间不谋而合，其间的互动颇耐人寻味，似乎也预示了此类作品崛起的必然性。他们的创作并未接续报告文学走入社会、实地踏查的传统，作家本身也大都远离都市，归隐“田园”。以陈冠学、孟东篱、区纪复为代表的简朴生活文学以田园生活为背景，行文中不时加入生态的符号和元素，是探讨台湾自然书写不可忽略的一环。一方面，他们受到西方自然书写，尤其是美国作家梭罗的《湖滨散记》（大陆翻译为《瓦尔登湖》）的启发，在写作模式、作品架构、主体精神、生活实践等皆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他们积极援引中国传统思想资源，尤其是老庄哲学以探索生活的奥义。这些作品融合西方生态理念和中国传统哲学，体现了自然书写在自然观上的过渡和融合。
当我们检视台湾生态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之时，必须注意到，台湾生态文学除了吸收和借鉴西方的生态思潮，中国传统的生态伦理观亦是不可忽视的思想资源。一方面，中国古代在观察自然后，在言说中常流露出某种宇宙观，或人与自然的相处秩序的看法，这常常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环境伦理相契合。最常为人提及的便是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敬天礼地”等为代表的“东方环境伦理观”，提供了一种和谐、共生的深具现代意义的生态理念。另一方面，中国古典文学描写自然的作品，如《徐霞客游记》部分已具有“实际体验”并且以较细腻写实的手法描绘自然，与现代生态文学已有相似之处。尤其是古典文学那些描述山水的语言，常成为台湾生态文学创作者笔下的一种象征符号和情感联结，他们将其材料消化、糅合进创作中，丰富了作品的内涵。此外，清朝之际，部分朝廷官员及民间人士到台湾任官宦游，撰写了关于台湾的游记、见闻录。官府或乡绅主导的地方志，记载了大量台湾的风土民情与自然景观。这些当时观察台湾的第一手资料，不仅成为台湾自然书写者了解台湾数百年前自然与人文风貌的重要依据，也内化成创作的文化肌理。
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环境议题报导和简朴生活文学的发展逐渐遇到瓶颈，读者再也不满足于只是强烈的道德控诉、或是逃避现行社会体制践行隐士生活的作品，当其完成了阶段性的使命之后，另一种书写形态——“观察记录型自然书写”便应运而生。观察记录型自然书写在1980年代后期乃至现在皆是台湾自然书写的主要创作类型，它夹带着更多自然生态的元素、符号和思维，尤其是寻找自然与新都市结合的精神充分体现社会转型和时代脉动。刘克襄、徐仁修、王家祥、洪素丽、陈煌、吴明益等自然书写者的创作，表现出来的文字技巧、知性书写特质，在形式上与其他文类有明显的不同，并产生了独特的美学效应。这种美学不只表现在书写形式上，也表现在作者如何看待自然的角度上。尤其是刘克襄，从早期的赏鸟题材开始就不断在突破与跨越，创作类型涵盖诗、小说、散文、绘本等，堪称台湾全方位的自然创作者。
台湾四面环海，海岸线绵长。在戒严时期，岛屿的海洋常被视为“禁地”，解严之后，“海洋”成为人们更为亲近的对象。到了1990年代，掀起了海洋文学的一个高潮。廖鸿基《讨海人》歌颂渔民与海搏斗、与海共融血肉相连的情感；《鲸生鲸世》建立在海上的真实调查经验上，为鲸豚留下动人的剪影；夏曼·蓝波安《冷海情深》《海浪的记忆》《航海家的脸》则书写自然的、历史的、现实的、神话的、情感的、认同的多元海洋，以及与海相容的生存哲学，向主流社会展示达悟传统文化的价值。二人对海洋充满文学性、专业性的生动描写，为90年代后的自然书写开拓了新题材、新视野与新境界。
上述所论，大致呈现台湾生态文学发展的主体面貌，主要以非虚构写作为大宗。当纳入虚构写作时，小说、诗歌乃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亦有精彩纷呈的表现，并以其独特的创作方式警示环境危机，提供了我们看待自然的不同视野。以《废墟台湾》《复眼人》和《零地点》为代表的台湾生态小说，反映了台湾的发展经验，描写现代性走向倒错病理所造成的生态浩劫；以吴晟、詹澈、刘克襄等为代表的台湾现代诗人，紧扣现实环境的种种生态问题，透过丰富想象与抒情色调的渗入，揭示物种与人类命运的同一性；而在拓拔斯·塔玛匹玛（田雅各）、霍斯陆曼·伐伐、乜寇·索克鲁曼、亚荣隆·撒可努等台湾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中，对台湾少数民族应对自然的生态智慧进行了巨细靡遗的描写。《最后的猎人》《玉山魂》等将布农族的族群文化、神话信仰、传统禁忌、狩猎行为、四时祭仪等部落生活形态完整呈现出来，呈现出少数民族与自然环境相融的哲学，也建构出独特的族群文化。
整体观之，台湾生态文学经过上世纪四五十年的发展，逐渐突破了原来的乡土、土地、河流等与人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范畴，而向着海洋、森林、高山等更广阔的生态空间扩展。作家不断呈现与大自然环境的密切关联以及对各种动植物的感激、接受乃至尊敬，并由此连接起变迁的台湾历史、周遭的社会生活。台湾生态文学是现代性的产物，抨击资本主义工业化对自然毫无节制的剥夺，寻求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也显示了两岸共同的文化价值追求。
生态文学提出了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美好想象，提供了积极应对自然的方式，指向“诗意栖居”的可能。在追求现代化和经济发展之时，我想起刘克襄的诗《希望》这样的期许：
终有一年春天
我们的子孙会读到
头条新闻如下：
冬候鸟小水鸭要北返了
经过淡水河边的车辆
禁鸣喇叭
（作者系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