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颖燕

当写作者们提起笔，一场与自我的较量就开始了——从冲突到和解，直至出离。当我们深入写作的密林，或许会忘记曾经经过了多少岔口，陷入过几次沼泽，转身又看见过多少美景，但是一定不会忘记当初是怎样决意要提起笔。当初的那一幕，埋伏着日后走向的隐匿地图。只是对于一个初涉密林的青年写作者而言，写作与人生的关系似迷雾似坚冰，来不及透彻领悟。左右他们的，是觉得此刻必须要拿起笔，如略萨所说，当你觉得有一个主题不断骚扰你的时候，那么是时候了。所以，写作之路是否经得起规划呢？

通常，我们可以料想的路径，是从写自己熟悉的到写不那么熟悉的，最后所涉的是陌生的、自己内心又极度好奇的那片领地。这个过程中，自我的显形慢慢变成了一种玄学，我们会发现，不只是对于他者，原来对于我们自己也充满着隔阂。

于是，青年写作者们能握有的智慧，就是让手里的笔追随自己的脾性，写作最终会成为丈量自己内心世界的坐标。在江苏青年写作者的身上，这具体幻成为一种内敛和辐射间的撞击——向心和离心的力量，不断在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地之间腾挪。

我看到大头马的散文集《东游西荡》，直觉这就是她的一幅自画像。这本集子有个Slogan：“拒绝意义，也对抗虚无；有时逃离，却总在出发。”这是她的写作之路和人生之途的谶语。她原是学心理学出身，第一份工作在IT行业，之后又成为编剧。年少开始写作的大头马，2015年10月在《上海文学》“新人场特辑”发表了《普通人》，这是她长期在“天涯”和“豆瓣”出没后，在传统文学期刊的重要亮相。从此，大头马开始看见越来越开阔的世界，也意识到持续写作所要面临的挑战。2019年她选择辞职，开始专事写作。“很多人一开始都有写作冲动，但写作激情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对于大头马而言，不断寻找故事和素材，是写作赛道上持久的动能。她需要领受多样的生活，用写作者的滤镜，熔铸成不同的题材。一次次的体验和冒险，给我们的有惊喜有惊讶——她在刑侦队实习，于是有了《白鲸》；她在动物园工作了一年，于是有了《所罗门王的指环》。前一阵她的朋友圈又告诉我们，她去开网约车了，并且还边开边卖自己的书。虽然她坦言业绩惨淡，但我们兴致勃勃地想看看这段经历最后会被怎样呈现。她形容自己最擅长“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和“煞有介事地无所事事”，回答记者提问时，常常会显示出自己创作时的随心所欲——很多时候，她并不知道要怎样去写，而看起来离散的、先锋的、实验的，或者叙事性强的风格，都不是她的刻意而为，她会说，这些理论我不懂。但没有固定的风格，成就了大头马特定的反讽性。我曾关注过一些大头马不那么受关注的习作，有小说有散文。那是她与她的作品以各自的原始性力量相对的时刻，在这样的对视中，一种“喜感”蔓延开来——这喜感在现实与虚幻、沉重与轻逸的缝隙之间，发出了对生活并不轻佻的揶揄。这些年，大头马的作品越来越成熟，这成熟的标志不只是她对作品的语言或是结构拿捏上的精进，而是她愈加明确了自然、不刻意的创作风格。小说集《国王的游戏》是特异性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同构，她又一次在作品里泄露出自己这一路走来的心境——写作的领地是她创造出来的属于自己的游戏，在这片领地里，她是一个自由的王。

