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的葡语文学积极回应各国政治局势和社会问题，呈现以虚构映照现实的多种视角，持续探索主流社会和历史话语以外的想象和叙事空间。巴西文坛中以女性为主体的叙事尤为瞩目，大城市以外的广阔地区为文学作品提供了多种颇具特色的文化背景。历史题材则是非洲葡语文学的聚焦之处，文学作品对本土传统的强调凸显了非洲葡语作家对国族未来文化自主性的寄望。与此同时，启发思考、引导共情是2024年葡语文学的普遍姿态，与对立、对抗相比，共存和互相理解是作品中更常见的选择。

作为“我们”的女性

葡萄牙语海洋文学奖的小说类奖项授予了巴西作家米切里尼·维伦什科（Micheliny Verunschk）。米切里尼出生于伯南布哥州累西腓，宗教、女性、巴西东北部的生活是她文学创作中最常见的主题。获奖作品《与死者同行》（Caminhando com os Mortos）是米切里尼正在创作的“丛林四部曲”的第二部，讲述了极端宗教活动下女性和性少数群体遭受的暴力与精神创伤。在小说虚构的巴西内陆小镇，外来的传教士煽动起人们对魔鬼的恐惧，摧毁了当地原本的生活秩序，令以猎巫为借口维系的父权制暴力愈演愈烈。女性、性少数群体中的一些人遇害，其他人则不得不面对肉体上的暴力和精神上的创伤，在受害者、幸存者、加害者的多重身份之间备受煎熬。曾借助信仰纾解丧女之痛的洛伦萨，如今烧死了从大城市回到家乡的另一个女儿塞莱斯特，希望火焰能如传教士所说，净化塞莱斯特在大城市受污染的灵魂。这一幕和警方针对此事的讯问、调查，恰好被返乡吊唁一位遇害者的女性叙事者记录下来。小说叙事破碎而散乱，有强烈的抒情性，传达出受害者群体面对巨大创伤时悲伤、愤懑、无力的精神状态，揭露了宗教狂热分子为其殖民地带来的恐怖。虚构的情节映照的是巴西面临的现实风险：在一些地区，信仰贫瘠、社会环境封闭，宗教能够轻易地超越其他各种因素，形成难以抵挡的毁灭性力量，持续生产群体对群体、群体对个体的暴力。

和《与死者同行》类似的主题也见于伊塔马尔·维埃拉·茹尼尔（Itamar Vieira Junior）的长篇小说《拯救火》（Salvar o fogo），2024年巴西雅布提文学奖最佳长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继2020年获同一奖项的《歪犁》，《拯救火》是伊塔马尔又一部以乡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小说中，在名为塔佩拉的巴伊亚村庄里，男孩莫伊塞斯曾和年纪最小的姐姐卢奇亚相依为命。他们的母亲早逝，父亲终日劳作，逃避家庭生活，其余兄弟姐妹都离乡多年。在一场旱灾中，卢奇亚表现出预知自然现象的能力，从此被传言是能操纵火的巫女、塔佩拉各种灾祸的罪魁祸首。莫伊塞斯被送入教会学校读书，渐渐难以忍受没有温情的家庭环境以及缺乏希望的渔村生活，15岁时离家出走，进城闯荡，30岁才重返故乡。小说分为四个部分，前三部分的核心情节分别是莫伊塞斯的童年生活、卢奇亚的遭遇、姐姐马利伊尼亚返乡，一一揭露村庄平静生活下的秘密：村子里的女孩被奸杀，凶手逍遥法外；教会控制村子的经济和精神生活，规定善与恶的区别，实则掩盖着以猎巫为名的暴力、猥亵幼童的罪行；修道院被焚毁的真相，不是卢奇亚用巫术纵火，而是一名修士的无心之过。姐弟俩则是这些秘密的受害者：莫伊塞斯其实是卢奇亚被外乡人侵犯后生下的儿子，在修道院读书时曾受院长猥亵，而卢奇亚成为不知真相的乡人出于恐惧和迷信寻找的替罪羊。在小说的最后一部分，成年后的莫伊塞斯向修道院院长复仇，与生母重聚、相认，而卢奇亚不再是虔诚的教徒，反而以与原住民祖先相似的方式，摆脱了伪善的修道院施予的道德重负，获得了心灵的自由。

