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1987年5月与先生结识，十二年来，他一直是我精神上最大的支撑和最可以推心置腹与之交心的朋友。我去安徽教书前，他叫我把一年的讲师团生活作为写作的起点。他说，人生何处不可采访，要体验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就是要把人生当成采访的对象。那一年，我同他的通信最多，常把对生活的观察、思考写信给他看。他每信必复，有时像批改作业一样帮我修正英文翻译，更多的时候，是以他自己历尽坎坷、饱经忧患的人生经验，教我如何设计选择好人生，珍爱生命，到自然的清新天籁中去寻找阳光的温暖，把我从抑郁中解脱出来。他还鼓励说，我对生活的感触描述很细致，与曼斯菲尔德、契诃夫和早期的高尔基有相近处，应当精读他们的作品。有些书信已经收入由我编选的《萧乾书信集》里，这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

在这之后，我开始编他的书，研究他的作品，写他的评传和传记。不算最近编选出版的十卷《萧乾文集》,我还编过他的各种选本十几种。写他的书时，他总是不厌其烦地解答我提出的各种问题，并坚持最后不看书稿，任我自由去写。正是这样的心态，使他“愿意把我这一生，以及这一生所写的文学作品，毫无保留地交予时间和读者去做‘末日审判’”。

先生新出了书总不忘送我，常在扉页上写几句话。他在送我的《萧乾选集》卷首写道：“在文学道路上永远不要迷信天才，全靠埋头苦干。”它成了我的座右铭。真难以想象，要是没有他带徒弟般的教诲、引导，我今天会是什么样儿？会如此对文学情有独钟吗？我不能，也从未想过只把文学当成谋生挣饭的一个职业，也没那份本事，她对我依然是崇高和神圣的事业，即便忍了清贫、孤寂也要倾毕生的心力去追求。十二年间，我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每一点成绩，在人生路口所做出的每一次选择，全都受惠于他。他的人生经验和睿智思想将使我终生受益。

（摘自《人生的采访者》，傅光明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