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第一个中外平等合作的大型科学考查团。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考查团历尽艰险、奋勇拼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也是中国科学家对西北的第一次大规模多学科的考察。这次考察，刘半农做出了重要贡献，考查团中外双方一致认为：“刘半农是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灵魂。”
一
1926年，德国汉莎（Lufthansa）航空公司打算开辟从柏林经北京到上海的空中交通线，出资委托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博士来华，探测一路上的盛行风向、风速、云团、暴风雪、沙尘暴等空中走廊的气象条件。
1926年12月，以斯文·赫定为首的瑞典、德国等多国科学家、航空人员来到中国，自称“斯文·赫定中亚远征队”（“探险队”），准备借此机会在我国西北地区作全面考察。斯文·赫定先拿到张作霖写给新疆督军、介绍他去西北的亲笔信，又得到北洋政府签发的旅行许可证，之后与当时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签订了西行的协议。
1927年3月初，协议的内容传出，我国学术文化界强烈反对，因协议中有两点令人不能容忍：一是只容中国人二人参加，负有与当地官厅接洽之义务，限期一年，到新疆后即须东返；二是将来采集之历史文物，先送瑞典研究，俟中国有相当机构再送还。面对这样的协议，以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为首的十几个在京的学术团体开会商讨对策，会上成立中国学术团体协会，推举刘半农为协会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并发表“反对外人随意采取中国古物”之宣言。
一开始，斯文·赫定以为按惯例在中国考察都由洋人独断专行，采集品运出国境无人过问，而这次考察获得政府批准，又允许两名中国人参加，已比过去让步，因此没有想到会遭到中国学术界如此强烈的反对。斯文·赫定求助北洋政府，北洋政府怕酿成学生运动，转告斯文·赫定：“如果反对组织变得更加激愤，现政府出于自己的考虑，也将撤回签发的许可证。”“您与您的整个探险队将面临从包头被迫强制迁回的风险。”斯文·赫定于是转而准备宴请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代表，可没有人赴宴。这时斯文·赫定自感“身陷困难的深渊”，意识到除了与中国人合作，别无出路。他在日记中写道：“假如我拒绝与中国人合作，那全部事体都要得坏名声，我也只好解散远征队，准备归程。”他不得已，通过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主任沈兼士转达学术团体协会，谋求妥协，愿意合作。
学术团体协会要保护中华历史遗产，维护国家主权，但当时的经济实力和技术装备严重不足，又缺乏大规模野外考察的经验。值此机会积极开展平等互利的中外合作，反倒有利于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因此学术团体协会审时度势，坚持以我为主、平等互利的原则，决定与斯文·赫定谈判合作事宜。
学术团体协会召开多次会议，推举北大国文系教授、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导师刘半农博士为谈判代表。这位学识渊博、著述丰富、思维缜密、处事谦谨又能仗义执言的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深切关注并竭力抵制洋人来华盗宝已有多年。刘半农与斯文·赫定个别磋商十余次，同学术团体协会往返传达。随着磋商进程和书信往来，学术团体协会又多次和斯文·赫定开会谈判。
二
想要了解这次谈判，先说说斯文·赫定其人。
1890年后，斯文·赫定曾多次来中国新疆、西藏“探险”，察看山川地貌，测绘地图，发掘历史遗址。早期他曾参与攫取我国考古文物的活动，还大量收集过动物、植物标本。他曾到过“冰川之父”慕士塔格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曾三次进入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叶尔羌河及塔里木河漂流过；1900年，他偶然发现了被沙漠湮没了千年的楼兰古城，1901年又专程到该地进一步发掘，挖出150多件汉文图书，顺手带回瑞典，现藏于斯德哥尔摩中亚文物收藏所。