巴西的圣保罗文学奖表彰了两部长篇小说。其一是卢西亚尼·阿帕雷希达（Luciany Aparecida）的《甜蜜林》（Mata Doce）。卢西亚尼出生于巴伊亚，诗人、剧作家、小说作者。《甜蜜林》是她第一部用本名发表的小说。小说中，在巴伊亚州一个名为甜蜜林的村子，一位黑人女性被一场暴力事件毁掉了婚礼，自此走上另一条人生轨迹，打破传统，成为村子里第一个杀牛的女性。通过这个人物，小说串联起了一个古老的黑人家族的故事。这部小说也入围了雅布提文学奖决选。

同时，圣保罗文学奖将新秀类奖项授予了埃利亚内·马克斯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家事》（Louças de Família）。和《甜蜜林》类似，《家事》同样选择黑人女性作为主人公，以女性为主体讲述家族史诗，不过背景设置在巴西和乌拉圭边境上的小城，为历史上只能为白人家庭提供家务服务的黑人女性群体立传。小说的语言技巧富有新意，在葡萄牙语文本中灵活加入西班牙语、约鲁巴语语汇，这与作者此前作为诗人、译者的创作经验密不可分。

这四部巴西小说在2024年获得葡语文学重要奖项，成为近年文学市场上高质量女性书写井喷现象的一个缩影。这些作品的共同点是刻画女性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结构中群体性的境况，表现边缘地区的底层女性如何承受传统观念和制度存续的重负，如何应对重压之下产生的激烈情绪，又如何以非暴力的手段谋求个人的生存和精神上的解脱。这些小说将群体性的女性形象置于叙事的中心，不仅是在建立特定社会环境下的性别叙事，也是为地方结构中的性少数群体、黑人、乡下人立传。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在表达方式、情节处理上都相对温和。小说揭露特定群体面临的社会不公正，但并不煽动群体性的反应或激烈的对抗，而是让人物通过个体的行动获得解脱，或者侧重肯定以女性为主体、通过女性视角建立叙事的行为，将个体的自我确认视为文本内外超脱困境的出路。

若“不提为妙”，那何以为我？

除了群体性的女性叙事，2024年葡语文坛也关注对女性个体生活、内心世界的书写，强调书写对女性确立自我的重要意义，以及女性书写对文学语言和内容的贡献。

2024年，葡语文学大奖卡蒙斯文学奖授予了巴西诗人阿黛利亚·普拉多（Adélia Prado）。阿黛利亚是20世纪巴西最重要的诗人之一，1935年出生于米纳斯吉拉斯州的一座工业城市，从小在矿场、铁路附近生活，父亲是铁路工人。诗人30岁以后才开始出版作品。在内陆工业城市普通家庭的生活经验，还有成年后在哲学、宗教、教育领域的学习和执教经历，都成为她诗歌创作的源泉。凭借1976年出版的首部诗集《行囊》（Bagagem）和两年后的《射出的心脏》（O Coração Disparado），阿黛利亚得到了巴西诗坛的广泛认可，也确立了其诗歌创作的突出特征：将日常生活、尤其是女性日常生活的幽微之处与神圣之物联系起来，既有鲜明的女性意识，又弥合了具体的生活经验与形而上的宗教话语、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展示出作为文学语言的葡萄牙语丰富的可能性。

