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杰

新世纪以来，后理论研究在中国文艺学界逐渐勃兴，汇聚成一股重要的文艺前沿潮流。华东师范大学刘阳教授的新著《理论之后的写作》（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版），就是近年在后理论研究领域深耕细作收获的最新成果。这部著作系统梳理和探讨了“理论之后”的各种话语形态及其复杂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批判性地构建了后理论的中国化言说方式与理论路径。

“理论之后”的“理论”，专指二十世纪建立在语言论基础上的理论。在“理论”之后，有多种可能。本书集中讨论的，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可能，即理论走向文学。循此，本书找到了一个谈论问题的位置，即理论与文学的临界写作。因为要证明理论本身具有文学性，就需要证明理论与文学可以在写作中融为一体，那必然存在着一个让两者实现相互转化的临界点。于是出现了学理上的关键和难点：究竟应如何理解理论与文学的临界之“界”？

对于这个问题，现有的后理论方案都是从“界限”角度来理解的。典型的代表可推美国学者乔纳森·卡勒。在他出版于2007年的《理论中的文学》一书里，临界之“界”就被理解为一种在语境上趋于饱和的融合性力量，即被理解为一道始终已经先行存在的界限。这样一来，所谓“理论中的文学”仍是理论和文学的外在叠加，并未解决两者内在融合的具体机制问题。其原因在于没有考虑到，界限是一种区分，而区分必然包含了权力的不等。换句话说，只要设置了“界限”，就必然同时设置了其中一方对另一方的主导作用。举例来说，存在论哲学探讨“向死而生”，生的意义在死的对比和反衬中才得到凸显，这种思路就基于典型的界限意识。它在生死之间划定了一道界限，将死的意义凌驾于生的意义之上（或者相反），这必然产生双方在权力上的不等，突出了界限的某一方而压制了另一方，用某一方去同化另一方，从而导致同一性的产生。而同一性作为形而上学，恰恰是后理论想要走出的误区。所以如果总是局限于这种思路，“理论之后”的追求实际上便落空了。

既然从界限角度来理解“界”，已很难再找到打开困局的突破口，那么，这需要我们从新的方向对临界之“界”进行重新考虑。这个新方向，就是当代思想在走出存在论及其界限意识后，逐渐向事件思想的转变。事件思想表明，唯有在事件中根除顽固的界限意识，理论与文学才能实现交融。去除界限，意味着一方始终只能无限去逼近另一方，却无法抵达终点。对理论来说，这个无限逼近的过程，就是理论不断朝向文学逼迫自身限度、让自己显得既是理论、又已不再是理论的过程。这种“既是又不是”的状态，也就是让实体幻化出虚影的状态，即既实又虚、虚实相生的状态。到这一步，理论与文学的界限才被消弭，理论由此在既是自己（实）又不是自己（虚）的边缘极限上，去接近文学，把自身文学化了。这是本书在理论上的显著创见。

当这样将理论/文学的临界写作之“界”，建立在虚化论而非界限论的基础上之后，它才不仅吸收了常常被后理论研究者所忽略的当代法国和欧陆思想资源，为自身发展注入了当代色彩，而且与中国传统中源远流长的涵虚智慧以及相关的汉语诗性特征，很自然地产生了进路上的转化性关联，形成了在崭新语境下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前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自古便高度重视“虚”的智慧，把它和潜能联系起来思考，形成了诸多富于民族特色的思想结晶和理论成果。从儒道两家对“虚静”等思想范畴的探讨中，我们可以找到和后理论中国化进程内在契合的动力。对此，本书作了有益而富于启迪的探索。

在这个意义上，《理论之后的写作》迈出了从“后理论在中国”到“中国后理论”的第一步，为构建当代文论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图绘出了一条积极进路。它与另一部著作——英国学者瓦伦丁·戴维·坎宁安的《理论之后的阅读》，构成了一西一中的有趣呼应。这对我们进一步思考“理论之后”的诸多命题富有启示意义。

（作者系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