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我到香港参加文学活动。履新不久的游江总编安排了一次餐叙，十多人与会，旧雨新知，其乐融融。游江曾于北美执事多年，颇有想法和行动力，文界早有耳闻。那次餐叙，他只闲谈杂事，不多聊刊务。本是聚会中心人物，但并不饶舌。合影时，居旁，不占中间。我不由私下揣想，总编风轻云淡间，也许让人们更用心于他所服务的《香港文学》。行事风格如此，润物细无声，文人办刊，尽显君子姿，从中足见一斑。这也是《香港文学》历任总编的一贯风格。

一

刘以鬯是《香港文学》的第一位总编。于香港文坛，倘若不知刘以鬯，几乎难以想象。但在业界之外，或许未必有太多人知晓这个姓名。在王家卫《花样年华》之后，“刘以鬯”这个名字一度成了热词。刘以鬯的《酒徒》被视为中国最早的意识流小说之一，与《对倒》一同启发了王家卫拍摄电影《花样年华》和《2046》。《对倒》，对倒于空间，内核为怀旧、乡愁。在《花样年华》片尾字幕中，王家卫向这位“上海情结”先驱致敬。自此，刘以鬯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刘以鬯的作品在香港文坛，果然呈鬯茂状，长盛不衰。

1991年，《台港文学选刊》于11月号刊出《刘以鬯专辑》。该专辑刊载了六篇短篇小说：《天堂与地狱》《赫尔滋夫妇》《链》《一个月薪水》《蛇》《为什么坐在街边哭》，分别写于上世纪五十至八十年代。同期刊发其自传与作品年表，以及柳苏的评论《刘以鬯和香港文学》。编者于扉页简介：“这辑小说犹如六朵风姿绰约、色彩各异的花朵，采摘自作者饱经人生沧桑的心田。每一篇小说都凝聚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具有作者构思奇特、刻意求新的鲜明风格，十分耐人咀嚼。”

该专辑外，《台港文学选刊》还曾不间断地选载刘以鬯的中短篇小说和微型小说，比如《喝了几杯白酒》《第二天的事》《龙须糖与热蔗》《寺内》《椰风蕉雨》等等。三十多年间，我和刘以鬯或在香港作联或在《香港文学》社，曾多次晤面。每逢正式场合，刘先生向来蔼然周正，作为晚辈，我自然对其肃然起敬。

1995年初夏，当《台港文学选刊》一行五人造访《香港文学》社，来访者中有楚楚，他喃喃重复了一遍“楚楚”，接着便顺口叫开了，“瑜瑜”（宋瑜），“珍珍”（蔡江珍），我顺理成章地成了“岚岚”。各位哄然大笑。他也绽开笑容，喜笑颜开地注视这几位闽地访客。这位驰誉八方的文坛大家，瞬时化身为风趣幽默的邻家大叔。带队是福建省文联负责人季仲，当时他尚兼任《台港文学选刊》主编，因季仲年长一些，刘先生自有分寸，“区别对待”，没调侃季先生。这些记忆中的情节依然动人。如今，忆及往昔，仿佛还能清晰记起《香港文学》社的有声有色的这一幕。

二

1984年9月，《台港文学选刊》面世。创刊号选载白先勇、杨青矗、繁露的短篇小说，于右任、余光中、彭邦桢、拾虹的诗歌，林海音的长篇小说《晓云》（连载），陶然的中篇小说《天平》，王晓波的纪实作品，李昂的特写，黄维樑的评论，等等，显然都是台港文坛力作，均为一时之选。

陶然的《天平》原载1984年3月期的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台港文学选刊》迅即选用，于创刊号第一时间推出。“编者附记”如是评析陶然的中篇新作：表面看，它似乎是个三角恋爱故事，但细读全文，就不难看出其丰富内涵。它是利用爱情故事的形式，暗示香港几种人对于“前途”的心态。“‘香港前景’正是目前香港街谈巷议的中心问题，陶然能迅速地捕捉这一题材，足见他的敏感和忠于现实。”敏感是作家亟需而珍贵的特质。陶然，出生于印尼万隆，1960年入读北京华侨补校，1964年考进北京师大中文系，1973年移居香港，2000年接任《香港文学》总编辑，2018年卸任。几个特殊时间节点，几处特殊活动区域，几段特殊心路历程，铸就了陶然的特殊人生，也成就了他的文学生涯。

回顾既往，《台港文学选刊》和《香港文学》在数月内接踵而至，先后面世。香江文坛上，文学期刊屈指可数，《台港文学选刊》始终将《香港文学》视为具有指标意义的重量级杂志，既借鉴其开阔的文学视野，娴熟的编辑技巧，又采纳其风格各异、题材多样的新作。每当表明转载意愿，陶然从不回绝，也从不提出其他相应要求，毫无门户之见。

《台港文学选刊》创办十周年，陶然以个人名义致贺：“即使身在香港，由于报刊众多，时间紧张，往往要通过‘选刊’我才能够读到新知旧雨的佳作。十年来，贵刊所付出的努力和获得的成果，有目共睹。值此《台港文学选刊》创刊十周年之际，谨向贵刊全体工作人员致意，衷心祝贺你们。”时届创刊二十周年，又收到《香港文学》的贺词：“《台港文学选刊》是一扇窗口，让我们有机会欣赏华文文学园地的优美景色。”

2018年底，福建省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在武夷山举办学术研讨会。陶然先是到晋江参加著名诗人蔡其矫先生纪念活动，而后即赶赴武夷山参会。回想1978年春末，我调至福州担任《福建文艺》（《福建文学》）编辑。初来乍到，一间办公室暂时成了栖身之地，对门便是蔡先生住处（也暂居办公室）。后来，我搬至邻近的宿舍，又与蔡先生为邻。再后来，我分到一套居室，和蔡先生还是楼上楼下。日常相处，我常从蔡先生口中得知陶然的事。陶然向来对蔡其矫先生恭谨有加，执弟子礼。蔡先生仙逝后，陶然极其用心地为其编辑出版了纪念文集。

这一幕，多年之后，仿佛又重现了。陶然离世，继任总编辑周洁茹也是尽心尽力地筹措纪念活动，编就《悼念陶然先生专号》，第一时间在《香港文学》2019年4月号推出。本人写了篇短文《言犹在耳》，略表哀思。一年之后，周洁茹寄来了个人散文新著《我在圣弗朗西斯科做甚么》和陶然散文遗著《今夜菜街歌舞沉寂》。

周洁茹15岁就开始写作，2000年旅居美国，2018年接任《香港文学》总编辑。对于这位新锐作家，《台港文学选刊》同样十分关注，多次转载其作品。从刘以鬯到陶然，再到周洁茹，每人间隔了三十年左右，而他们之间，却无“代沟”的阻绝，反而预示着继往开来，代际传承。

当年《刘以鬯专辑》中，曾选发了刘先生所撰《香港文学》发刊词，现在读来，依然让人感到，先生所言发人深省。香港地位特殊，在加强联系、促进交流上担当重要角色，各地华文文学存在不能摆脱也不会中断的血缘关系，是一条拆不开的“文学链”。深切的嘱托，热诚的期望，历久弥新。而今，《香港文学》已届四十载，游江撰文《四十不惑》，他写道：“不惑的是我们的文学初心，不惑的是我们的坚守和信念。”

时光流传，山高水长。

（作者系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监事长，福建省作家协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