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10月，蒋风先生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今年已迎来百岁华诞。他曾任浙江师范大学校长，是新中国儿童文学学科的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蒋风先生创建了全国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机构，率先在全国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他是中国首位国际格林奖获得者，多年致力于中国儿童文学“走向世界”，在对外交流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应本报邀请，青年学者敖竹梅与蒋风先生进行了一次关于儿童文学的对话，回顾蒋风先生的学术生涯，重温他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学科建设及培育新人方面作出的杰出贡献。
——编 者
梦起春天，结缘童心世界
敖竹梅：前段时间，您刚刚度过了百岁生日，再次祝您生日快乐！正如高洪波先生所说，儿童文学是一个寿星辈出的吉祥领域，您用自己的自然生命、学术生命和社会生命，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我记得您在《未圆的梦·后记》中写道：“有梦最美，因为有梦往往就有希望相随。”您在儿童文学事业的上下求索之路上，一直心怀美好梦想，以诗人般的赤诚和热烈矢志不渝地为儿童文学研究开荒拓土，著书立说。学界把您比作“以梦为真”的抒情诗人，您怎么看待这个评价？
蒋 风：谢谢，我很喜欢这个称呼，但又觉得不敢当。在我年轻的时候，我确实对诗歌非常感兴趣，1936年发表于《儿童世界》的《春天来了》算是我踏上儿童文学的起点。后来，我也写过《红叶》《桥》《四月小唱》这样的小诗，还有童话诗《落水的鸭子》发表在《青年日报》上。对我来说，儿童文学的确是一个美好的梦，一个我做了几十年的梦，它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回忆起来，我的童年是有诗意的，虽然清苦，但却有趣味。我是地地道道的金华人，小时候，虽然家境贫寒，却不觉愁闷，这可能与自然、家庭和学校的教育都有关系。那时候，不像现在的孩子们有这么多的玩具，大自然就是我们的游乐场。放风筝、堆雪人、喂蚂蚁、斗蟋蟀的场景总是历历在目。对于我来说，自然并不只是简单的生存法则，而是生命的多样性，是关怀弱小和纯真，那个自由、宽广的乡野也很深地影响了我的文学创作理念。
我的父亲曾经当过小学教师，也做过小职员。但为了养家糊口，他常年在外奔波，家里留下了母亲和我们姐弟五口人。母亲虽然识字不多，也不会写，但却会背诵很多诗词。“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禾稻半枯焦”“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这样的诗句我至今还记得。母亲不仅是我文学道路上的启蒙，更是我人生道路上一盏不灭的灯。
后来，我在金华中学附小念书。在那里，我遇到了恩师徐德春和斯紫辉。徐老师是永康人，教语文的。他鼓励学生写日记，还把一些文学读物介绍给我，包括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等。当时，这些作品尚未翻译成单行本，而是在杂志上连载，徐老师就把它们从杂志上一篇篇拆下来装订成册，供我们阅读。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也在徐老师的影响下开始了创作。五年级时，我的《北山游记》发表在了上海的《儿童杂志》上，这让我深受鼓舞。斯老师用整整一学期讲《爱的教育》，后来把这本书送给了我，在扉页上，她写道：“要永远记住，让自己那颗平凡的心，时时刻刻闪现出不平凡的光彩来。”这本书一直被我当作宝贝，但很遗憾，它在战争年代被烧毁了。
敖竹梅：童年成为您生命的养料，您早期的人生经历相当坎坷，遭遇过战争侵袭，体会过颠沛流离，在困顿和战乱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是历史的见证者。那段时期的经历让您有了怎样的体悟？
蒋 风：我在金华中学只读到了初一。在1937年的下半年，因为日军的轰炸，学校迁到乡下去了。我跟着家人一起逃难到一个叫玲珑岩的小山村。当时，村里急需一名小学教师，为了生计，母亲替我接下了这个工作。因此，才13岁的我就从一名学生变成了老师。半年后，我暂别了这份临时工作，回到了金华城内，并开始给《东南日报》副刊“壁垒”和《浙江日报》供稿。同时，我还考入了金华战事服务团，参加了爱国运动。在进入大学之前，我辗转换了四所学校，经常是白天躲炸弹，晚上赶上课。可以说，我的求学之路是异常艰辛的，没有安定的环境，孩子的成长将会饱经风霜。因此，这也让我很早地明白，唯有和平，才是儿童文学永恒的主题。
童梦编年，编纂中国儿童文学史
