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技术如何影响文学的现实走向？
“后新生代”作家会给现实主义小说带来怎样的可能？
“大地书写”将出现怎样的局面？
……
作为江苏文学“扬子江”系列品牌活动之一，“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已举办六届，始终关注当下的文学热点，探讨文学发展的前沿问题。日前，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南京大学新文学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江苏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出席并致辞。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发来书面致辞。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副主席郑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丁捷、贾梦玮、鲁敏，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杨发孟，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董晓等出席论坛。
本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创新形式，共设一个主论坛与两个分论坛。主论坛的议题为“AI技术与文学的现实走向”，分论坛分别以“‘后新生代’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的可能”与“大地书写的新走向”为议题，在南京师范大学与常州举行。70余位学者、作家参加了论坛。
面对AI新浪潮
夯实品质才是文学的应对之道
无可否认，新技术的出现，不仅会给人们的现实生活造成变化，也会给文学带来新的际遇。从远古的结绳石刻，到后来的木牍简帛，再到纸张和印刷术的出现，每一次技术的革新，都促使文学在载体、篇幅与内容等方面发生转变。当下AI技术取得全新发展，在日常生活、智能办公、医疗健康等领域为人类带来便利。但疑问也随之而来：对凝聚了人类精神与情感的文学艺术而言，AI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文学又该如何应对？
对此，陈彦谈到，科学与传媒技术日新月异，文学生态相应形成了新的格局。在如今复杂多变的时代语境下，面对AI技术的影响与冲击，关键依旧是要“夯实文学的品质”。文学需要巧妙借助新技术、新媒介，敏锐捕捉并积极迎接出现的新机遇，重新唤起深入挖掘现实、细腻刻画人性的强大力量，让文学在技术与时代的浪潮中依然能够绽放光芒。这同时意味着，作家必须保持对生命经验的独特思考，这也是文学的根本优势所在。
毕飞宇认为，AI是人类所创造的一种完全贴合于人的智能的东西，但是，人有更加深邃的心灵世界和精神世界：“在智慧之外，我们人类还有情绪、感受，当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人的整体性才能得到体现。”在这一点上，只要人是完整的、是全面的，任何科学技术都不可能替代人类的主体性。
作家李洱表示，文学的取胜之道就在于它自身。“我们读文学作品，看到的是作者与这个时代的关系，看到的是这个作家如何表达个人经验。AI不具备这种生命经验，它所创作的只是毫无生气的描绘性文字，与自然、时代、个人毫无联系。”因此，作家们要以坚实的文学品质，勇敢地去应对AI，哪怕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传统的写作者”。
作家东西也呼吁，写作者要有自信。AI技术目前还需要人的指令，尽管它能够帮助写作者快速创作，却不能直接面对现实发言，无法解决人的心灵、情感问题，而这些正是人类的优势。“在能提供所有答案的今天，提问比答案更重要。”他提醒大家面对AI技术，应警惕的是AI的拟人化和人的AI化。
作家孙甘露认为，AI技术的运用，目前取决于人类处于哪一个阶段，取决于人们使用AI时提问的能力。尽管个体的生命有限，但人类始终是实现从“0”到“1”的主体，人工智能处理的则是“1”以后的部分，它无法处理一个不存在的事物。因此人们对于AI文学创作的兴趣，或许不在于它的生长速度、写作能力，而在于创作之外，它们指向更关乎人类的疑问。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晓进谈到，当下作为独立生产要素的AI，已经对艺术生产产生了结构性影响，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影响肯定会进一步增强。就此而言，AI能辅助文学创作到什么程度，最终能不能超越作家的创作？文学是非常复杂的感觉艺术，文学创作通过对语言文字的驾驭，传达出作家对于生活的感知、感觉和感悟。这正是AI写作致命的短处。因此，AI技术之于文学创作至多只能是辅助工具，永远不能替代作家独创。
