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麦子阿姨”悄然走红网络。一生劳作于河南安阳的她,在花甲之年突然决定走出打转了一辈子的麦田,一路南下去实现自己20岁时已经萌发却始终未能实现的梦想。也许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想要逃离的“麦田”,“麦子阿姨”的故事引发了如此广泛的共鸣,这或许也解释了为什么作家们总是孜孜不倦地书写一个个“出走”的故事。
无论是王明明《嘉年华》(《福建文学》2024年第12期)中身处小县城心向大城市的陈樵,张曦《残酒春欲晚》(《钟山》2024年第5期)中渴望逃离婚姻围城的允卿,还是钱幸《山隐》(《湖南文学》2024年第11期)中急流勇退的当红歌星焦庾女,他们的出走或是出于对物质生活的不满足,或是出于对追寻自我的热望,总而言之,他们将当下庸碌的生活视为消解超越性的渊薮,试图以“出走”的方式与过去作别,开启一段崭新的人生。
然而,跨过对“出走”充满浪漫想象的“五四”时期,作家们不再将故事止步于出走的瞬间,而是开始反思:“麦田”之外,真的存在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吗?如果说李晨玮《寻隐者不遇》(《福建文学》2024年第12期)重新讲述了古老的“桃花源”的故事,那么王啸峰《水边的蓝喉蜂虎》(《钟山》2024年第5期)则是《桃花源记》的现代转写。主人公于乃今与一对中年伴侣相遇于与世隔绝的小岛,饱受现代社会焦虑困扰的三人在此却屡屡受到某种神秘的感召,各种超自然的景观不断重塑他们想象力的边界。之所以强调这篇小说的现代意味是因为,于乃今获得精神涤荡的“世外桃源”只是一场别有用心的炒作,作者消解了“桃花源”的真实性,于乃今渴望安放灵魂之所不过是某种现代的消费装置。《山花》2024年第11期推出的海外华人作家小辑也同样呈现了出走之后的某种困境,其中南桥《临终关怀》塑造了一个出走异国举步维艰却在国内亲属面前苦苦维持最后体面的游子形象。小说结尾,主人公伶仃地客死他乡,他的死亡最终化为一个仿佛叹息的问句:为什么不能回头?
可能的答案是,“出走”往往意味着拒绝被收编进现行体系,同样也意味着,任何回返的倾向都会被解读为一种受挫之后无可奈何的妥协,正如夏麦《白色巨塔》(《湖南文学》2024年第11期)中的主人公坦言:“回乡。这是她最躲避的事。”陈再见《我真是服了》(《钟山》2024年第5期)则是讲述了一个“叛逆”少女离家出走的故事。家境优渥的“我”在与母亲争吵后愤然离家,在好友柚子的带领下窥见了这座城市的另一面:肮脏狭窄的小巷、早早辍学的“混混”……这一切都是被母亲视为污浊而拒斥在外的。“我”才惊觉自己虽然在小城生活了十几年,却只了解它的躯干而从未触摸到它的肌理。这脱出固定轨道的一夜,使“我”与普通人心酸而真实的生活产生了短暂的交叠,但当夜色褪去,太阳再次升起,“我”又被重新纳入既有的人生轨迹。
吕阳明《冷却塔》(《江南》2024年第6期)也许能给我们另一个答案。在逃离故乡那座边境小城多年后,那里的风物时时入梦,“我”在无可抑制的怀旧冲动下重返家乡,发现儿时的玩伴赵麻秆依旧保留着一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生活方式。老平房、工装服、冷却塔共同构建起一个“记忆之场”(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语),在这些历经时间淘洗的留存之物上,“我”召回了自己逐渐消弭的生命印记,并在对过往温情脉脉的回忆中与故乡达成和解。可以说,这种精神复归弥合了因出走产生的“过去”与“当下”的裂痕,在断裂的自我认同上重新建立起了圆融的总体性,重返“麦田”这一行为也因此被填补了积极的向度。
倘若进一步反思,“麦田”让我们以为困于眼前生活的庸俗与琐碎,才使得“出走”成为满足生存条件后的唯一选择。但正像“麦子阿姨”所说的:“过完这个冬天,我明年还得回家种麦子。”肯定“重返”的意义,就是破除对“出走”的路径依赖,重新发现日常生活的崇高与诗意。索耳《水干水大两头流》(《江南》2024年第6期)展现的是海上渔猎生活的诗性,人们所挥洒汗水的这片海洋形塑了他们的体格身躯与心理图式,显然已经成为此后一切意义破土萌芽、茁壮成长的土壤。而主人公从始至终对于“要不要上岸”的暧昧态度也就构成了这样一种隐喻:“麦田”从来不是与“远方”截然对立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出走”的焦虑就永远不能平息。文学的意义也许就在于,既能赋予人们走出“麦田”的勇气,又能重新发现“麦田”的风景,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从容地拔节生长,汲取四时的晨光,收获元气淋漓的生命。
(作者系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