敖竹梅：您亲身参与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历史进程中，不仅是“剧作者”，更是“剧中人”，是怎么样的契机让您选择将儿童文学当作终身的志业？
蒋 风：其实我真正下定决心投身儿童文学，应当是大学毕业后。我的大学求学之路也是动荡不安的。起初，我进入东南联大先修班，读了一个学期后考入暨南大学文学院，之后，又进入英士大学农学院。期间，我和同学们参与了很多爱国主义运动，发动了抗美反暴大游行，掀起了迁校请愿活动，还建立了《大江通讯》社。以笔为戈，对抗不公，是我当时的朴素愿望。
大学毕业后，我被聘为《申报》驻金记者，兼任《浙中日报》的采访部主任。某一次，我无意间在《申报》上看到一则消息：三个孩子读了剑侠神怪的连环画后，相约到四川峨眉山求仙问道，最终为“升天”而跳崖身亡。没有适合孩子们的读物，他们沉迷志怪传说，又没有人加以引导，这才是酿成悲剧的原因。当时我感到非常震撼，也正是由此，我才决心走上儿童文学的荆棘路。
敖竹梅：那您后来又是如何踏上儿童文学教育之路的？
蒋 风：新中国成立后，我被调到浙江师院任教，也就是现在的杭州大学，与任明耀老师合教儿童文学。那时候，儿童文学研究在中文系被视为“小儿科”，普遍不受重视。我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儿童文学教材》，与任明耀先生合编了《儿童文学资料》，还出版了《中国儿童文学讲话》《鲁迅论儿童教育与儿童文学》《儿童文学漫笔》等。后来，我又被调往了新浙江师院，也就是现在的浙江师范大学。那时，正值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在江西庐山召开，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工作受到极大重视，我也更加放胆地开展起了研究工作。
从庐山回来后，我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引进儿童文学研究人才，像黄云生和韦苇都是那时候来的浙师大。同时，我也开始招收儿童文学硕士研究生，在当时，这算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吴其南、王泉根、汤锐、方卫平、汤素兰、韩进等如今在儿童文学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与作家，都是从浙师大走出来的。
后来，我组织编写《儿童文学概论》，是对儿童文学理论的一个尝试。1979年，学校设立了全国性的课外儿童文学兴趣小组，我把学生们组织起来，给他们讲儿童文学知识，怎样创作儿童文学，一起读中外儿童文学作品，很多学生反映效果不错。那时，我也趁热打铁，和团队一起创建了国内第一个儿童文学研究机构和全国高校首个儿童文学专业资料室。
在我担任浙师大校长后，就更加忙碌了起来。但我一直都有一个编写一部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愿望，实际上，自从20世纪50年代走上大学讲台开始，我就意识到填补这一空白的紧迫性。当时受史料、时间、精力等种种限制，常常感到力不从心，但我还是在讲授儿童文学课时编入一部分历史发展的内容，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了一本《中国儿童文学讲话》，又在《中国儿童文学讲话》的基础上，修订补充写成了一本《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简史》，但因为十年浩劫而原稿尽毁。到了80年代，由于工作的需要，编史的心愿重燃。但我考虑到时代在发展，收集、整理儿童文学史料，编写出版儿童文学史的工作远非我个人能够独立承担的。于是，我组织在校的全体儿童文学研究生反复讨论，分头撰写，相继完成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和《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从发心到如愿，30年过去了，个中艰辛滋味，不足为外人道。这两本儿童文学史虽然得到了同行们的好评，但这毕竟是一项初创性的工作，缺乏经验借鉴，我们摸着石头过河，难免会有很多不成熟的遗憾。
敖竹梅：您对中国儿童文学现当代历史的编纂，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无史的空白。在编纂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让您难忘的事情？
蒋 风：说到这个，我想起了前几年重写儿童文学史的事。2011年，当我获得国际格林奖的消息传开之后，就有出版社约我再编纂一本《中国儿童文学史》，还有一家出版社在筹划一套“国际格林奖儿童文学理论书系”，也来跟我商量，要把我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学发展史》列入其中。这两件事激起了我重新执笔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念头。
