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张 颐 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
蒋 胜 男（全国政协委员、温州大学网络文创研究院院长、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研究员）
皇甫宜川（全国政协委员，《当代电影》社长、主编，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主持人： 杨茹涵（《文艺报》记者）
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发展与全民文化参与意识的提高，新的大众文艺正以多元形态重塑当代文化图景。短视频创作、AI技术应用、沉浸式戏剧等新兴文艺实践，在突破传统创作边界的同时，更构建起全民共享的文化生产场域。亿万民众通过智能终端实现从“观看者”到“创作者”的身份转换，形成创作与接受双向互动的文化新生态。
面对这场全民参与的文化实践，我们既要警惕流量逻辑对艺术本体的消解，也要珍视大众文化创造力迸发的时代价值。新文艺形态与传统文艺形式的深度融合，正在开辟文艺发展的新路径。在今年两会上，不同领域的多位代表委员不约而同将目光聚焦在“新大众文艺”这一议题，积极建言献策。新大众文艺新在哪里？新大众文艺又该如何规范和引导？张颐武、蒋胜男、皇甫宜川三位委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重构叙事边界，在时代浪潮中聆听文艺的心跳
主持人：近年来，网络文学、微短剧、动漫、音乐等新型文艺形态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全民参与创作的趋势日益显著。这种“人人可创作、万物皆素材”的文艺生产模式，是如何重构传统文艺创作生态的？您如何看待这种越来越“接地气”的文艺现象？
张颐武：我们注意到，当下的文艺生态正在发生悄然变革，最为突出的是出现了许多新的“增量”。AI技术、3D打印、虚拟现实等前沿科技的应用，不仅为大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体验方式，更催生出“技术+艺术+产业”的新型创作范式。这些变革一方面重构了文艺作品的呈现方式，另一方面重塑了从创意孵化到传播消费的全产业链条。这体现在两个维度的重构：首先是创作生产体系的解构与重组。抖音、起点中文网等数字平台搭建起展示平台，催生出微短剧、网络文学等新兴艺术门类，使大众参与文艺生产的门槛从“专业壁垒”转变为“技术普惠”。其次是受众角色的革命性转变。互联网、VR等技术构建起沉浸式交互场景，使受众从“被动消费者”转变为“创作生态共建者”，这种深度参与重构了文艺消费逻辑，收获了更多的创作者和参与者。
当下的文艺创作不断有新的增长点和爆发点。无论是现在已经成为文学写作“半壁江山”的网络文学，还是当前和社交媒体紧密结合的微短剧；无论是以《黑神话：悟空》为代表的中国游戏的成功，还是现在如越剧演员陈丽君这样对传统戏曲年轻化的创新尝试；还有如用短视频展现中华文化之美的李子柒等人，以及像手办这种发展出许多新设计和IP并受到欢迎的新文创形态，从抖音和小红书这样的承载了不少文艺新表现的互联网平台，到许多城市和旅游结合的文艺新创造，这些都是引人注目的进展，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
蒋胜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网络文学作为互联网技术驱动下催生出的新兴文艺形态，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数字文化现象，用户超5亿，年产值超300亿元，并衍生出影视、动漫、游戏等万亿级产业链。网络文学不仅是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载体，海外用户超1.5亿，彰显了我国的文化自信与软实力。
网络文艺具有极强的创造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它不仅构建了规模化的文艺生态新景观，还在国际传播中展现出独特优势，其社会作用和文化地位日益凸显。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和最前沿，我们不能放松对其引导和监管的力度。
皇甫宜川：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6月，中国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达到5.37亿人，占网民整体的49.0%，作者规模达2405万；短视频用户规模达10.26亿，占网民整体的95.2%，这意味着几乎每位网民都在使用短视频。在音乐和动漫方面，2023年在线音乐平台活跃用户数已超8亿，大量原创音乐人和业余爱好者在平台上发布作品。网络动漫用户在2023年规模接近5亿，每天都有新的动漫作品更新。微短剧则在2023年爆发式增长基础上继续高歌猛进，2024年用户规模已达到5.7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一半以上，市场规模超过500亿元，接近长视频市场规模的70%。
这些数据和现象表明，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和便携式网络终端的普及，普通大众正在成为文艺创作的重要力量。人们不仅可以在网络上展示作品、才艺或发表观点，更标志着创作主体大众化时代的到来——文艺创作不再是专业人士的专属领域。
创作主体的大众化使得作品内容更加贴近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情感世界。例如在网络文学、短视频中，大量记录工作、学习、休闲等日常场景的内容，既充满生活气息又富有时代特征。这类接地气的作品往往具有较强互动性，容易引发网民讨论并形成传播热点。
