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王干的《90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被作者一再带回那“众生”喧哗的文学现场。
怀旧忆往：一张拼图怦然心动
《备忘录》正文前面那张“20世纪80年代发表王干文章的刊物”的拼图先声夺人，让我感慨万端。王干和我们这一代“50后”学人，从1980年代被视为“青葱生猛”的青年评论家，到当下成为文坛的“元老级”人物，从新时期到“后新时期”，从新世纪到新时代，40余年间，经历几番风雨浮沉，至今仍然多是一线的评论家。
《备忘录》提供的这张众多文学刊物的图片，让我怦然心动地回望文学生命中的众多印记：有从新时期一路走来，经历过山重水复柳暗花明，饱览风光无限，如今仍然坚挺的《文学评论》《文艺研究》《读书》《上海文学》《当代作家评论》等，也有很多“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半路上黯然退场：比如，最早打出当代文学研究专刊旗号的《当代文艺思潮》，已故林建法先生曾经供职的《当代文艺探索》，这一西北一东南的当代文学评论双先锋；比如崛起于太行山以西，培养出阎晶明、谢泳等评论界名家的《批评家》，以及站位甚高却昙花一现的《评论选刊》……年轻的学人们或许难以理解，在时代的转型中，那些敢为天下先的办刊人，为了能够说出点有限的真心话语，为了挣脱既有的规范去探索一些可能的范畴，付出过多么沉重的代价。而在当事人看来，那些已经淹没在历史深处的一行行文字、一本本“过刊”，都标志着当代文学潮流与个人文学生命的热烈搏动与血气蒸腾。
这样的一张拼图，是否是作者和编者的深思熟虑，不得而知。王干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我也曾经是它们的热情作者。更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是在进入1990年代的门槛之际，先后退出读者视野的。今天很多人都以怀旧之情回望1980年代，称之为文学的黄金时代，但是，理想国里也不乏血泪，它的乍然落幕更令人唏嘘。市场化时代的到来，并不是天花乱坠遍地黄金，相反，当经济效益当先、物质贬斥精神、消化打败文化（“消化打败文化”出自公刘先生之口）之际，文学一度被边缘化，不少作家离开“纯文学”场域，一批口碑很好的文学报刊因为经费问题被迫停刊或者转向追随市场需要和流行文化，这也造成了新的文化困境。
更为重要的是，这就是王干《备忘录》所必须面对的严峻语境——从南向北，由上海发起而延及北京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充分表现出文学评论界乃至人文学界的警觉与危机感。记得我于1996年撰写《1993：世纪末的喧哗》时，就对市场化大潮冲击下的文学现状和未来走向感到相当的担忧。陈忠实的《白鹿原》和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等创作，汲取传统文化源泉，应对拜金狂潮，既赢得口碑，又占领市场，给当代文学增添了压舱石，稳住了阵脚，也开拓了新的探索方向。与王干1990年代“文学行动”休戚相关的作品，一部是王干作为文学编辑积极组稿一手促成其完稿问世的王安忆的《长恨歌》，一部是韩少功的《马桥词典》，为时代文学增添新的高度。
一个比较：推涛者与弄潮儿
然而，上述这些堪称1990年代文学代表作的出现，大都在1990年代中期，1990年代文学是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启航的，是时也，海天苍苍，混沌迷茫，充满了不确定性。文坛的沮丧与失落带有普遍性。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与文学现状，王干表现出非常独特的弄潮儿姿态——轻灵洒脱，腾挪身手，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
我所尊敬的文学前辈韩瑞亭把他的评论集命名为《推涛集》，此语深得我心，我也一直把为当代文学潮流推波助澜作为己任。但这种认知显然是将自身与文学潮流之间的关系作出明显区分的。说到我自己，从1990-1992年近两年时间，我是意志低沉无心向学的，一度疏离当代文学现场。在王干则不然，他不但是推涛者，更是弄潮儿。推涛者是可以主动置身于边缘乃至可以抽身而退的，弄潮儿则是始终处于波翻浪涌的潮头，中流击水，载浮载沉，打把式翻跟头，与文学潮流共命运同进退。就其大者而言，从八九十年代之交对新写实小说的倡导，1990年代中期对新状态文学的鼓吹，为活跃其时一度比较沉寂和失去方向性的文坛起了积极的推助作用，这都是其弄潮儿的本色所决定的。