斯文·赫定善于汲取别人的经验教训，为自身的利益而适当妥协。他在笔记里写着：“中国人在他们国内是在家里，外国人只是客人。如果客人对于自身的利益没有适当的机变和智慧，用宽宏合礼的态度去对待他们的中国主人，他们不好的态度，自身必食其报。”他在对新疆、西藏的多次考察中，始终依靠当地政府和群众，“友好”对待为他服务的人。这使他的考察进行得比较顺利，而且获得了丰硕的成果。许多发现使斯文·赫定饮誉欧洲学界，他逐渐成为世界著名的“中亚探险家”。
斯文·赫定过去到中国考察只是他个人的单独行动，到了中国临时雇用助手和仆人，考察项目也比较单一。这次来华，斯文·赫定已62岁，又患有慢性病，难以独立经受野外的艰苦生活。德航出巨资使他有机会领导瑞典、德国、丹麦等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大型“探险队”，深入绥远、宁夏、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做全面调查、发掘。他作了周密的安排，计划庞大，志在必得。一开始，斯文·赫定心存西方人惯有的偏见轻视中国人。谈判伊始，他在笔记中写着：“中国的科学水准和组织能力以及财经实力均未达到欧洲人的水平，不足以组织一次现代的探险。自愧之情使他们更为敏感和多疑。”“我采用了一套温和加雄辩的外交辞令。”
对于这个阅历丰富、自命不凡、老谋深算的谈判对手，年仅36岁的刘半农始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以其睿智、博识和务实精神，以及对国家、对民族的担当和争取学术主权的坚定信念，对斯文·赫定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令斯文·赫定一再感受到中国学者的诚恳、智慧和毅力。在斯文·赫定的笔记里，有最初的直觉——“谈判代表客气而和蔼。刘半农、徐炳昶（北大教务长、哲学教授）、袁复礼（清华兼北大地文学教授、北大考古学会代表）等能操流利的法语、英语”。他感受到学术团体协会代表们“语言逻辑上的锋利及透人的深度令人震惊。没有使用激烈的语言和暴力，只有友谊和忍耐。我并未觉得欧洲人的文化高于中国人”，这是斯文·赫定对中国人新认识的开始。
谈判过程中，斯文·赫定却在未告知中方的情况下，3月22日让“探险队”的主体十余人，以两节行李车载了约有40吨给养与装备，离京奔赴包头。这引起学术团体协会的震惊与愤怒。斯文·赫定在笔记中写着：“3月23日收到刘半农教授的信，激动的情绪溢出纸面。说我让探险队离开北京，有悖于先前的承诺，也表现出根本不想遵守它。”“刘责问我，是否也想悄悄地离开北京赴包头，然后带领整个队伍向沙漠进发？”“我不得不向他保证‘不！没有我，探险队绝对不会出发西进，在与你们达成协议之前，我不会离开北京’。”
紧接着，学术团体协会提出15项合作考察条件，由刘半农与斯文·赫定谈判。15项的要旨是：遵循学术主权属我的原则，为保障中国文化前途，严禁一切侵犯我国权、破坏文物古迹等损害学术的不良行为。主要内容有：
一、在中国境内作科学考察，考察组织应定名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不应称“中亚远征队/探险队”。
二、考察所得，应在中国境内妥为保存，以供学者研究，采集物除非经学术团体协会审查，绝不许擅自运出境外。
三、考查团中必须有足够的中国成员，与外国团员共同考察。如果只是1至2个中国人参加，负责与当地政府沟通，就成了外国考查团的随从、仆役。中国人对祖国的历史文物有比外国人更深更高的识别、鉴赏能力，在勘察、发掘中能更周密细致地工作，加强文物保护意识，维护国家利益，行使主人翁之责权。
四、考查团的领导应该中瑞双方各有团长，具有同等职权和尊严，一切工作由两团长商量决定，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第一次交锋中，斯文·赫定只接受其中的8项，最反对的是考察所得不准运出境外。对于这个问题，双方争论良久。经多次磋商，斯文·赫定的认识有所改变，他在笔记中写着：“中国人更有权利去获取自己国家的果实，而不是让外国代理人去干，这是非常自然的。”“中国人要求将所有考古发掘物保存在自己博物馆里是符合文明国家中通有的法律规定的。”
