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厉

我与陶武先先生相识太晚，一旦结识，相见恨晚。某次去成都，当他得知我从未去过都江堰时，建议我应该去一趟。第一次观看都江堰，彻底被其所震撼。看罢多日，内心仍被岷江汹涌的波涛充溢，难以平静。古人的智慧之高，令人折服。不久便拜读了他的《都江古堰赋》，文辞优美，有对古代都江堰工程的详细描写，也有对其功效的叙述，更有对其价值的评议。韵脚按中原音韵，完全可以。作为既诗又散的诗文，用韵不必按照律诗那样苛刻，可以向散曲学习。该赋句式有四言短句对，有五言以上长句对，也有隔句对或扇对。节奏讲究而多变，辞藻华丽而精严。譬如他在赋中写道：“无坝引水，妙在勿争，兴利而不伤物类；浅堤泄洪，谛由能舍，弭灾而不树屏藩。”这是非常工整的扇对，夹叙夹议，言之有物，修辞妙若天成，用骈赋这种特殊的文学样式，完整再现了中国古代这项伟大的水利工程。

古诗尚六义，有风、赋、比、兴、雅、颂。赋既是诗的一种表现方法，亦是诗的一种存在样式。赋体文学从屈宋骚赋、文赋历经汉大赋，发展到骈赋和律赋，这种以诵为主的诗赋发展轨迹，并非与流行的歌诗愈来愈远，而是愈来愈接近。骈赋就是赋成熟时期的一种样式，骈赋已是非常有规格、接近韵律形式的诗文。骈赋形式上接近诗歌，本质上好的骈赋，就是诗性牡丹的完全绽放。

陶武先先生为自己喜欢的杜甫草堂精心制作了《浣花草堂赋》，他追溯杜甫在草堂一带生活的场景：“……徘徊篱栅，独步江滨。放歌白日，作伴青春。黄四娘家，流连蝶舞；万佛楼外，自在鸥临。微风燕子低斜，呢喃紫陌；细雨鱼儿浅出，吞吐清粼。好霡知时润物，秋飚起兴销魂。浊酒病身相吊，清词丽句为邻……”进而对其命途多舛却永怀黎元之忧的一生进行回顾：“……长歌当哭，为黔首而呼号；挥泪成珠，对苍生而恻隐……”铺叙层次分明，综合与分述侧重得当，令人不由坠入沉思。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曰：“赋者古诗之流也”。赋虽然是古诗的一种，但赋比通常意义上的歌诗在表现上要自由和丰富，一首赋的容量远比一首绝句或律诗大得多。这可能也是新时期古典文化或古典文学复兴以来，赋体文学重新萌动与兴起的原因。

赋与其他诗体不同，最显明的特点是铺陈叙事，因而体量宏阔。汉大赋就是典型，不宜弦歌，但可言诵，故班固曰“不歌而诵为赋”。班固还说“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言下之意，大夫必须要擅长铺陈叙事，不会铺陈叙事就无法从文字的角度掌控事件全局，既然无法掌控事件全局，又何德何能可做大夫？由此说来，陶武先写赋，也是他写作轨迹从诗词到赋必然转变的结果。如在《乐山大佛赋》中，先是极尽铺陈描摹之能事，状写大佛形体雄伟高岸：“便便大腹容万类，落落彪躯立大千。凭日月为灯，以乾坤作殿”。不仅如此，接下来不乏诗歌通感及拟人写法的综合交错：“碧峦翠岫，韬光其后；骇浪惊涛，敛势其前。赋形于大，或托怀大义；取位于高，乃寄意高瞻。”首先凸显其高大宏阔的意象，继而追溯大佛凿造历史，亦是避免就事论事，而是从“浊浪为殃”起因着墨，从“遂苍生之愿太平，度丑类而归至善”的初衷着意，突出“救人苦，身先茹苦；济世难，义不辞难”的胸怀，并从“废而继兴，隳而重建”过程生发“妙肖神仙，始赖百工造就；绵延香火，终由万姓点燃”的感悟。在赋予大佛“正直”内涵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真善”。最后写大佛融入风景之美好，依旧不限于人文风光的描写再现，而是深入挖掘大佛对人世的启迪，让“经时者直面而成悟，厌世者旁观而觉惭”“识迷途”“消妄念”，进入“止行超迈，进退安恬”之乐境。于是，“大佛其大，岂囿佛门之内；乐山其乐，不惟山水之间”，由物及人，使乐山大佛的存世价值得到了充分肯定。

在《宝山村赋》中，陶武先叙述了该村如何致富的过程，而最主要的原因是“与时而致远，顺势以图新”，是“前行者多耻苟安其境，后继者未甘独善其身”，在于“率众治穷而思变，当先尚实以开今”，在于村民们懂得“进匪如前犹退，富而裹足必贫”。由此可见，陶武先作赋，虽在结句与叙事，但他也与历史上许多优秀的赋作一样，能借赋之形体呈现其心胸格局，以节奏与丽句凝结其思索与感悟。但纯粹的思索与议论是有痕迹的，所谓“痕迹”就是难免浅显，因此与诗性及美感难以将就。

从古典诗歌开始，尤其注重“立象”以尽意，在赋即铺叙，赋一词的本义之一就是摛文与铺叙。让事情与真理在细节中展现出来，可能不失为一种文学表达的理想状态。好的赋作，应该是让评议藏于铺叙，是物与我互相观照中的铺叙，让所有的抒情与议论被铺叙的海浪所轹压。或者说，那种特有的句式与修辞在理想的叙写中最终平息于一种节奏和韵律之中，让美感得以释放。陶武先的赋作与当代许多优秀赋作一样，是古典诗赋在今天的镜像，或许这种古代文体在时间隧道中的穿越，让人们能够找回些许本源意义上的朴素与诗意，让物象与河山在修辞中焕发新的光彩。

（作者系《中华辞赋》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