王干的弄潮儿本色，使得他的文章具有鲜明的当下性和针对性，不但是直面文坛，指点现实，还富有前瞻性，预测未来，窥测方向。这样的站位需要眼光，更需要勇气，冒险犯难。新写实小说的首倡就是如此。尤其是他阐释新写实理念并且以大量作家作品充而实之以为论据的《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北京文学》1989年第6期）。新写实小说的旗号打出来已经数月，这篇阐述首倡者意图的文章所列举的新写实小说代表作家作品却未免过于宽泛。王干对“后现实主义”小说的特征概括，对生活做现象学的还原，客观而细微的零度情感写作，作者和读者从规训教导到平等对话的关系调整（王干的用语是从“独白”到“对话”），未必妥帖，其援引的王安忆的《小鲍庄》、余华的《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周梅森的《军歌》、朱苏进的《第三只眼》《欲飞》、叶兆言《悬挂的绿苹果》《枣树的故事》等，其差异性要大于共同性，把他们打包装入新写实小说这只筐，未免有“拉郎配”之虞。但是，在这“粗服乱头不掩国色”的论述中，王干对文学新质的指认，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当一种文学现象初具轮廓，率先对其予以梳理和概括，用理论性的话语帮助其浮出水面，其建设性的意义是具有开创之功的。只有将自己的思考和写作都投入到不舍昼夜地涌荡向前的文学潮流中，从中获取灵感又迅速反馈其中，从不冷眼旁观，从不指手画脚，才是王干这样的文坛弄潮儿的当行本色。
有人说，作为编辑和文学评论家，从朦胧诗到网络文学，王干没有错过任何一个文学热点。前后近40年，彼此之间的价值观念和美学风范有多么大的距离，能够在诸多文学热点中自由徜徉而不显疲态，这要有多么大的生命活力才能够实现由此及彼的自由转换。
不老顽童：如何把玩文学魔方
王干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作家、诗人，但读到朦胧诗让他非常震惊，“他们把诗歌写到了极致。我觉得不能超越他们，就成了他们的粉丝，北岛、顾城、舒婷、杨炼……我对他们的诗歌产生了兴趣，一首一首地抄下来，至今还保留着当年手抄的笔记本。”由热爱而进入朦胧诗研究，其内心受到的感召自不待言。朦胧诗人对理想信念低调而执着的坚守，对现实不屈不挠的批判，以及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动人追求，都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王干在同时代人中间，是最先实现了文学观念转换的“先锋”。早在1980年代中后期，他就在和王蒙的对话中提出“文学这个魔方”的论题，在文学的教育功能、认识功能和审美功能及文学的理想性、“文学是人学”诸话题之余，进而大谈文学的游戏性即“玩文学”，2017年，王蒙、王干的对话录增订再版，书名就是《文学这个魔方：王蒙王干对话录》。比谈论“玩文学”的合法性，罗列“文学是人生的教科书”“文学是作家的白日梦”等说法更为重要的是，王干对文学抱持一种开放的态度，他认为文学是一种动态的展开，具有近乎无限的可能性：“（文学）组合当中便有一种‘无限可组性’。文学实际不能一下子穷尽，就像文学的定义不能一下子下得很完整一样，因为文学处于不断组合的过程，在不断发展。”变与不变，本质与现象，是文学的一体两面或者一体多面。魔方有六种基本色块，在玩家手中却是缤纷万状，可以完成多种组合，千般花样。
这样说来，不单是趣味无穷，还具有开阔的格局和气象。王干的文学魔方说，还可以再加发扬：不但魔方自身千变万化，就是把玩魔方的人，也可以分为各种身份。按思想学派和宗派区分，鲁迅有言，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绛洞花主·小引》）。按阅读者的身份区分，率性翻书者是一种，文学爱好者是一种，学者专家是一种，编辑记者和媒体从业者是一种。法国文学家蒂搏代在《六说文学批评》中，将批评者分为自发的文学批评即读者批评，职业的文学批评即文学教授和文化记者的文学批评，大师的即著名作家的文学批评，而王干正好是集文学爱好者、文学批评家、文学媒体人和散文作家于一体的多面手。
“作协派”批评：接地气与“玩理论”
在我的判断中，批评界的“八十年代新一辈”而活跃至今者，文学观念都不得不与时俱进。从1980年代至今，是当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变化频密乱花迷眼的时代，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加速度运行、全方位铺展的特定时期，也是作为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触角与精神探头的文学。1990年代以来，主动进行文学与市场关系的调适，对市场化浪潮带来的城市化、农民工进城和底层生活困境，网络文学的兴起带来令人眩目的新风景等予以及时地捕捉描述。没有激流勇进的气概，没有辗转腾挪的身手，没有随时调整自己身姿的能力，就会在这千回百折中折戟沉舟，黯然出局。