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将平庸的作家称作“水龙头作家”，他们用毫无特点的“水龙头语言”冲淡了文学应有的新鲜与独特，而AI正是止住这些作家给文学“灌水”的阀门。若是一位作家的作品写得不如AI，那么他理所应当被文学抛弃。王彬彬进一步用《水浒传》中“雪正下得紧”等例子，阐明人类特有的感觉和创造力不会完全被机器所掌握。AI可以写出一些通俗小说，但是绝不可能写出《水浒传》《红楼梦》这类体现了人类情感独特性与敏锐感知力的经典作品。
暨南大学教授贺仲明认为，AI给文学造成焦虑与恐慌的同时，也带来了机遇，能够帮助文学进一步发展。具体而言，一是AI能够让文学创作更加普及，让更多的人掌握文学写作的技巧和方法，进而促进文学在社会文化当中的影响力；二是AI的创作可以与人类真正优秀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帮助我们更好地判别文学作品的高度和价值。
评论家曾攀以编辑文学论文刊物的经验为例，谈到相比于文学创作，AI对文学评论的冲击或许更大、更猛烈。借助AI这一工具，论文写作者能够迅速完成提取文本摘要、整合资源信息以及生成论文文本等工作，进而撰写出一篇既符合标准又不乏思考深度的论文。这些情况已然对文学研究及其规范形成了挑战，同时也在逐渐削弱学术界的创造力。评论家季进则谈到AI对文学翻译的影响，AI短期内很难取代人工翻译，文学翻译仍然是人类智慧的重要领域，我们应该保持信心。为了保障AI与文学创作、批评、翻译实现健康的互动，并推动它们良好地发展，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晖认为，我们应当持续去探索并完善与之相关的评价标准以及版权法规。
在大多数与会者看来，AI永远不可能超越人类，因为它缺乏人类理解、感受与创造的能力。从这一点而言，人类始终占据着对人工智能的主导性。比如张学昕、张莉、刘大先、乔叶等学者、作家就对AI时代的文学前景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作家们当下对AI产生恐慌，无非是担忧自身强大的主体创造力在AI面前不值一提，这多少有些杞人忧天。从根本上讲，AI有它的知识盲区和缺陷，AI的缺点恰恰在于它过于标准，缺少人类充满弹性的情感，缺乏真正的情感力度和独特的创造力。AI创作出的只能是标准的、平庸的作品，它所能取代的也只会是同样平庸的作品，而对那些真正优秀的文学精品则不具有威胁与挑战。因此，相比于对AI取代作家感到恐慌，怎样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才是每一个作家真正应该考虑的问题。
雷平阳、石一枫、韩春燕、张堂会、韩松刚等作家、评论家则对“AI技术和文学的现实走向”给出了另一种思考。他们表示，随着AI的持续演进，其必将更趋强大，当下所存在的不足与缺陷在日后亦会得到弥补。届时，现今被视作“人类独有的情感”或许将不再具有“独特性”。鉴于未来充满不确定性，秉持开放的态度，积极主动地去应对可能出现的各类问题，或许才是妥当的应对之策。
当我们谈论“后新生代”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在第七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南京师范大学分论坛上，研讨聚焦“后新生代”作家及其在长篇现实主义小说的成就上。
“后新生代”的概念尚未被学界公认。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的解释，2014年前后，文坛涌现出一系列青年作家的长篇小说佳作，包括徐则臣的《耶路撒冷》、田耳的《天体悬浮》、陈楸帆的《荒潮》等，他将这些作者归为“后新生代”。言其“后”，是由于在此前还有一个“新生代作家”的当代文学概念，它一般指涉生于1960年代、在1990年代成名的小说家，如邱华栋、毕飞宇、李洱、徐坤、朱文等人。在何平看来，1993年、1994年后到世纪之交，以“新生代”命名的文学产生了巨大能量，彼时大量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创作力与影响力及至当下，他们的创作业已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代表，如毕飞宇的《推拿》、李洱的《应物兄》、东西的《回响》、艾伟的《风和日丽》等。“后新生代”正是在这种语境下提出的概念。对于“后新生代”这样的提法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何平说：“我们是在制造概念，但是制造概念应该有一个现实基础，而不是为了谈论一个话题去制造一个概念，我们研究的其实是现实的文学对象。”