于是，我重新收集资料、起草提纲，考虑历史分期的合理性问题等，差不多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后来又用半年时间起草了一份详尽的编写纲要，试图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现状，放在整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对1917年以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的概况和流变作一个宏观审视和微观剖析相结合的轮廓式勾勒。
当时，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阅读大量的史料，因此，也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承担太重的负担。为了兼顾出版社的时限，我决定组织集体力量来完成，于是便根据每个时期的内容，挑选最合适的人选，分别函电联系，组成一支精粹队伍，又花了两三年时间，才陆续完成。但由于我们的编写者在学力和学术修养上的差异，因此无论是史料观点，还是叙述方式和衔接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于是又花了近一年时间统稿两遍，一共历时近6年，才最终完成这部大书。
可以说，这本《中国儿童文学史》凝聚了全体编写者的心血，我们反复讨论，分头撰写，努力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中国儿童文学近百年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发展规律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和总结，试图为关心我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者勾勒一个概貌。经历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首写和重写，我感到我是幸运的，能够在有生之年见证并书写历史发展的大潮，但写作总是充满了遗憾，对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不足之处和开拓空间，也期待后人来更正和续写。
筑梦基石，搭建儿童文学学科框架
敖竹梅：2011年，您获得了国际儿童文学理论界的最高奖项——第十三届国际格林奖，您也是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学者。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走出去”的第一人，在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上，您有着怎么样的心路历程？
蒋 风：“国际格林奖”我受之有愧。实话实说，我并不是以个人名义去领奖，而是代表着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广大专家学者去领的奖。儿童文学是充满爱与希望的文学，而这个判断放在哪个国家、哪片土地都具有普适性。
我的确是比较早与国外的同行建立起联系的。我的《儿童文学概论》，当时被日本儿童文学学会收入《儿童文学事典》。而这也启发了我开始推动《世界儿童文学事典》的编写，我的本意就是为中外儿童文学学术交流起一个搭桥铺路的作用。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中外交流，有交流才有进步，有进步才有发展。
1987年，我成为了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的第一位中国籍会员，后来又陆续担任了亚洲儿童文学研究会共同会长、国际格林奖评委等职务。自80年代以来，我比较频繁地去往日本、韩国等地进行学术交流，并和日、韩学者共同发起了亚洲儿童文学大会，希望推动亚洲儿童文学的交流与繁荣。
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建设，我向来认为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很早的时候，我曾经写过一本《儿歌浅谈》，概述了我对于儿歌的一些认识随笔，这大概要算我对儿童文学文体学的首次探寻尝试。但真正展现出一定理论风貌的，应当是1982年由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儿童文学概论》。我认为，厘清“儿童文学是什么”是这个学科面临的首要问题。在当时的我看来，儿童文学就是根据教育儿童的需要，专为广大少年儿童创作或改编、适合他们阅读，能为少年儿童所理解和乐于接受的文学作品。它是文学的一部分，具有文学的一般特性，符合文学的一般规律，但它又是文学的一个独立门类，具有不同于一般文学的本身的特点，要求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适应不同年龄少年儿童的智力、兴趣和爱好等。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我也无可避免地提倡儿童文学是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教育、知识教育的有力工具。现在看来，这个论断过于偏重教育性，抑制了文学性的表达，还是很值得商榷的。
