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辽河》写作之前，我用三年时间“走辽河”，最初的想法比较简单，觉得一名写作者，只能通过文字来回报养育自己的母亲河，当然，这其中也隐含着某些“功利”的念头，希望这本书能给我带来实际的利好。然而，随着对辽河探访的深入，我越来越感受到自己的无知和渺小，在无垠的时间和空间里，自己不过是一粒细微的尘埃，内心产生了无比的敬畏，并对自己的功利想法感到羞愧。写完小说的一个早晨，洗漱中的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

如果把一条河看成生命的过程，那么，源头是出生地，上游则是童年时光，激越跳荡，然后进入青春期，充满活力。河流的中游是它的中年，滋养深阔。下游进入老年，宽大宁静，对其承载的恩泽都看轻看淡了。一条河流就是一部人类文明史。“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次将辽河提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高度，红山文化就是确证。红山文化遗存的赵宝沟、兴隆洼、查海到牛河梁遗址，从距今8000多年前延续到距今5300年前。辽河流域生活着肃慎、秽貊和东胡三个古老族系，也是游牧、渔猎、农耕三种文明交汇区域，早在7000多年前查海遗址古人类DNA检测，就发现中原的O2基因，不同的文化交流、碰撞，催生了古代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一直影响着中国乃至东北亚历史的发展。

每个人都是一条河流。虽然，我们站在当下时空交错的坐标点上，而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我们每个人体内都有O/C/N/R的成分，都有人类成长过程中所有的基因片段，那些片段就是历史的细胞，如一条河流一样流淌在我们身体里，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就是一部完整的人类史。

从文学表达的角度来说，河流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这也是一条精神上的河流，是弥合文化断裂叙事缺口的精神还乡，以期完成精神价值的现实置换。河流不仅是自然生态之河，更是“故事中的人”和“人的故事”，交汇着客观的现实和想象的现实，如同平行时空中的个体。这个平行时空镶嵌在每个历史时段，触碰出量子纠缠，由“我”变成了“我们”。河流也不仅是地域的文化符号和卷帙索引，它同样是解锁古老文明的一串密码，沿着它重回历史去打捞传统文明，寻找古老智慧，感受到人类文明的精神共性与艺术形象的宏阔伟岸。

《大辽河》的写作过程仿佛一场文明考古，如同面对忒修斯之船，当辽河历史的船板被一块块更换，忒修斯究竟是船还是一点点换下来的船板？也许，剩下才是文明基因的密码。

写一条河流就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历史记录的大多是帝王将相和才子佳人，很难找到平民的影子，对于东北来说，除了帝王将相，甚至连才子佳人都不多见。由于“平民”史料的缺乏，对历史上百姓的书写需要下很多苦功夫和笨功夫。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是辽河两岸的普通百姓：烧炭工、制玉人、车夫、商贩、流放犯人、柳编蒲编工匠、水利技术员等，主人公没有姓名，都是亲属的称谓。《大辽河》试图通过为普通人立传，为平民百姓奉献出有深沉情感和温度的诚意之作。事实上，用一部小说完成对一条河流的书写是有难度的，因为一条河是不能被简单定义的，或者说，传统的小说叙事方式难以对一条河流进行准确的描述和表达。《大辽河》运用了跨时空和跨文体写作的方法，既有虚构也有非虚构，涉及到文物考古、民俗学、非遗传承，甚至植物学、水文地质学、分子人类学等，我觉得只有这样相对“恰切”的创新，才可能接近河流的自然形态。

在世界文化激荡和科技剧变的环境下，作家的影响力或许越来越小了，但仍需要用“炽热情怀”来坚守，让我们自己这条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洪流汇聚起来，命运与共，息息相关：“好将一点红炉雪，散作人间照夜灯。”

（作者系辽宁省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