作家朱婧在回望“新生代”作家的出场及命名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后新生代”作家的成长历程，“从精神代际看，他们的精神成人基本是改革开放时代完成的”。她观察“后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如路内的《雾行者》、鲁敏的《金色河流》、张楚《云落》、徐则臣的《北上》、魏微的《烟霞里》、付秀莹的《野望》、葛亮的《燕食记》等，发现它们仍然继承了以小说作为史传的传统，其特质是“内置了改革开放时代的身位和体感，在全球化时代勘探世界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对于“后新生代”这一概念的运用，评论家何同彬表示应该审慎。他以“新生代”概念的提出为例，指出这一概念的出场在当时有其“对立物”，即“80年代文学”。“新生代”的目的就是为了走出“80年代文学”，现在若是设定一个“后新生代”文学，其目的是否也要走出“90年代文学”？其中内涵目前来看难以把握，因为这些作家的属性、风格差异太大，它的概念延展性便令人产生疑问。
在“后新生代”作家群体中，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于2015年获茅盾文学奖提名，成为这批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走向成熟的标志性事件；近两年，张楚、石一枫、魏思孝等人的长篇小说创作，已然引起文学界广泛的重视。这也使得在场的学者将话题引向对“后新生代”长篇小说与现实主义文学实践的讨论。
作家路内首先谈到，千禧年来文学界以十年为代际进行作家身份划分的标准，实际上包含了写作方式、写作主题和广义的社会经济文化沿革。这基本上约定了一种写作认知，给“70后”以降的作者们提供了某种写作上的自觉，也为现实主义的长篇小说创造了新的可能。
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阳扬认为，“后新生代”作家的长篇小说创作实践，一方面对于历史、城市、乡村有新的观察；另一方面则在文体形式上有所创建，比如通过小说文体和散文文体的渐进和结合，实现跨文体融合，或是通过注释的方式展开小说文本的另一种可能等。
评论家贾艳艳谈到，个人经验怎么才能通向整体，是长篇小说永远无法绕开的难题，现实主义在这个意义上呈现出更重要的意义。对现实主义的回归，强调的是把宏观的时代、社会、历史和微观的个体内心世界做到平衡与兼顾，个人的思想维度同时指向时代精神史和社会史。”
据评论家张定浩观察，当下的许多现实主义小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状况，“就是把精神生活排斥在日常生活之外”，写的“大部分是形而下的现实主义”，这不仅脱离了时代，实际上也远离了年轻人。年轻人并非不愿意阅读文学，而是不愿意阅读没有精神的、虚伪的文学。他援引埃科的《米兰讲稿》和黑塞的《荒原狼》等受年轻人欢迎的经典作品表示，真正含有追求、美感与精神主题的作品仍是畅销的，因为会从中“阅读到更强的心志，那种心志会滋养人”。
作家石一枫、魏思孝提出，小说的变化从根本上是时代在变化。文学对时代的记录就是对时代气息的记录，时代气息既是小说要完成的任务，同时也决定了小说的样貌。毕飞宇、东西那代作家的小说中总是蕴含一种气息，那种气息属于上世纪90年代。当下的现实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也决定了“后新生代”们该写什么样的小说、考虑这个时代的气息是什么。所以，这一代作家们写法上的变化，实际上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变化，他们把长篇小说写得复杂，从根源上讲，就是时代本身变得比以前更复杂了。
会议最后，评论家韩松刚对“后新生代”作家提出了自己的希冀：未来的十年间，“后新生代”作家群体必将会是整个长篇小说写作领域的主力，必然要从新的方式和视角对其进行探讨。更重要的是，如果当下的文学批评还能有一点引领作用的话，希望类似的讨论从批评的角度或者从文学的角度，对长篇小说的写作进行辩护和纠偏。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书写大地的“新”与“变”
第七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常州分论坛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并讲话。此前一天，“高晓声文学之约”颁奖典礼在常州举办，“高晓声文学之约”的获奖作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评论家、编辑在高晓声先生的故乡常州，围绕“大地书写的新走向”这一议题，共话新时代乡土文学的新现状、新经验与新趋势。