朱婧虽然只比大头马大几岁，却仿佛历经了一个不同的写作时代。在2000年前后，朱婧的写作恰逢“80后”出场的浪潮，2003年9月她第一次在《萌芽》上发表作品，2004年的1月《萌芽》为她在《新民晚报》上做宣传，2005年1月出版第一本书。朱婧一开始就受到了传统文学刊物的关注，但如她所言：“我不是单单的一个，我是在一群人中。”接下来，她遭遇了一段写作上的沉默期，因为她并没有作为个体与文学期刊建立直接联系，也没有真正地被批评界关注。直到2017年，她才又开始重启写作。现在的朱婧是一名大学老师，她看起来柔弱而文静，但如果一路追她的小说，会被她稳定而强大的内心所折服。对于写作的认识必然会随着人生的阅历而流转，但自始至终，朱婧的风格和题材都有着惊人的延续性。我曾经惊讶于她居然可以如此执著地将取景框面向女性的成长、家庭和情感——这样的题材，写作者众多，并不讨巧。虽说她在2017年重新出道时就自觉地与青春叙事做了交割，但是这种交割却不是出于一种写作上的反省或突围，而是更深也更笃定地去深究当代女性走出校园之后的变化。能捕捉到这种变化的前提，是朱婧对于变化的前情有着更透彻的领悟。从早期的青春叙事，到2019年的《譬若檐滴》，再到最近的《猫选中的人》，一路走来，她一直在用自己的经历或是身边的故事叩问内心——写作，是要面对活生生的现实在自己内心留下的那些问号和省略号，这是驱动朱婧写作的真正的向心力。但她并不希望一定要通过写作求得一个答案，她在意的是能呈现出人与人相处时那些深微幽细的感觉。这种呈现的前提是要有着共情力和包容心，她首先体会到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珍惜，然后才是千丝万缕的纠葛。这种珍惜是人类原始的共鸣，有着一种无声的力量。这力量蔓延到了朱婧小说的外围——措辞、语言，乃至小说里充盈的情绪一直都是柔软的，但又分明透着坚韧。这构成了她作品独有的古典风格，从一开始就流淌在她的创作里，但现在这种古典的情致里已经具有了多维的蕴藉。这并没有将朱婧的写作之路窄化——虽然我能觉到她常常是将自己的切身体验和经验嵌入自己笔下的世界，但这并不限定她的立场——她目之所及的是有关整个人类的命运和问题。她一直在温柔和坚强、理智与情感的两端间腾挪，于无声中掷地有声。我们会在她的小说中随处遭遇绵密而真实的生活细节，但又能与之保持一种距离感，这是朱婧小说特有的在敏锐和敏感的地基之上建立起来的思辨性。这些年的写作，她延续之前的步伐，越来越自信且坚定地在同样的取景框里沉潜、深入。她的作品既朦胧又准确，就像逆光的剪影——隐约的轮廓却坚韧而清晰。

李黎显然离文学现场更近，他是一名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我不曾问过李黎当初提笔的明确动因，但我相信，看多了一线的作品，与作者聊多了写作，会自然而然地想提起笔。比起大头马和朱婧，李黎的写作意识和资源都更为明确。1999年他就已经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出版有小说集《拆迁人》《水浒群星闪耀时》，以及最新的《夜游》，此外他还写诗。“自觉的写作意识”指的是李黎对于他准备将追光灯打在哪个场景和哪群人物身上明确而且坚定的。因此，他的小说多为中短篇，却容易结集，因为主题会自动地靠拢，但不同的主题之间却又有着间距。而细看，即使是相同的主题，个中风格却并不板结。譬如《夜游》，以“夜晚的聚变”为场景，都市男女的生活日常细节被慢慢铺衍开来，但其中的一些篇目不断提醒我们，李黎看似一直立在现实的地基上，但这地基并不稳固，他会在不经意间飞升出反讽的意味。定睛细读，他明明那么严肃认真，而生活的无奈反因此显得愈加深刻。有意的收束和肆意的流动，是李黎的写作之路的真实图景。他的不同主题之间因此成为了彼此的借喻，断裂中的延续构成了他特有的“人生拼图板”。于是，《水浒群星闪耀时》里那么明显的虚构意味，却扎实地砸向了现实的地面，而《拆迁人》里被称为“二十年来每天都出现在新闻中的‘生存群落’”居然有着非现实的超逸感。李黎的小说在轻与重之间往返，在向心和离心之间谋得微妙平衡。

哈罗德·布鲁姆的《文章家与先知》曾将希腊人思想上的两种趋向概括为离心的和向心的。前者在“未受牵制的想象力不休的游戏里，向外抛去；欣喜于明亮和色彩、美丽的材质、处处是翕变的形式、诗歌、哲学”，后者则要维持粗朴、俭约的风格。大头马、朱婧和李黎的写作之路，看起来各自演绎了向心和离心的力量留下的不同印痕——从题材到风格，但实则向心和离心对他们构成了一种合力，他们无法被归入一条倾向明确的河道。这暗合了莎士比亚的诗句：“我的天性几乎因此顺从它所从事的，如同染匠的手。”这些青年江苏作家的写作之路所呈现出的向内收束和向外离散的地形图，是他们各自所处的现实创作环境的显影，但根底上是他们各自天性的投影。因此，不管他们正经历着哪种趋向，但一定拥有着相通的属性——自由而多维，自然又执著。

（作者系《上海文学》杂志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