敖竹梅：儿童文学的“工具论”和“教育性”，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少年儿童的出版读物，而您也在不断地对过去的研究进行反思和重构。如今，国内好几所高校都开设了儿童文学专业，越来越多的学位论文开始以儿童文学为研究对象。儿童文学因其学科交叉性而更加引人关注，但我们也需要看到，儿童文学似乎处于较为尴尬的位置，它常常被视为高校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研究方向，而非独立的二级学科。对于中国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您如何看待？
蒋 风：我认为儿童文学说到底依旧是文学的一部分。要谈中国儿童文学，就始终离不开中国、儿童和文学这三个关键词，它的民族性、儿童性和文学性是研究者们无法绕开的问题，说到底仍旧关乎“儿童文学是什么”的本体性追问，本质上牵涉到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和儿童文学史观的大问题。
而耙梳和构建起儿童文学的理论框架，是儿童文学走向真正独立学科的必由之路。不少关心这个领域的同行应该知道，一直以来，我都在全力推动儿童文学的二级学科建设，希望它能够摆脱“边缘化”的标签，使越来越多的人能够投身于这一学科的研究中。多年来，文学领域对儿童文学的偏见造成了儿童文学队伍人才的流失，我感到非常的遗憾。
对我来说，能有机会终其一生与儿童文学打交道是最大的幸运。在我的幼年时期，虽然没有今天的孩子们所看到的那么精美的图画书和富有想象力的童话，但五四儿童文学先驱所创作的文学作品是离我最近的读物，也是我的枕边书。除了儿童文学之外，我还如饥似渴地阅读成人文学作品，两种类型的读物也让我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所以，尽管儿童文学的独立学科建设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我是从来不主张把儿童文学孤立起来的，更不会把儿童文学当作“真空文学”。儿童成长既要阅读“文学”这本书，更要阅读“人生”和“社会”这本大书。这既是我的儿童教育观，也是我的儿童文学观。
匠心薪传，培养儿童文学人才摇篮
敖竹梅：在新时期高校职称评价体系尚未恢复之时，您以讲师的身份破格争取研究生招生，第一个招收了儿童文学方向的研究生。自那时起，儿童文学领域的人才开枝散叶，构成了我国儿童文学研究界的半壁江山。几十年来，您如何不遗余力地培养中国儿童文学人才？
蒋 风：其实，招收研究生是为了儿童文学研究的高水平发展步入正轨。儿童文学是一个重要且有深远意义的领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思想，任何理论都无法跳脱出时代的束缚。我带研究生，是希望以我的经验引导他们向未来发展。看到一代比一代在进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真正快乐的事情。
后来，我把自己的1万多册书籍捐给儿童文化研究院的中国儿童文学资料馆，80年代创办了第一个全国中幼师儿童文学师资进修班，并组织成立了全国中幼师儿童文学教学研究会。对于学龄前和基础教育一线工作者而言，儿童文学的意义和作用重大，只有他们意识到儿童文学的价值，才能把儿童文学的魅力传递给孩子们。近些年来，许多人也来向我索要儿童文学的书单，当下各种类型的作品很多，我不敢贸然推荐，只提出了三个值得把握的标准：有趣的、有益的、有生命力的。
1995年离休后，我有点不甘寂寞，于是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民间性质的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中心。后来，我深感儿童文学领域的人才还需要大力挖掘，又办起了非学历研究生班，面向国内外免费招收非学历儿童文学研究生，并且由个人出资办起了《儿童文学信息报》，希望给儿童文学的爱好者们更多的机会和最新的资讯。有的学生把这个称之为没有围墙、没有名称的“大学”，在这班里走出来的不少人，直到现在还活跃在儿童文学领域，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
国际格林奖获奖后，我把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蒋风儿童文学理论贡献奖，目的依然是为了鼓励儿童文学研究人才。前两年，浙师大和武义县又增设了“青年作家奖”，奖励有儿童文学创作热情，有较高创作水准的青年作家。
