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百年文学形象建构和所有的意识形态一样，都必须遵循社会存在的真实性原则。因此，要看到20世纪以来知识分子与时代相向而行，在“士不可以不弘毅”的优秀传统精神的熏陶与浸润下，拥抱西方启蒙时期以来知识分子认可的自由民主精神，担负起现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为国为民之道，身体力行于学术救国重任，并在这一过程中演绎出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特风雅与美学力量。

生于民国而辉耀于共和国时期的作家宗璞，无论从自身家庭传承、成长经历还是其一生坚持的创作面向来看，都无疑是20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内外的人格示范、思想引领与精神铸造的典范。学者何英的近作《宗璞论》直面作为文学史、知识分子精神史、百年中国思想史的重要文学与思想现象的宗璞创作，准确评判宗璞的个体成长史在20世纪中国的重要精神价值，切中肯綮地辨析了宗璞的创作在与时代相向而行的动态演进中对知识分子正面形象建构的历史意义与文学价值。何英梳理出一条从《红豆》时期开始，到《三生石》《弦上的梦》，再到《野葫芦引》创作时期的知识分子心理发展轨迹与民族成长图景。这无疑得益于作者独特的学术眼光与对人生世事常情，以及百年民族国家命运的深入理解与尊重。

史家眼光是宗璞一生创作的最主要着力点。阅读《宗璞论》，最惊奇的感受在于作者也频频以史家眼光，观照宗璞对于知识分子百年心灵史的动情书写。晚清民初以来的历史鼎革虽然终结了帝制，但中华民族并未就此焕发出应有的生机，现代中国时期的知识分子历经多灾多难的岁月，知识分子的生命处境于此间诚然艰窘异常。何英以史家眼光发现一代代知识分子一方面“忧国忧民，站在国家大局立场”不偏倚的中立态度。另一方面，中国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现实态度与传统，又使他们总倾向于“选择有助于解决当下社会和国家所面临问题的工具理性”。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于国家积贫积弱与多灾多难的时代，1930年代的中国历史进入至暗时刻，中华民族灾难空前加重。知识分子如何在风雨中前行与成长、分化与蜕变，是宗璞跨越数十年的知识分子观察的重大收获。至于宗璞的史家意识来源，何英则敏锐地指出宗璞“是一个既与时代保持距离，又能充分援引过去的当代人。她的写作是她怀着责任的紧迫性，以作品抵达历史深处回应当下的明证”。此类洞见不再一一赘述。

何英在关于宗璞的《野葫芦引》四记的分析中，对当下学术界关于四记的史诗性评价给予质疑，她认为，四记连同宗璞自《红豆》以来的所有创作，最大特征在于心灵史而非史诗性写作。《宗璞论》系统、辩证地呈现了宗璞创作的心灵史特征，深度还原了宗璞在国家民族的血泪灾难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精神与心灵运行图景，发现宗璞的“写作追索了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历程，完整地描绘出了知识分子在历史变迁中的心灵长卷”。

“由于宗璞对抗战时期明仑大学知识分子保全文明火种、为国培育人才的精神的正面讴歌态度，知识分子的整体形象得以正大正气地呈现”，凡此所论在缜密分析中兼顾国家民族命运，又精准地呈现出宗璞创作的本质与核心创造，辩证地呈现出了宗璞既兼顾史诗性又着重突出心灵创造的写作实际，从多个层面创造性地阐释并厘清了宗璞的创作来源问题，并对宗璞的成长史作出了比较中肯清晰又别具慧眼的梳理。《野葫芦引》四记所述人物、故事及精神构成主体源于宗璞自幼时以来的成长经历，虽然一般的童年决定论远不能涵盖宗璞的创作，但从时间跨度上看，宗璞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大学校园，与各种知识分子的交往及大学校园人事环境是宗璞创作的最大资源，这些认知奠定了宗璞笔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形象的主要特征。

由此，何英对《西征记》关于滇西战场描写的相对不足作出了客观分析，她认为，这是宗璞的个人经验所无法抵达的创作空间，故而主观描写与新闻见证式叙描太多，导致作为全书总基调的知识分子心灵史与精神史的呈现相对弱化。同时，何英基于宗璞创作《野葫芦引》之际的身体、年龄状态，以晚期风格作为切入点之一予以贴合实际的创造性阐释，等等。这些论证均源于何英对宗璞个人心灵史之于创作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个人心灵史的丰富性、多样性作出辩证考察后的推论。

《宗璞论》最见功力处在于对宗璞小说整体上展开的叙事学分析，既有对西方小说叙事理论代表人物如韦恩·布斯、热奈特、西摩·查特曼、戴维·洛奇、米克·巴尔等理论的贴切引用，也对中国传统叙事学的现代转化有比较清晰通透的梳理和论证，更对宗璞与西方文学的交互式影响作出了具有一定深度的考察和辨析。于是，历史意识、时空体、晚期风格、宏富微远结构等融通中西的关键词频频出现在作者笔端，对宗璞创作问题的深度解码与有温度的阐释，再现了宗璞一生创作的技、艺、情，诚为知人知世知学的善思之作。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