对于“考查团的领导应该中瑞双方各有团长”这一项，斯文·赫定“内心最不愿意的是考查团中中国人和外国人有平等地位”，他认为“整个行动有两位领导是最根本的错误”。但他“平静地接受这一要求”，因为他认为“野外艰苦严酷的生活将自动证实谁是真正的领导”，他不相信中国人能到沙漠去研究学问。当时欧洲还有外交家预言“中国人哪里知道大沙漠是什么，他们将来走出包头不远就会全体转回北京”，因此斯文·赫定相信会有“全体转回北京”的这一天。
学术团体协会由刘半农、徐炳昶、马衡（北大历史系教授、故宫博物院院长）共同起草合作条文，经过刘半农与斯文·赫定反复磋商，经过50多天的反复协调，最终订立详细的合作条文。4月20日推选周肇祥（古物陈列所所长、中国画学研究会代表，毕业于京师大学堂法政科）、刘半农、袁复礼、李济（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考古学家）四位代表，与斯文·赫定逐条研究合作办法。最后，由徐炳昶、马衡、刘半农起草，李四光（北大地质系教授）、袁复礼、李济译成英文，议决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查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订定合作办法》十九条（下文简称“十九条协议”），于4月26日由周肇祥和斯文·赫定签字通过。
十九条协议是中外双方考察活动的规范，为六年考察任务的完成起到了根本保证的作用。该协议让清末以来外国探险家、科学家、盗宝人无视我国主权，在我国境内畅行无阻、随意发掘大量珍贵文物的屈辱历史就此终止，成为此后外国人来华考察必须遵循的典范。十九条协议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第一个中外平等互利的合作协议，推广到科学考察以外的任何领域都可以仿效，刘半农在一次大会上指出：“这个协议开我国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当此高唱取消不平等条约之秋，望我外交当局一仿行之。”
三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组建时我国团员有10人，其中8人是北京大学的师生。中方团长为徐炳昶，团员为袁复礼（后期任代理团长）、黄文弼（北大考古学教师）、丁道衡（北大地质系助教），又通过考试在七八十名考生中选拔出4名考查团气象生，北大土木系毕业生崔鹤峰、北大物理系在读生马叶谦（三年级）、李宪之（二年级）和刘衍淮（一年级），还有两位是詹番勋（华北水利工程师）和龚元忠（历史博物馆摄影师）。
十九条协议签订后，刘半农积极支持徐炳昶担当中方团长的重任，答应在徐炳昶西行期间照顾徐炳昶家属的生活。刘半农又帮助4位气象生作出发前的准备：安排他们到观象台参观。观象台台长常福元是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会的理事，他向气象生介绍气象仪器和观测方法，并送两本气象学专著《理论气象学》和《气象仪器学》。刘半农又找气象生谈话，亲切地嘱咐他们：“出去后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当时可能没有用处，以后可能有很大用处……与外国人在一起要友好合作，要表现出中国青年的气魄，还要注意不许外国人有越轨行为……要多考虑问题，帮助徐先生做好团长的工作。”
刘半农语重心长的谈话，对年轻人起着重要的作用。1928年10月，气象生李宪之在青海柴达木盆地西北的铁木里克遇到一次强冷空气，他作了详细记录。自此以后李宪之研究寒潮和台风，写出了气象科学史上具奠基性的划时代经典名著，为中国气象事业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多年后，李宪之回忆说：“刘教授嘱咐的‘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这一教导，使我受益终生。”——这是后话。
5月9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从北京大学红楼出发西行，刘半农在北京负责考查团理事会的工作。
考查团西行期间，刘半农坐镇北京，对考察中的一切工作，无论是事务性的或是监察指导性的，事无巨细，必亲自躬行，把各种问题解决得妥帖而合乎情理。
在刘半农的监察下，考查团严格执行十九条协议的各项规定，在工作中不断取得惊世成果，大量采集物、发掘物分批由骆驼经草滩、戈壁东运，无一流失境外。运到北京后，都由刘半农一一验收、保管，造册登记，每一物件都写有收据。
