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导演生涯中，有3部作品与红军长征历史紧密相关。最早的是民族歌剧《彝红》，2014年首演，后多次打磨，在全国多地巡演超百场。去年，还举办了《彝红》创作出品10周年座谈会。这部剧讲述了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凉山时，刘伯承与彝族首领小叶丹在彝海边歃血为盟，建立少数民族地方红色武装的故事。为讲好“彝海结盟”这个家喻户晓的故事，我们没有单纯展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辛，而是从叙事上虚拟了小红军战士天红，让他成为这部戏的主角，通过他的经历，集中体现红军艰苦卓绝、不畏牺牲的精神。看过《彝红》的观众，都对剧中彝族吟唱印象深刻。观众并未因不懂彝族语言而受影响，反而被歌者带有乡土气息和彝族文化的吟唱感动，愿意走进那段历史背后的情感世界，去感受彝族人民与红军之间那份深厚情谊。

后来，我又执导了民族歌剧《银杏树下》。这部作品有着独特的创作渊源，为什么它会叫《银杏树下》呢？当初我们前往河南采风时了解到，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的出发地，正是在一棵古老的银杏树下。这棵银杏树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它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意义，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所以在全剧的最后一幕，我让舞台上的演员们站在这棵枝繁叶茂、满树金黄的银杏树下。当人们仰望它时，就像是在与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行深情的对话。《银杏树下》的故事围绕着红军家属洪姑展开。在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之际，洪姑出于大义，收养了5个红军兵娃娃。此后，为了保护这些红军娃娃，洪姑忍痛舍弃了自己儿子的生命。然而，战争的残酷超出想象，这5个红军娃娃中有4个相继牺牲，只有后来成为红军娃娃兵班长的王亮幸运地活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王亮怀着感恩之心，回到故乡看望洪姑。此时的他，已然肩负起传承革命精神的重任，他要用自己的行动，让那段历史的记忆永远鲜活，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半条红军被》讲述了1934年发生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的故事。那时，3名女红军借宿在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行前，她们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留给老人，带着另一半踏上了长征之路。这个故事生动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然而，面对这样温暖感人的故事，我们该如何挖掘更多的戏剧冲突和人物矛盾？又怎样展现人物的成长与时代的变迁呢？虽说剧名为《半条红军被》，但实际上故事围绕着“两个半条”棉被展开。徐解秀老人保存下来的那半条被子的故事，大家早已耳熟能详。可当年，红军女战士带走的另外半条被子，却鲜有人深入挖掘。那这半条被子，就是我找到的创作“抓手”，它引出了革命前辈们为了心中信仰，不畏艰难、不断前行的动人故事。

当我们展现英雄人物时，不能仅着眼于“英雄”这个结论，而应将他们还原为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回望长征这段历史，我们发现，有很多20多岁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心中的信仰与理想，为了让国家和民族摆脱贫困与落后，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从小到大，我内心深处便有着强烈的英雄情结。我渴望将自己对英雄的崇敬之情，以及英雄们的崇高精神境界，以艺术的形式展现出来。

我国民族歌剧发轫于延安时期，历经数十年发展，先后涌现出《白毛女》《小二黑结婚》《江姐》等经典佳作。我认为，民族歌剧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应始终扎根于地方戏曲与民间音乐，这既是其艺术生命力的源泉，更是文化基因的传承密码。演员的演唱技巧与表演艺术需深度融合，通过声情并茂的演绎，让戏剧形象从乐谱中“站”起来——唱要唱得骨肉丰盈，演要演得血脉贯通。当下观众的审美期待已转向更富深度的艺术体验，他们渴望在歌剧中感受生动鲜活、自然流畅且内涵丰富的艺术呈现。为此，我们亟须立足传统、守正创新，创作出既契合时代审美需求又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民族歌剧精品，使红色文化在当代艺术语境中焕发时代光芒，让长征精神通过艺术载体实现永续传承。

（作者系原总政歌剧团团长、一级导演，本文系杨茹涵根据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