王干的独家优势在哪里呢？按照晚近的说法，批评家被分为两个大的类别，其一是作家协会派，其二是学院派。王干是属于前者而且从一而终的少数人。他大半生都是文学期刊的编辑，从《文艺报》到《钟山》，从《中华文学选刊》到《小说选刊》，王干都是文学生产流程中的重要一环。我们习惯于说编辑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称赞编辑工作的默默奉献精神。其实，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编辑工作的基本操守。杰出的编辑不仅被人们称作编辑家，更是思想文化和文学思潮的直接引领者缔造者。1940年代的莫斯科，俄罗斯思想家和文学理论家别林斯基先后在《祖国纪事》和《现代人》做编辑，由于他的影响，《现代人》和《祖国纪事》成了当时进步知识界的重要舆论阵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茅盾接掌《小说月报》，为以“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现实主义雄风涤荡缠绵悱恻的“卅六鸳鸯苦命鸟，一对蝴蝶可怜虫”立下汗马功劳。王干的编辑生涯，不但使他“接地气”，而且要接读大量的作家手稿，能够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时候就及时辨别风向，做出迅速判断，发放作品的通行证，而且积极跟进，为之鼓吹，发扬光大，形成一定的文学气候，确实是把编辑与批评家的双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1990年代，以“短平快”和“娱乐大众”及商业化为特征的传媒的兴起，是以纸面媒体为主，并且对同样是纸面媒体的文学报刊形成相当的压力。一大批文学报刊纷纷从“纯文学”品相转向为流行文化、通俗文化，这也是“消化打败文化”的一大表征。王干的姿态是随机应变，通过对“联网四重奏”的策划，既坚持了文学刊物的纯文学追求，又能够借助联手造势，把文学期刊也做成一种文学媒介，在文坛和出版界积极争夺话语权，争夺市场份额，实现互动多赢。
作为批评家，王干的文章很少搬弄现成的理论，不像当今的学院派论文，如果一篇文章不曾引用几位中外名家，尤其是正当行的西方学者的言论，就显得没有理论色彩。王干偶尔也会“玩理论”。在《备忘录》中，仅有的一篇理论对话《“东方”的没落——与哈斯顿教授一席谈》，就是一个案例。它以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揭示与批判为理论背景，围绕着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误读误解，以及国人对西方眼光的刻意迎合，与来自西方的约翰·哈斯顿教授进行较为深入的理论对话，要求西方学者认识到“东方主义”的偏颇与误导，放弃“有色眼镜”，能够切切实实地以现实的中国状况为考察对象，进而作出切合实际的认知与判断。然而，据我的研判，这是一篇无厘头写作——约翰·哈顿斯教授似乎查无此人，也未曾履及南京，或许只是王干的文字游戏。这种对中国当代文学走向和中华文化的重新思考与评价，是在1990年代中期新的全球视野和历史语境中，作家和学人转向从传统文化中寻取思想文化资源的大潮所致。
文本分析：批评家的看家本领
王干还有一个强项，对于文学的语言及叙事学有独到的敏锐感觉。《北岛 孤独的岛，真诚的岛》一开篇，就抓住“岛”“帆”“星”“云”等词语意象切入北岛的诗歌内部，进行深度探析。他还是最早一批评价海子和骆一禾诗歌的学人，在为两人的诗歌合集所写的序言中，给骆一禾以高度评价，讲到其“长短句协调的和谐”：“骆一禾与海子同样都是大山。海子是爆发的汹涌状态，骆一禾则是爆发之后的凝固之势。虽然表象是平静的，但依然是生命流动的痕迹。骆一禾的诗以其语句的延长与从容表现出智者的风度，他诗中那种长短句协调的和谐是他知性与灵性交合的象征。”《寻找叙事的缝隙——陈染小说谈片》是从“时间”“阳光”“告别”等关键词入手，讨论陈染的《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等作品的肯綮。在叙事的缝隙中捕捉到作品的某些意旨与节点，并且加以升华。
把文学当作文学，从文本出发，是从事文学评论的基本前提，称职的学者要有审美意识，也要有艺术分析。但当今的大量文学评论，其中的艺术分析和审美评判往往都是语焉不详的；外部研究从资料爬梳、时代背景刻镂和文化研究窥测“历史化”与“学科化”、社会学、空间理论、情动理论、声音与图像分析等与文学的关系。我不反对理论，离开理论引导和启迪，文学评论就变成自说自话信马由缰，但只讲意义和引申，不讲辞章、文采、结构、叙事，尤其是艺术感觉，那文学和其他文字材料的区别又何在呢？
针对近年来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性诉求稀薄的状况，学者张清华曾表示要加强当代文学的文学性研究，希望借助各种方法路径，提升对于文本与文学性价值的关注，这也是我近10年间经常思虑的问题。当代文学研究要以审美优先，要“把文学当作文学”，而不是自贬为历史学的“附庸”，或看作是诸多人文社会学科研究的经验材料。读王干的《90年代中国文学备忘录》，也是在重读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重新回到丰富而驳杂的文学现场，回望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文学的来时路，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
（作者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青岛研究院荣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