巴西作家塔蒂亚娜·莱维（Tatiana Salem Levy）2024年出版的新作《不提为妙》（Melhor não contar）同样聚焦女性生活，立志讲述通常不被讲述之事。《不提为妙》是作家基于自身经历创作的作品。她以第一人称书写，从青春期讲起，讲述性别意识、个体意识确立以来作为女性的生活。《不提为妙》延续了塔蒂亚娜一贯的文体混杂风格，通过拼贴碎片化的第一人称叙事、日记、信件、影印文件，讲述了“我”处理被继父骚扰、母亲去世等创伤事件的经历。“讲或不讲”是书中反复出现的疑问，伴随着“我”的书写过程。母亲尚在的时候，“我”从未将继父的骚扰宣之于口，以沉默取代了关于此事的讲述。是否当真不提为妙？时至今日，是否值得向读者如此暴露自身？“我”的态度已经与写作本书前截然不同：从此刻开始，即便有些事已经无法对故人讲述，“我”也至少要写下来。“我们（女人）也应为我们遭受的各种暴力负责……我们首先被告知书写自己时应当隐秘。然后，当我们决定向其他人展示我们写下的东西，我们的日记、信件、第一人称叙述又不被当作文学，或者只当作‘小’的文学。但是，群体意义上，除了有关我们的生活的故事，没有什么更能说明我们是谁、我们变成了谁。”“不提为妙”可能是因为有时需要粉饰太平，但曾经不提往事的选择为“我”留下了永远的困惑和遗憾，也让“我”因为以沉默纵容性别暴力而心存愧疚。因此，塔蒂亚娜创作《不提为妙》实则是对标题的逆反，是以女性书写者的身份肯定女性生活个人化书写的价值——无论是对因性别而遭受暴力的群体，还是对文学本身。

葡萄牙作家戴维·马查多（David Machado）的长篇小说《喧嚣时日》（Os Dias do Ruído），讲述社交媒体时代的英雄如何处理作为普通人的内心冲突，小说以第一人称讲述。叙事者劳拉曾是战地摄影师，直到两年前偶然杀死一名恐怖分子，制止了一场灾祸，自此大受媒体关注。她将这段经历写成书，一面环球签售，一面筹备下一个项目：关于女性壮举的系列采访。她依赖社交媒体提供的光环、刺激，从其中寻找逃避现实的借口，但在镜头前表演英雄的生活让她疲惫不安。与此同时，她日夜面临来自恐怖分子的死亡威胁。直到为了躲避一场追杀，她暂停工作，远离社交网络，返回葡萄牙的家乡小城，处理此前一直逃避的家庭关系，才终于逐渐找回自己，找到记录和使用社交媒体的意义。通过塑造劳拉这个在虚拟社交和极端现实冲突之间游走的当代女性形象，小说表现了一位女性主义者如何面对从家庭到外部世界的压力，处理英雄幻想和普通人的自我认知之间的冲突，最终确认自身的位置和力量。

重述历史：葡语非洲需要何种未来

时隔六年，安哥拉作家佩佩特拉推出了长篇小说新作《万物相连》（Tudo-está-ligado）。2024年葡语非洲作家出版的长篇小说持续探索并重构被忽视的国族历史，建立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联。《万物相连》就是这个主题的典型代表。小说主人公圣地亚哥少校因伤退役，选择从首都罗安达回到儿时在本格拉的家，思索安哥拉的殖民过往以及社会的深刻变迁。在历史上，本格拉曾见证安哥拉中部高原各王国与外部之间的人口往来与经济联结，是现代城市与农村生活的交界。小说中的圣地亚哥追溯家族历史，和与祖母的灵魂伴生的银行职员、巫师奥菲卡相遇、相恋，在现时的生活中发现曾经的联结仍能寻回，传统的宗教、信仰、神秘主义也能与当下相连。因此，如今的安哥拉并非只有一条道路，在传统中蕴含着通往另一种现代的可能。