从积极层面看，这种现象激发了全民创作热情，丰富了大众文化生活。它不仅为普通人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满足了多样化的文化需求，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心声的重要渠道，推动了文化生态的繁荣发展。但不可忽视的是，创作门槛的降低也导致作品质量参差不齐，部分内容存在低俗化、抄袭或缺乏深度等问题。一些创作者过度追求流量效益，可能弱化了作品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内涵。这些问题需要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完善机制加以引导和规范。
文艺生态的新变带来新思路、新可能
主持人：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新大众文艺现象，已经成为文艺界普遍关注的话题。它不仅冲击着传统文艺的边界，也促使大家重新思考何为新大众文艺。您如何理解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和外延？
张颐武：近十多年来，中国文艺领域不断涌现受社会公众青睐的新现象。其中既有传统文艺形态的推陈出新，更有诸多新文艺形态的兴起。这些现象紧密关联当下社会与科技的新发展，深入挖掘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契合年轻一代新的文化趣味与欣赏要求，蕴含中国美学的内在追求。它们既着力于新艺术类型的创新，又巧妙连接富有魅力的传统文艺形态。诸多此类现象共同构成了与既往文艺形态存在差异的“新大众文艺”。
在新时代出现的新大众文艺有着共同特点：其一，“新”形态不断涌现，展现出创新特质，并在特定方向实现突破。其创作发展紧密结合新科技，注重创造全新的感受与体验方式，从多方面对传统文艺形态进行显著创新，既让新创造充分施展，又为传统传承开辟新路径、新方式。这些创新成果从新作品、新类型，到新业态、新平台，为文艺发展提供新的生长点，拓展新的创作空间。不少创新成果还在全球文化发展前沿取得独到进展，引发广泛反响。其二，收获新“大众”的认可。这些新的文艺创作最关键之处在于深受当下“大众”喜爱。它是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跨媒介、跨地域传播的重要一环，具有广泛影响力。在国内，尤其是年轻受众对这些新形态文艺创作热情高涨，这不仅释放了中国文化消费的巨大潜力，也彰显出中国公众文化自信的增强。在国际文化传播方面，诸多平台和作品受到海外受众欢迎，成为文化“走出去”的生动例证，助力中国声音与形象在国际传播中取得新成就。
皇甫宜川：新大众文艺是新媒体时代的新现象。在创作主体大众化的背景下，它正是广大人民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参与文艺创作的体现。创作主体不再局限于专业人士，而是扩展到了广大民众。在网络平台上，每个人都能成为文艺创作者，并可能创作出优秀且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品。同时，新文艺大众的创作内容更加贴近普通人的生活与情感，更能反映普通人的情绪与价值诉求，呈现普通创作者的奇思妙想，极大地解放了艺术想象力，因而更容易引发大众共鸣。
相较于传统文艺，新大众文艺在形式上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和拓展性，衍生出许多新样式。例如网络文学细分出多种类型，并与读者形成良好互动，这些文本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用户黏性。新大众文艺的受众群体极为广泛，创作者与受众身份高度重叠，形成双向互动的传播生态。这种广泛参与性使得新大众文艺在内容和文化层面展现出显著的多元性。这些作品既融合不同民族、地域和文化背景的元素，又包含对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表达，同时吸收演绎现代文化与流行文化。许多作品既接地气又富有想象力，深受当代青年喜爱。
新大众文艺在创作主体、传播方式、审美标准等方面与传统文艺有着显著差异。传统文艺注重专业技巧和经典范式，传播呈现单向流动特点；新大众文艺则强调个性表达、即时性和互动性，对传统文艺的评价体系和传播方式形成挑战。即便如此，新大众文艺仍是在传统文艺基础上来开展创新发展的。创作者们借鉴传统文艺的题材、主题和表现手法，同时依托新媒体特性，以新样式和新渠道呈现作品。同样，传统文艺完全可以从新大众文艺中汲取活力，借鉴表现手法，丰富自身的表达方式，例如通过短视频创新传统戏曲呈现形式，激发年轻人对戏曲艺术的兴趣。随着社会进步与文化发展，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艺将不断融合，共同推动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多方协同，打造可持续发展新路径
主持人：从微短剧的“野蛮”生长到AI艺术的版权争议，这些新兴文艺形态在为文化创新注入活力的同时，也暴露出审美趋同、价值失焦等问题。您认为，在推动新大众文艺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还存在哪些深层机制障碍？未来应如何构建政府、企业、创作者、受众多方协同联动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张颐武：当下新大众文艺“走出去”仍面临现实挑战：首先，优质作品供给不足。具有广泛传播潜力且能引发海外民众共鸣的精品匮乏，部分作品质量粗糙，难以适应国际受众审美需求。其次，自主传播平台建设滞后。在海外市场具备文化传播力的自主平台严重不足，现有传播渠道单一，尚未形成多元化、立体化的传播矩阵。第三，推广激励机制不健全。针对创作优秀作品、开拓传播渠道或构建自主平台的优质企业和人才，激励机制尚不完善，作品与平台的海外推广缺乏系统性支持。
建议从以下方面完善：首先，强化创作激励机制。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对具有国际传播潜力的精品创作给予重点支持，通过税收优惠、荣誉表彰等方式激发创作活力。其次，培育自主传播平台。加大对互联网企业出海的政策支持，鼓励其打造具有文化传播功能的海外平台，在技术研发、内容审核、本土化运营等方面提供指导。第三，构建多维度推广体系。整合政府、企业、行业协会等资源，通过国际电影节展、数字内容交易会、海外社交媒体合作等方式拓展传播路径。第四，完善政策保障机制。对在文化“走出去”中表现突出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进出口便利等政策倾斜，建立人才培养与引进绿色通道。