刘半农掌握着考察进程并作指导，促使考察顺利进行，及时肯定考查团成绩并向社会发布。丰硕的成果让世界震惊，令中国人欢欣鼓舞。考察初期，黄文弼在额济纳一土堡中发现数枚居延汉简，黄文弼因队伍开拔要离去，留话“此处如细发掘，必可多得汉简”。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Bergman）受到启发，发掘居延汉简一万多枚，后更举家来此两年，与刘半农等中国学者共同进行研究。在刘半农的严密监督下，执行十九条协议中考古物品留中国的规定，贝格曼发掘的一万多枚居延汉简全部留在了中国。北大28岁的助教丁道衡发现包头白云鄂博大铁矿，徐炳昶团长立即电告北京的理事会，常务理事刘半农促使徐炳昶给丁道衡派地图学家詹番勋去支援，将铁矿分布情况测绘成二万分之一的地图，当时国人誉白云鄂博为“第二个大冶铁矿”。1928年9月中旬至10月底，北大教授袁复礼在新疆三台南的大龙口发掘得二叠纪三叠纪的爬行动物化石，分属42个个体，其中有7个完整的个体（后经鉴定为恐龙新品种，定名为袁氏阔口龙、袁氏三台龙），此消息由斯文·赫定和考查团理事会向国内外发布，引起中外学术界轰动。瑞典一位地质学家对斯文·赫定说：“你们费巨款作考查，即使只得此一件大发现，已属不虚此行。”
刘半农还不断扩大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在社会上的影响、作用和意义，增聘著名学者加入学术团体协会成为理事会理事，譬如增聘地质调查所主任翁文灏，北平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傅斯年，中华文化基金会总干事任鸿隽，北大教授胡适、陈受颐为理事。在军阀混战的社会环境中，刘半农努力争取当地政府的支持，尽全力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排除地方势力对考察工作的干涉和破坏。
在一年半的时间里，考查团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事业正处蒸蒸日上之势，考察发掘还大有可为，但时间太紧、人手不够。斯文·赫定想从瑞典请一天文学家、一语言学家，又想在和阗河畔沙漠中增设气象测候所，需要两名中国学生。经过一系列努力，1930年5月，考查团决定选派北大生物系学生郝景盛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去采集标本。1931年10月，当时的气象研究所竺可桢所长选派在南京北极阁气象研究所工作的胡振铎和南京东南大学地理系二年级学生徐近之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任气象助理。胡、徐二人从南京到北京，谒见考查团常务理事刘半农，刘半农对二人勉励有加，介绍气象测候的任务和意义，要他们学习德国的测候技术和先进仪器的应用；同时要监视外方的不轨行为，例如偷盗文物、拍摄有关国防的照片。两人怀着对刘半农的敬佩，领命西去。胡振铎后来曾写诗回忆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经历，其中就有“人民外交胜利好，首席代表是刘老（刘半农）”一句。
还有一事，是刘半农积极推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纪念邮票的发行。在1929年1月16日的理事会议上，斯文·赫定提出要为这次考察出一套纪念邮票，刘半农积极支持，并向政府提出申请。蔡元培向交通部发出公函，谓：“考察西北科学事务，在本国实为创举，两年来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有相当成绩，所谓发行纪念邮票，意在引起国民对于学术探查之趣味。政府为学术界发纪念邮票，在国外亦多先例。可否准予照办，以示政府倡导之意。请鉴核施行。”1932年6月，为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功考察，纪念邮票一套四枚正式发行，票面为故宫所藏元代画家作品，票上有中国字和拉丁字相对照。
四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加之祖国的大西北资源丰富，考查团几乎每天都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丁道衡在白云鄂博发现大型铁矿，该矿储量丰富，成分高、体质纯。一个月后，袁复礼又在丁道衡发现的矿区以西十余里处发现铁矿苗。进入新疆后，丁道衡横穿天山，采集到多种化石和地质材料，又发现多处油苗、煤炭、铁矿等。他绘制出地质图，写出《新疆矿产志略》，论述新疆石油、煤、铁、铜、金、银、锡、玉石等矿产资源。