在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巴图克鼓王》（Mestre dos Batuques）中，安哥拉作家若泽·爱德华多·阿瓜卢萨选择了安哥拉中部高原拜隆多王国的历史作为故事背景。历史上，拜隆多王国在葡萄牙殖民期间战败，但《巴图克鼓王》为安哥拉的这个独立王国虚构了一场胜利，以及胜利的推动者、主张平等与和平的葡萄牙中尉扬·平托。1902年，出身拜隆多的扬被从里斯本派往安哥拉，调查一队葡萄牙士兵死亡的真相。扬深入故土，与老友、王国的巴图克鼓队首领恩金戈相认。小说中的巴图克鼓队是拜隆多王国的核心力量，能以鼓声让人产生幻觉，在战场上无往不利。凭借鼓队和扬的配合，恩金戈推翻了前国王的统治，胁迫葡萄牙政府承认了拜隆多的独立。叙事者莱拉·平托是扬与安哥拉姑娘卢克雷西亚的孙女，在20世纪末，二人去世多年后，根据家中长辈的日记和口述，结合史料，勾勒出了历史的另一种可能。小说中，史实与虚构情节、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交错登场，以虚构对抗殖民者历史叙事淡化本地传统力量的趋向，强调了安哥拉殖民历史和历史叙事的复杂性。

莫桑比克作家米亚·科托的新作《河盲》（A Cegueira do Rio）同样聚焦历史和文化传承主题，通过虚构，为历史事件补写出了不可能被记载的部分。1914年，莫桑比克北部与坦桑尼亚的交界处的罗伏玛河，一小支德军袭击了河对岸的马济瓦哨所，驻扎哨所的11名本地士兵和唯一一位葡萄牙士官均丧生。基于这段历史，《河盲》虚构了一位侥幸逃脱的本地士兵纳塔涅尔。纳塔涅尔前往附近村庄，向村中号称正在重写《圣经》的神父西斯南多求助。与此同时，驻扎莫桑比克岛的葡萄牙殖民军队和主教尚未得知哨所遇袭的消息，正遣森特诺上尉前往马济瓦哨所，向哨所那名士官和“传播异端”的神父发难。德军小队的随队医生从对岸逃出，与纳塔涅尔、传教士、本地女性阿鲁兹一行同往哨所旧址。森特诺上尉和几名遇害者亲属也在半途加入。人人各怀心思，试图凭借往事留下的痕迹构建对自己有利的叙事。然而，随即有消息传来，整个莫桑比克都失去了文字，所有文件都失去了内容。葡萄牙在莫桑比克殖民统治的名不副实暴露无遗。葡萄牙人本就只驻扎在几个码头，对广袤的陆地缺乏掌握。此刻，没有航海图的指引，他们无法航行，也失去了海洋。这是非洲对不请自来的殖民者的复仇和教训，提醒他们非洲并非无主之地。阿鲁兹决定代表殖民暴行的受害者前往莫桑比克岛，以重新教会葡萄牙人写字为交换，要求殖民政府道歉。在小说的第三人称叙事中，穿插着各色人物的第一人称叙事，不同视角的讲述、不同人物的情绪构成和声，共同揭露了殖民时期的政治压力、信仰混杂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人们内心的冲突。在小说简短的前言、后记中，作者引述了作为小说情节前因后果的史实。对于莫桑比克人，这些历史书写仅以被殖民者、受害者视之，而小说补写了他们未被书面记述的行动，展现了莫桑比克土地上悠久而顽强的精神力量。与《万物相连》同样，《河盲》取材于历史、着眼于当下，试图在重述历史中寻找面对现在、面对自身的方式，以本土文化传统启发通往未来的道路。

在2024年，葡语文坛呈现出强烈的现实关切。尤其在小说领域，作家对叙事的建构意义表现出鲜明的自觉性，无论是确立新的叙事主体，还是以虚构重述历史，都是在为看似已成定论的叙事建立并确认新的视角，为主流社会、历史话语中的弱势者立传，让沉默者发声。在探索女性、乡村、种族主义问题、国族历史等题材的新写法的同时，葡语作家有意识地通过文学创作承担起各自的社会责任。这些作品在2024年能够受到各文学奖项和图书出版市场的认可，说明文学仍保有来自读者的期许，有希望唤起更大范围内的思考和共鸣。

（作者系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文学院文学理论与文学史专业博士候选人，葡萄牙语文学研究者、译者。译有米亚·科托《饮下地平线的人》，胡利安·福克斯《抗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