蒋胜男：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代表，近年来，网络文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精神基因，坚持“两个结合”，走人民性、时代性、创新性相统一的发展道路，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文化根基。但其目前尚存在创作主体分散化、行业标准缺失化、价值引导薄弱化等突出问题，亟须开展全国性、全领域性的行业教育、行业自律、行业服务、行业管理。
当前，网络文艺群体在规模上占据绝对优势，然而现有文艺组织机构在层级设置、构成模式、组织形式及职能定位等方面呈现出差异化特征，这致使其对相关行业从业者的覆盖存在缺口，组织凝聚、价值引导、服务保障等核心职能未能充分发挥，出现了作家权益受损、平台垄断滥权、内容生态失序等问题，制约了网络文学乃至整个网络文艺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文艺作为网络空间精神文化内容的重要主体，理应得到系统性研究、战略性引导与全方位扶持。因此，建议着重加强网络文艺组织建设，强化专业化、组织化引导。通过加强示范引领和组织推动，助力以网络文艺为代表的新大众文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皇甫宜川：新大众文艺的出现，为文艺创作带来内容与形式的丰富性、多样性以及视角的独特性，为文艺创作注入了新鲜血液，激发了创作活力，促使文艺领域涌现出许多新型创作人才，催生出网络文学、微短剧、短视频等新形式，拓展了文艺创作的边界，为未来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同时，新大众文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内容质量参差不齐，部分作品缺乏深度内涵；一些创作者为追求流量和快速产出，导致作品同质化、夸张化甚至低俗化；版权保护问题突出，网络文学抄袭、短视频随意剪辑搬运等现象频发，既损害创作者权益，又破坏创作生态。这些都是需要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解决的问题。
技术创新、人文坚守与评价体系的重构
主持人：技术革新和媒介融合的时代新风为文学艺术创作带来新变。您认为，应如何平衡技术创新与人文价值坚守？如何构建新大众文艺评价体系？
张颐武：新大众文艺评价体系的构建，让我们联想到从“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到经典化的演变轨迹。正如明清小说从市井话本到文学经典的升华，金庸作品从武侠通俗读物到学术研究对象的转变，都经历了评价标准的迭代过程。新大众文艺的评价标准、判断方式与审美样态，已突破传统文艺评价体系的范畴。
以现象级3A游戏《黑神话：悟空》为例，它通过对《西游记》的颠覆性诠释和东方美学的创新表达，构建起虚实交织的叙事空间。这种将游戏引擎技术与古典文化基因相结合的创作实践，既延续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艺精神，又创造出“交互叙事”的新审美范式。类似的案例表明，新大众文艺的评价维度正在从单一的“文本中心主义”转向“技术-艺术-文化”的复合型评判体系。
这种评价体系的拓展，不仅不会消解文艺作品对永恒价值的追求，反而通过建立多维度评价标准，为不同形态的文艺创新提供价值锚点。当我们用“文化传播力”“技术创新性”“受众参与度”等新指标，与“思想深度”“艺术原创性”等传统标准形成对话，实际上构建起更具包容性的价值坐标系。这种评价体系的完善，既是对文艺形态多样化的回应，更是对人类审美潜能的解放。
蒋胜男：创作和生产优秀作品是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繁荣文艺创作、推出精品力作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以网络文艺为例，当前网络文艺行业生产、传播着海量的作品，但存在着重流量轻质量、内容同质、类型跟风、精品不多等问题，“见招拆招式”的零散应对，难以对网络文艺创作生产进行清晰、明确、精准、到位的导向引领。亟须通过持续提高网络文艺创作引导的组织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不断健全创作扶持引导和评论推介机制，引导网络文艺工作者自觉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将精品创作生产作为中心环节，推出更多思想性、艺术性、制作水准俱佳且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网络文艺新篇章。
皇甫宜川：平衡技术创新与人文价值坚守是创作实践中需要持续思考和把握的重要关系。在这对关系中，人文价值是创作的根本目的，技术仅是实现手段。技术创新必须服务于人文价值的表达，例如在电影创作中，特效的运用应融入叙事肌理，服务于故事的情感传递与精神内涵的挖掘，而不仅是为了炫目的效果。
把握技术创新与人文价值的关系，本质上依赖创作者对历史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对艺术规律的精准把握能力，以及将技术创新与艺术表达有机融合的综合素养。唯有如此，才能创作出兼具独特艺术价值与技术魅力的作品。
构建新大众文艺评价体系，需在评价主体、指标和方式上与新文艺特征相适配。首先，评价主体应构建由专业评论家、创作者和受众组成的多元体系；其次，评价指标需综合考量作品的思想深度、艺术独创性、技术创新力，以及文化传播与价值引导作用；第三，评价方式应采用“线上+线下”结合模式，通过网络数据采集与线下专家研讨进行深度分析，同时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传播数据和受众反馈进行量化分析，结合专家定性评价，形成科学准确的综合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