考查团到包头不久，黄文弼就发现具有辽、金、元史料价值的王傅德风堂碑，又发现新石器时代的石斧，不久，在额济纳一土堡中还发现数枚居延汉简（汉代原始边役档案的木简）。入新疆后，黄文弼对吐鲁番盆地、塔里木河流域和罗布泊地区的古代遗址作了周密调查，考证了古高昌国的茔域和纪年，发现古墓群、古陶器、西汉烽燧台遗址、居仓遗址以及很多汉通西域的最早的文字简牍、墓表、石器、玉器、五铢钱等。黄文弼对许多古城的位置、迁徙和历史演变都做了考证。
袁复礼入新疆后，从测绘开始，调查地貌、地层、构造、岩山、冰川、古生物、矿产，制作了详细的地质图。他两上天山，建立了二叠纪、三叠纪的地层剖面图，在准噶尔东部编绘了地貌图，详细记载了侏罗纪天山龙产地的地形地貌特征。五年中，袁复礼发掘到兽形爬行动物恐龙化石72具，其中首次发现的新品种就有8种，这些化石的年代比以前外国人在中国发掘所得提前一亿多年。发现如此众多而且完整的大型爬行动物化石，当即震惊了世界。此外，袁复礼还发现了中华半椎鱼、叶肢介、珊瑚及双壳等重要动植物化石，发掘到大量的古代文物，发现了煤、铁、石油苗等矿点……他为当地人民找到了地下水，帮助少数民族改进炼铁技术，人民感谢他，为他立生祠，造“袁公庙”和“复礼庙”，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他的恩德。
考查团的发现发掘，源自团员们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正确的鉴别能力，源自他们不畏艰险、不辞辛劳、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源自他们追求学术完美、不计较个人得失、精诚合作的工作作风，也与整个考察过程中每事都受到理事会常务理事刘半农的深切关注、严密监察和热情指导密不可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震惊世界的成果连同他们高尚的道德品质开创了中国大规模科学考察的历史，赢得了中国人应有的尊严，树立了中外合作的典范。对斯文·赫定来说，考察所获比他原来计划的更丰富、更辉煌，这给年届七旬的斯文·赫定的探险生涯画上了圆满而光彩的句号。
科学家是实事求是的，斯文·赫定改变了原先某些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他在笔记里写着：“考查团的中国团员对整个考察活动具有非同寻常的实际作用。”“我从来没有因为接受了中国人的条件而遗憾过。”“中欧间这种善意的友谊合作是一种真正愉快的源泉，我把同地球上最伟大的、在许多观点上最饶有趣味的民族这样密切地接触过这件事当作最大的收获。”“合作是最完美的。”笔记中多处提到“中国人素质优良”“我抱着同情与感谢，愿终生记着他们中的每一个人”。
斯文·赫定对考查团中的各人还有具体的、生动的赞扬，他说黄文弼是“博学的考古学家”，说“袁复礼是非常博学的、优秀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形测量学家”，他预言“年轻的中国团员将有重大的贡献于世界”。事实证明，斯文·赫定的这些赞词并非溢美之词，而是他慧眼识英才。
在行动中，斯文·赫定更切身体会到考查团有中方团长的必要性。他写道：“在偏远地区由中国同行出面与当地政府谈判要比我们外国人出面有利得多。”“能求助于可信赖的、友好的中国人的帮助，对我们欧洲人来说是一笔无价之宝。”斯文·赫定把黄文弼、徐炳昶所带的中国历史古籍称作“金矿”，“徐把最重要的内容翻译出来。过去我不了解的地区只能回国求教于汉学家，现在能随时得到帮助”。
谈判期间，与斯文·赫定接触机会最多、接触时间最长的，正是学术团体协会理事会的常务理事刘半农。斯文·赫定感受到刘半农的“可亲而友善”，还为刘半农做了素描肖像画。在考查团西行期间，刘半农在北京，斯文·赫定说“刘半农在幕后左右着协会的行动。 在随后的几年里，我向他申请我所需要的一切”。考察过程中有什么问题，大家不分巨细都找刘半农解决。斯文·赫定说，刘半农是“学术团体协会真正的领袖，是理事会的灵魂和核心”。
的确，无论是考查团成员，或团员家属、学生，或一代代的继承人、后学者，都如此认同着：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辉煌成果和深远影响，都有刘半农的贡献在其中，刘半农是考查团当之无愧的灵魂和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