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化自臧克家的诗作《炭鬼》：“一直醉成一朵泥块，黑花便在梦里开满。”本指矿工在危险的劳累、忙碌之余，也有轻松一刻，即“白干直向喉咙里灌”；所谓醉成泥块、开满黑花云云，则是描述这“快活”的。但笔者读到这两句诗时，却觉得拿它来形容《故纸堆里觅真相》作者吴心海对现代文学史料——“故纸堆”的痴迷、沉浸、劬劳，是再贴切不过了。

本书第一部分“求索与发现”，主要收录了作者发掘中国现代作家或诗人（如戴望舒、李白凤、郁达夫、梁实秋、臧克家等）佚文佚简的若干成果，同时旁及周作人落水期间的一篇重要访谈、少年金庸“痛击”李白凤的“莽撞组合拳”，以及吴宓日记等材料；第二部分“史料与求实”，通过史料考辨，一方面对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些传闻乃至言之凿凿的“定论”进行挑战，如吴奔星的两桩“公案”与“九叶诗派”的命名问题，另一方面对某些研究著作或纪实文章的舛误、失实处进行指谬，如某人某书将为开放女禁而奔走鼓呼的谢楚桢误认为女性、某年某报声称“海明威在中国打过鬼子”；第三部分“诗情与诗魂”，顾名思义都与“诗”，当然是与新诗息息相关，其间所涉的既包括冰心、陈梦家、臧克家、吴兴华、戴望舒、邵燕祥等知名诗人，也对“被低估”的诗人水天同及陈子展、周而复、萧也牧、刘白羽、孙犁等“不以诗人闻名的作家的新诗”多有关注。全书23万字（其中不少篇幅是附录的原文）、长短文章28篇，钩沉了丰富的文献史料，破解了文学史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补充了残缺不全的文学地图，抽丝剥茧、巨细靡遗、入情入理，对我们揣摩悬想该书所涉及的多位中国现代作家、诗人，以“设法贴近，寻找相遇的契机和相容的轨迹”（李丹梦语），并重构现代文学的历史原境，实在大有裨益。

史料工作虽不免烦琐、辛苦，却有“发现的愉悦”（陈子善语）作为慰藉。每当“求真”的渴望被餍足，长期埋首故纸堆的疲惫、倦态、阴影一扫而空——作者给新著取名“故纸堆里觅真相”，必定积贮着丰富的肉身经验。而“觅真相”所呈现出的治学态度，构成了理解、欣赏此书的另一路径。

作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并在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一名“新华人”，作者对“觅真相”的执着似乎是种“职业病”。书中所收《海明威在中国打过鬼子吗？》一文，最能说明这一点。尤其值得钦佩的是作者刀刃向内的勇气，为存其真，愿在全书第一篇文章后面附上陈子善、金传胜两位学者的质疑；借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态度”。而寻觅历史的真，需要的往往不只是严肃的态度和冷静的分析，还有挑战“定论”、颠覆权威、同流俗决裂的勇气，一如殷海光所反复申言的那样：“我觉得人必须要有真是真非，而且有勇气拿出真是真非。”在《赵瑞蕻：九叶诗派根本不存在》一文中，作者便显示出这样“不合时宜”的勇气——当然，不合时宜的并非作者一人，吴奔星、赵瑞蕻等人断言“当时一段时间以来一个炙手可热的诗歌流派”——也就是“九叶诗派”——“根本不存在，不成立”（赵瑞蕻语）或“实为误传”（吴奔星语），同样是逆“势”而动，不知要开罪于“多少研究新诗流派的论者，砸掉多少人的饭碗”，而这么一种观点的提出，也“的的确确是下笔维艰啊！”（第218页）白璧微瑕的是，作者一时没有找到赵瑞蕻信中提到的那期《钟山》，只得用《离乱弦歌忆旧游》一书中的相关篇章代替。笔者查阅了一下资料，愿补充于此：1997年《钟山》第3期刊出《烽火弦歌忆旧游——怀念穆旦，并忆西南联大》一文，篇末署明“1996年10月5日，修订”，是年《新文学史料》第3、4期刊出《南岳山中，蒙自湖畔——怀念穆旦，并忆西南联大》一文，篇末署明“1996年10月25日订正”，后者增删了若干篇幅，并对内容作了符合《新文学史料》语境的调整，但总体上不妨看作“同一篇文字”。

作者认为“赵瑞蕻先生身为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新诗的耕耘者，作为诗人穆旦西南联大的同学，对当时的新诗格局及流派，是有很大的发言权的”（第218页），这是富于启发性的。虽然亲历者往往无法脱开自身经验局限，对曾经置身其中的时代进行全面、客观的把握，但他们的经验与言说，仍是我们触摸、理解历史所不容忽视的关键。如果我们能够凭借亲历者的观察、思考及生命经验，以求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陈寅恪语），又何必“非要等上几百年，让那些已不易回到过去境界的后人再来做历史还原的工作呢？”（杨奎松语）

中国现代文学的亲历者多已远去，他们留给后人的经验与言说终究有限。今人所能为，恐怕是借助于一定的文献史料，尝试修复历史的现场，逼近历史的原貌，寻找历史的真相。“故纸堆里觅真相”便是最准确的定位，因为寻觅永远在路上。而这“觅真相”的拼图游戏般的愉悦，也是作者愿在故纸堆中“醉成一朵泥块，黑花开满梦里”的原动力之一吧。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