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蔷薇星火》是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刘大先近期推出的评论集，收录的系列论文题材广泛，既有对文学与文化的历史观念与现实走向的宏观分析，也有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象、人类学话语的深入探究，还涉及电影导演综论等问题。阅读整本书，最深的感受是，作者在研究和批评中有着较为鲜明的跨界意识和跨学科视野。

在研究中，作者格外注重文学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文化语境等因素的互动关系。他在《从时间拯救历史》中将“作为一种历史书写手段的文学视为广义的记忆手段，同时也将其视为历史本身”，并试图剖析作品背后的深层意蕴。这样的研究意识使得其文学理论与批评不再局限于文学文本本身，而是将文学文本放置到广阔的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具体说来，他善于从文学作品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主题和价值观念，并将其与当时的社会文化现象进行关联对比。比如他在评论阿来的《瞻对》时，选择了同样以康巴地区的历史作为书写对象的泽仁达娃的《雪山的话语》进行对读。通过对这两部文学作品中历史重述的细致剖析，刘大先不仅深入探究了康巴记忆复杂的文化脉络，更深刻反思了潜藏于这些独特文化表述背后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深层思考逻辑。这样的批评实践，将文化批评引入文学研究，为文学文本赋予了更强的现实指向。再比如，在对李安电影的阐释中，刘大先敏锐地发现隐藏于李安电影背后的中产阶级美学趣味。通过对《推手》《喜宴》《饮食男女》等“家庭三部曲”的细读分析，刘大先认为，李安的电影作品通过家庭代际冲突、情感纠葛等情节设置，展现出中产阶级的伦理规范、经济意识以及情感世界，进而凸显了中产阶级家庭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与重构。这样的研究思路，将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更好结合起来，深化了我们对文本的理解。

刘大先不仅善于在“文学”中发现“文化”，也善于在其他“艺术”中发现“文学”。这背后的现实基础是“文学性的蔓延”。电影作为一种综合的艺术，是科技发展与艺术创意相结合的产物。但在刘大先的评论中，他更多关注电影文本的叙事内容，聚焦于对电影文本的情节冲突和主题意蕴的文学性分析。在《蔷薇星火》的“声光影隙”一辑中，刘大先对李安、王家卫、杨德昌、蔡明亮等四位导演的作品进行了叙事分析。其影视评论工作展现出了一种倾向于文学批评的特质，重点把握了电影中所具备的文学性要素并加以分析与研究，同时也在影视评论中彰显出一种文学批评式的人文关怀。这四篇文章都有着鲜明的创作论特点，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生平、创作背景和作品的主题、风格等方面的评价，揭示其创作背后的深层含义和艺术价值。在评论《阿飞正传》时，刘大先发现了王家卫电影中的一大母题——“拒绝与被拒绝”，并以此为切入点，深入探讨王家卫电影中普遍存在的失语与自语现象，进一步剖析王家卫镜头下都市生活所彰显的寂寞与迷惘情感。作为一名批评家，刘大先将很多的非文学文本纳入批评范围，但又善于充分发挥自己在文学本行的知识积累以及其他学科的知识储备，对文本进行了较为深入而全面的分析。

这样的跨界意识、跨学科意识，尤其体现在他对民族文学的研究之中。在《蔷薇星火》一书中，刘大先的研究涉及人类学、民族学与文学之间的互动。首先，刘大先运用人类学视角对民族文学的发展轨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论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变迁与认同建构》一文中，刘大先从人类学的研究视角切入，认为民族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深受明确的政策导向影响，其旨在通过实现“文学共和”以具象化地反映“人民共和”的核心理念，并进一步塑造那些能够强化文化身份认同的民族人物形象。其次，刘大先通过对文学文本的深入阐释，精准地揭示了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若干局限。比如，一些人将西方人类学与后殖民相关理论进行机械套用，以阐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命运，展现出来的是某种程度上的生硬与不适用。刘大先在此基础上，援引了学者费孝通的主张，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群体与西方语境下的“少数族裔”概念不可简单等同视之。这是因为，中国并非一个静态的、基于传统“民族/国家”框架建立的政治文化实体，而是一个动态演进、持续变迁的历史文化系统，一个独具东方文化底蕴的“文明体”国家。这一批判性视角，为读者提供了深刻而富有启发性的思考路径。刘大先的研究积极探索文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有效对话。一方面，他借人类学研究视角，对文学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崭新的理解；另一方面，通过一系列文学文本的解读，实现了对人类学话语理论的反思。这种互鉴式的跨学科研究，值得更多人探索。

（黄昊宇系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院博士生，王敏系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