吴义勤表示，中国作协立足新时代文学使命任务，组织实施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其中，“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作为一项长期开展的文学行动，旨在引导广大作家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勇担新的文化使命，胸怀“国之大者”，把艺术创造投向祖国的山川大地，以生动澎湃的笔触描绘博大壮阔的时代气象，刻写丰富深邃的心灵图景，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大地书写的新走向”正与这个宏大的命题相契合，是对文学创作提出的新要求，即创作出跟得上时代的具有典型人物和思想高度的作品。
会上，与会者们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感受，即当下社会快速发展，城镇化扩大，乡村已然发生了巨变，即便许多人小时候有过乡村经历，如今也远离了农村经验，乡村对他们而言已然变得陌生。正如作家徐则臣所说：“人和土地的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带来了伦理结构、人际关系、人和世界关系的变化。”在徐则臣看来，“大地书写的新走向”换为“走向新大地的书写”仍然成立，当下的“大地书写”常常缺少了“走向大地”的过程，导致“写得扎实”成为一个非常高的评价。现在出现的新问题，需要作家们重新认识，以认真、扎实的态度走向新的大地。
作家孙频谈到，多数人的童年乐趣都来自于大地和乡村，当现代人在城市里觉得疲惫的时候，还是会本能地想逃回自己的出发点，回到离大地和亲人最近的地方。对于作家来说，大地的概念可以拓宽，可以脱离故乡，可以更辽阔、更广袤，像山川湖海、乡村小镇都是大地，而大地上的人文都是时代的人文。同时，作家们不能把小说变成翔实的地理书写或田野调查，而是在结合田野调查和小说艺术的基础上，仍然保有文学的想象力和虚构能力。
常州工学院教授谢燕红认为，传统乡土小说对于处在“新”与“旧”之间的人物刻画得非常细致，比如茅盾笔下的老通宝、赵树理笔下的二诸葛、柳青笔下的梁三老汉，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陈奂生，他们可悲、可笑又很可爱，让人过目难忘。现在的乡土写作虽然追踪热点、主题宏大，对于表现人物内心的冲突和紧张却涉及较少。作家如果能够写出中国乡村文化中蕴含的生存观、生态观、社会观、道德观等诸多层面的变化，能更加深刻地反映真实的乡村。
进入21世纪，中国迎来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巨变，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带来巨大的社会变迁，新技术以加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让我们不得不思考，新时代的山乡巨变应该怎样去书写？
评论家项静认为，当下的“大地书写”面临着内容与形式的双重挑战。在“大地书写”的范畴内，乡村、小镇、县城乃至城市，与世界其他角落都存在信息交流互动，这给书写内容带来了难题。同时，乡土文学书写也在遭受其他艺术形式及新兴媒介的冲击。这些带给创作者的思考是：文学该如何借叙事与普通读者构建联系？又该怎样透过细微的事件与人物，同我们所处的时代建立内在的关联？
关于如何“新”、如何“变”，评论家崔庆蕾认为，“地方性”的强调或许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在已有的写作中，地方性的趋势重新成为大地书写非常重要的路径和文学景观，地方性的精神、地方性的文化包括民俗、自然风情重新成为了叙事的对象和元素。以地方来作为观察中国的一个支点，就有了更多空间的参照，获得更为复杂的视角。
作家刘玉栋认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重要性。他表示，当下乡土产生更多“新”与“变”，相应地有更多故事需要讲述，这也对作家去观察、去发现的能力提出了要求。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们的乡村经验，和过去完全不一样，需要我们以世界的眼光打量、认识、理解这些变化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这样才能把这种“新”和“变”更真切、更准确地呈现出来。
作家马金莲以自己的经验回应了“新”与“变”对于作家的感召。她出生成长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在“80后”作家中拥有比较扎实丰富的乡村经验。但在她从小生活的乡村整体搬迁后，她发现再也无法随时掌握乡村的人与事。当她看到人们一头扎进生活当中，面对新的环境努力适应、热情生活之时，她又感到了乐观：“我们的写作也应该以这样的心态去面对，因为生活从来没有停止，文学也没有停止的理由。”
本届论坛聚焦中国当代文学的生动现场，着力构建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范式，推动新时代文学更好地反映时代精神、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