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次对谈中，薛超伟用“本能写作”这一概念来描述自己在系统接受创意写作训练以前的写作：“高中时我喜欢看青春疼痛小说，上大学后，我开始试着去写，故事大多是青春的、恋爱的、伤感的。本能写作，主要指这一阶段。”而学院化的写作训练带来的写作自觉则源于语言和逻辑层面的调整。和一些写作者刻意撇清不同，有着“后青春文学”的自我定位，薛超伟仍对郭敬明这一同样借助新概念作文大赛稍早出道的小说同行有所认可：“他那种沉潜的、对自己内心非常关注的写法，很吸引我。”但和郭敬明不同，所谓“对内心的关注”，具体到薛超伟的小说中，表现为一种去矫饰、反套路、反类型化的心灵状态描摹，聚焦个体情绪的激发、波动以及随之产生的感受差异，少年独有的灵气和真气由此体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新理解薛超伟提出的“本能写作”，或许可以想象一种青年文学的理想形态：在部分获取文学写作的技术和经验之后，依然珍视、尊重和依赖青年朦胧的感知力、想象力、判断力和行动的能力，回到“青年”的起点重新认识和检视自我生成的元气与可能性，然后开始写作。
缘此，去技术化的感同身受，既是返璞归真，也是青年作家重新发现自我潜能、重新联结自我与世界的文学超克。当“少年感”有沦为话语泡沫的危险时，我们可能忽视真正的“少年感”恰恰源于少年的本能。我注意到，薛超伟的小说集《隐语》出版前后，出版商有意打造的“社恐”“内向”等标签和相应的话题营销，对于当下的出版市场而言，由商业资本和技术介入所引导的话题生产和IP运作成为一种常态，这种文学的和生产传播方式一方面诱导着市场环境下的文学阅读和消费，也在另一方面影响着作家的写作。当我们提出今天青年作家的写作存在普遍的去历史化和现实经验匮乏的缺陷时，一个可能忽视的点在于，尽管今天的写作者没有直接接触现实事件，但身处社交媒体时代，触手可及的资讯、话题和事件仍然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他们的文学田野。因而，写作者通向辽阔世界的方法、路径和经验结构可能基于一种对公共议题的搜集、辨析、拆解和重组的能力，并由此置换成为自我的认知经验，重塑个体的感觉结构，并生产出“适配”的文学。因此，纯粹技术化和IP化的写作有可能是借助甚至是迎合外在经验和知识抵达外部世界，交割和摒弃自我感知能力的“预制”写作。
从这一角度出发，与出版营销相对照，可以将薛超伟的小说视作一种消解文学的公共议题性和过度技术化弊病、复兴青年感知能力的写作。《上海病人》中的陈秋是典型的“社恐”，任何与外界的沟通都成为她的负担，“什么都不要发生”是生活的最好状态。然而小说对“社恐”心理的刻画并不过度依赖不同主体间的交际和冲突，而是聚焦个体内心的自我纠缠和犹疑。小说写到陈秋在病房陪护时对同屋病人的社交恐惧“超过了她对父亲的担忧”，但陪护期间的独居生活又让她短暂地拥有了独处空间，“如果父亲死了，在这里的生活就终结了。想着想着她就变得难受”，类似的情绪波动还有陪护母亲时产生的“等待事情发生”的诡异想法，以及拒绝王庆辉亲密行为后不断产生的“羞耻的回味”。小说所表现的，是陈秋清醒意识到自己心灵的越轨、恍惚和冲突的瞬间，以及察觉到这种心灵纠缠后尝试将之压抑的、转瞬即逝的“临界状态”，小说也借由这种心理的波动完成叙事动力和张力的累积。因此，尽管故事背景所设定的魔都上海和不断出现的病人形象都可以视作是后现代社会的某种症候和隐喻，但小说对于“社恐”的刻画本身却是偏离了社会学属性的人性聚焦，类似的描写在《同屋》中也有所涉及。当我们可以任意套用时兴的MBTI人格类型去对应薛超伟小说中的人物类型时，《上海病人》等小说对于“社恐”群体的书写恰恰是“去群像化”的。
《化鹤》空灵、纯真的整体文学气质容易让人联想到汪曾祺，对应前述薛超伟所说的“对内心的关注”，或许可以将之纳入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加以讨论，这种抒情性来源于少年之眼观看所居佛堂时敏锐又懵懂的感知能力，是少年心怀心事和秘密后所萌动出的生命涟漪：“他不为陷入虚幻感到苦恼，苦恼已经足够多了”，“即使他已经过得很辛苦了，他也想象不了那样的人生”，“他不跟父亲说水缸的秘密，有些事，他是准备忘掉的”，演山带有生命原初的真气，他的心事和思索不是故作深沉，而是孩童生而为人、与生俱来反身向内的生命本能。演山所感受到的无力和心态的起伏，也恰恰是生之有限面对虚无和消亡时所独有的情愫，这种情愫与年岁和经验并无直接关联，即使演山并不能完全理解佛理，但这并不妨碍他能感受到明寂堂“和小小的他，以及内里更小的心脏，是相映的”；演山所感受到的世界的幽微不可解，以及自己有意铸成的万物间新的逻辑，可能是《隐喻》中谜面和谜底之间的关联，即使解开谜语的悟性和知识量有限，但并不影响闲趣、探索欲和对生命隐微之处玄想的生发。从这一层面来说，薛超伟的创作或许具有同样的逻辑，写作本身即是一种朦胧的生活状态，一种感受并想象自我与世界关联，然后用文字凝固片刻玄思和感知的“无空讲”，谜底是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作者本身能够清醒意识到自己有不借外力进行感知、思想和行动的生命本能。
2022年，“花城关注”最后一期的主题是“新青年/新文学”，我再次提到青年作家不应只是回到“文学”的起点做一个技术娴熟的文学手艺人，还要回到“青年”的起点，再造真正“青年性”的思想和行动能力。在讨论薛超伟的《化鹤》时，我谈到少年心和文学的真诚质朴——“当此少年，感此少年之世界”，也是强调青年自身具备的原力和元气。突出“青年性”而非“文学性”，正是希冀作为主体和行动者的青年首先去发现和认识自我的潜能和局限，珍惜、珍视青年内生的元气和可能性，成为思想者和行动者，然后通向更广阔的世界。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开始的写作，才有可能是真正“青年”的。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