敖竹梅：您一直在身体力行地栽培和提携后辈，这一点整个儿童文学界都有目共睹。在您与青年学人、作家的交往中，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
蒋 风：细细数来，确实有不少令人难忘的人和事。我还记得许多年前，我在武义县举办全国儿童文学讲习会，当地的多所小学校长要求自己学校的语文老师都来参加听讲。我为了播撒儿童文学的种子，提高小学语文老师的儿童文学素养，便欣然同意了。其中，不少教师只是奉命前来，对我所请的名师所讲的内容并不感兴趣，心不在焉地应付了事，一周的讲学内容究竟获益多少，至今是个问号。当然，也有不少好学的老师受益匪浅，从此走上热爱儿童文学的道路，汤汤就是其中一个。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也很欣慰地看到她在创作上取得的优秀成绩。
我是一直很关心年轻作家和学者的创作、研究情况的。很多学生出版了新的儿童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常常请我来写序，我也都欣然答应。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我专业范围内的事。虽然我自己已经写不出大部头的个人专著，但为年轻人做点事情本身就是快乐的。
寄语后学，让儿童文学之梦生根开花
敖竹梅：您为儿童文学学科建设奔走呼号几十年。圣野先生也在《阅读蒋风先生》一诗中称您为“一个当代的/带有童话色彩的追日的夸父/一路风尘仆仆/从没有感到疲倦”。听说您现在还依然每天坚持读书、写作和研究，是什么让您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在儿童文学的园地？
蒋 风：自从我离休之后，几十年来还是一直保持着上班的习惯。只不过，现在的上班是从客厅到书房。除了出门，我每天就在书房上班，阅读、写作、编报纸等，我常常觉得时间不够用，最好一天能有48小时来工作。对我来说，坚守这个词可能太重。我的心思比较简单，我一直认为人的一生不可能做很多工作，能把一件喜欢的事做好就够了。当年，我选择了儿童文学，它是我心中一个美好的梦。80多年来，我也一直专心于儿童文学研究领域，自己喜爱的事情，一定会做得更长久。
不过，我现在年纪太大了，精力早不如以前，视力也有所衰退，已经没有办法去做太长时间的案头工作。但我依然每天读书、写作，了解儿童文学的动态。之所以还这么拼，是因为不想太落伍，不想对儿童文学“一问三不知”，毕竟这是我挚爱的研究领域。
敖竹梅：对于正在致力于儿童文学的后辈和未来将要加入这个领域的创作者和研究者们，您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蒋 风：前段时间，在浙师大举办的学术会议上，我再次见到了许多从全国各地赶来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们，他们是中国儿童文学界的中流砥柱。这个百岁生日，过得很不一般，也令我诚惶诚恐。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儿童文学教师，教过小学，教过中学，教过大学，时间最长的，还是在高校教儿童文学课。对于儿童文学的学科建设，我最多只能算是这支队伍的一个马前卒，在接受了这个工作之后，就把儿童文学当作自己的事业和职业，一直坚持到今天，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只是一位平凡的儿童文学教师。这些年来，我很欣慰地看到儿童文学研究和创作领域人才辈出，从学科开创至今，我们走过了一条很不容易的路。当下，我看到国内不少学者思维开阔，具有跨学科的视野，能更好地推动这一学科的发展。其实，我们那一代学人做学问虽然很扎实，对于问题的思考也愿意做一些追本溯源的工作，但可能在面对重要工作上，还是做了不少随想性的研究，占有史料却没能很好地运用于研究之中。好在，时代在不断向前进步，年轻的学者们有着更好的外语水平和处理文献的能力，相信许多悬置的问题在未来都能得到很好地解决。
我虽然是一个百岁老朽，但一接触到儿童文学，力量就来了。在心态上，我认为自己还是很年轻的，还有很多梦想。希望能在我的有生之年再做一些与儿童文学有关的工作。儿童文学是代表希望的文学，为儿童创作文学就是为未来工作，是有深远意义的。要相信儿童文学的力量，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百年的历史，在几代人的耕耘下得到了世界的认可，青年作家、学者们应当肩负起传承和繁荣儿童文学的使命。
我真心地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到儿童文学研究领域中来，贡献出自己的爱心与才干，这样，我们的研究队伍将会形成更大的合力去推动儿童文学的发展。后生可畏，希望你们好好努力，扎根在这一领域，在“争取下一代”的伟大工程中发光发热，让越来越多的孩子们在希望的春天下健康、快乐成长，这应当是儿童文学人的初心，也应当是我们的梦想。
（蒋风系儿童文学理论家，敖竹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