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草

文学与生活虽有关联，毕竟分属二途，其间距离，可远可近，不能一概而论。但这距离，于西海固文学而言，从未严分此疆彼界，甚至可以说是重叠、模糊。历史的厚重以及往代曾有的艰难，使西海固地区在漫长时间内成了一种象征，似乎有某种自然之力借此考验人的生存的耐力——那在旱荒大地上身着黑袄、俯首劳作的民众，仿佛喑哑着、沉默着，亘古以来即是如此形象。可是当你借着想象、依着内视，逐渐靠近再靠近，却发现原来他们也会歌、也会哭，就像季栋梁在他那部令人难忘的长篇小说《上庄记》中所描写，劳累了，苦恼了，不平了，便爬向塬梁、攀上山顶，吼几嗓子俚曲民谣，待发散尽了心中郁积的块垒结团，再度默然回复至无尽头的生活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这些自发的民间艺术，其形式之质朴、情感之浓烈，一如生活本身原有的、沉重的样子。此类零散的民间艺术，于生活的流转不定中，所存无多；西海固，它依然沉默着。

此沉默状态之真正全然被打破，始于上世纪80年代，于内蕴了普遍向上力量的社会氛围中，一批青年作家——那些数千年以来沉默老实如黄土的老农的新一代儿女们，突然间涌现出来，争先恐后，连片地成长了，恰如新生的树林那般，临风摇曳，各显姿态。终于，他们说出来了，他们唱起来了，借着手中一支笔，用诗歌、小说、散文等文类，传达心声，表现愿景。其笔下满溢着的那种清新、刚健的风格，犹如犁铧上散发着的泥土气息。尤为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以及人物形象，种种奇异波折好像争抢着集结于其身上，借以磨砺人的意志。西海固文学的魅力，即源自于此种新鲜的、令人心醉的泥土气。不能回避一个带着悖论性质的事实：是贫瘠的生活，养育了朴茂的西海固文学；正因向往丰富、渴求美好的心灵被激活之后，想象力无限扩延，便紧紧攀住了文学，将自身形象呈现于外。这正如西海固诗人单永珍的一首诗所抒写：“西海固母亲用她干瘪的乳房，喂养着一代代儿女。”

无须着力，即凸显出了人物的命运感，则又构成西海固文学的另一种魅力。有对自然的抗争，也不乏对天命的不服，虽则发出种种看上去多显不平的如波浪般的声音，对脚下土地的热爱、对身处家园的苦恋，却是分毫未移。这是一种深沉的情感状态，一种可信的心理倾向：不满有多少，爱亦有多少。守望家园，便成了西海固文学一个恒久的主题。无关乎所谓农耕文化的保守性；文学有“别材”，艺术有“别趣”，出自内心的爱，岂能以保守而视之。西海固的作家们，或身处其地，终身不离；或始终围绕着该地，情感系之，未尝一日而中辍过。可以石舒清为例，他近年转向历史小说写作，题材、风格似大为转变。可他在近期一篇文章中说，目前的写作仅为一种艺术试验，最终目标还是要回到西海固家园一隅，那一块梦魂萦绕的地方，才是他的安身立命之本。始终关注并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马金莲，于近期出版的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里，采用了一种可称之为“反向书写”的方式，表达她对“亲爱的”西海固家园不渝的深爱。当代文学一时段中曾出现过关于农村青年形象的刻画模式，即一力逃脱乡野，视城市为生活福地。但在马金莲小说中，人物行事则正好相反，取径有别：当趋向城市成为一种普遍性选择时，他们却反其道而行之，逆向前进，毅然返回了乡村。这是艰难的一步；而对作家马金莲来说，也是很费踌躇的重重的一笔。不过，根据西海固文学的传统一面来观察，回归乡野，以年轻人虎虎有生气的热情以及异于老辈的时新观念，加入其中，尽一份力，发一点光，实则渊源有自，并不为怪。个体命运的升沉与家园的变化息息相关，不可须臾而离之。西海固文学对此热情不衰，歌之咏之，取之不竭。

作为文学大家庭一部分的西海固文学，并非孤悬于外，独自生长。当代文学任何变化、发展，都会影响到它的走向。这应是一个共识。但西海固文学自身所依托的一个特点，似多被忽略了，即它本身受益于西海固地区历史上所形成的一个延续不绝的文脉传承：重视、敬畏传统文化，已然融入了基因、渗入了血液之中。在那过往时代举目荒凉、而今四季景致分明的西海固地区，对文化的热爱存在于任何一处地方，薪火相继，不绝如缕。因而，热爱文学，自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有时简直视之如生命一般。现今西海固地区出现的新大众文艺群体，借助多种传媒技术，工忙之余，自如书写对生活的新鲜感受。数年间，成长起来了为数甚多的农民作家，他们放下农具，即可手敲键盘，情动于衷，不能自已，深情诉说个人的悲喜悦乐，也借此感念给予了自身机会的时代，统而观之，则不为无因。

得益于生活的丰富馈赠，西海固文学的语言亦有其独特之处。作家们在文学的普遍性标准与语词的地域色调之间，各自依着天分、志趣，寻找契合点，尽力形成陌生而熟悉的风格。这亦可谓西海固文学一个独具魅力的重要方面，为当代文学总体格局增添了一点别致甚或独异的色彩。

（作者系宁夏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