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轩
“革命文学”论争是怎样发生的？论争各方究竟在争什么？时至今日研究者依然被这些1920年代末的问题困扰。困扰一方面源于重回历史的艰难，另一方面源于“革命文学”论争呈现出来的复杂样态。论争过程的曲折、理论与情绪的错综，使历史以一种扭结的姿态展露在我们面前。解开历史之结与重回尽可能真实的历史现场，也就成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前提。在此意义上，张广海新著《“革命文学”论争与阶级文学理论的兴起》（以下简称“《论争》”）在追问未解的历史难题的同时，也让更多似乎已然确凿的“事实”再问题化，从而呈现出中国左翼文学研究的新貌。
视野与缺口。中国左翼文学的行动往往由理论催生，而理论则提供理解行动的视窗。作为“革命文学”论争前奏的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之争，既涉及理论问题，也涉及历史问题，而处理历史问题的视野直接决定了理论问题的理解限度。历史地看，论争双方在将理论诉诸批判实践的过程中，始终在能动地调整着理论的内涵与呈现。但相比于明了论争双方的思路以及理论内涵，既往研究往往将论争主体放置在既定框架与模式中理解和把握。围绕斋藤敏康的论说形成的“斋藤框架”即为此例。这些根源为“影响说”的论述方式，常常会把“革命文学”论争简化为域外思想的中国翻版。在此意义上，《论争》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历史图景。该书强调，即使二社皆存在吸取域外理论的客观事实，但一方面理论获取的途径多元丰富，另一方面，理论也在吸收的过程中被加以种种改造。在概括前期太阳社对域外理论资源的接受时，张广海便以“更侧重”“回避”“暗中置换”等语词提示理论在移植过程中的变迁。既然理论存在变化，那么就无法完全通过原初的理论来把握论争双方的批判动因与行为逻辑，更无法将“革命文学”论争进行一体化处理。因此，张广海从发生学的角度细化并填充了论争双方的理论暗区，由之将理论与论争粘连在一起。这一工作既厘清了“革命文学”论争内部的发生机制，更以理论视野帮助我们加深了对留存的历史问题的认识，补足了论争的理论缺口。
“横站”的姿态。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后期创造社与鲁迅之争无疑居于中心位置。但因鲁迅的存在，相关讨论往往无法避免“前理解”所设置的困境——研究者更倾向于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来评价这场论争，后期创造社成员也就因此成为自恋的空头革命家。在《论争》中，张广海并没有从某种特定立场出发通盘肯定或否定某一群体，反而以“横站”的姿态，将尽可能真实的历史现场还原于论述之中。
“横站”之于鲁迅是一种政治姿态，这种象征化的形象同样见于《论争》一书。张广海并没有如过往研究那样过多贴近鲁迅的立场，也没有全然为后期创造社张目，而以“横站”的姿态重勘后期创造社与鲁迅论争始末。
站在横向的参照系中，张广海面对鲁迅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比如鲁迅在被后期创造社成员“挤”去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之前，《论争》指出：鲁迅其实面临着“在新的话语场中缺少言说能力”的危机与“理论焦虑”，因此他“诚挚、迫切”地“驰书求助”于“通晓俄语、熟悉苏俄马列文论的学生”。张广海论述的前提，正是将鲁迅视作一个动态的，不断更新、生成的历史主体。因此，他根据重勘历史给出的结论固然重要，但在重勘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的繁复样貌更为可贵。
为何是“唯人主义”。“立人”概念是鲁迅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众多学者都曾围绕鲁迅的“立人”展开论说，张广海的论述同样涉及鲁迅的“立人”，但却将“立人”改换为“唯人主义”，该如何理解这种改换？
虽然在《论争》中，张广海指出“唯人主义”是“借用彼时流行的主义话语”，但其背后的考量，显非“借用”那么简单。在他的论述中，“唯人主义”并非普适的定义，而只是论争中的一种“批判方式”，这种“方式”脱胎于鲁迅一贯的“立人”思想。但重要的是，鲁迅并非是只带着“立人”思想介入到论争中来的，其思想存在另外的生发机制。在这种新的机制中，“立人”拥有了崭新的思想质素，由此才成为一种应时的“批判方式”。鲁迅在与后期创造社论争时产生的思想，根柢仍是“立人”，但此处的“立人”是被语境化的“立人”。张广海便指出，托洛茨基的“革命人”思想等都对鲁迅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语境化因其带有的斗争性与立场感必然会造成“立人”概念内涵的缩放与变异，“唯人主义”由此得以成立。因此，“唯人主义”与其说是对“流行的主义话语”的“借用”，不如说是贴合历史语境的、对鲁迅的新理解机制的提炼。
从模糊到明晰。王汎森在《探索五四历史的两条线索》中曾以“Confused period”（模糊阶段）来描述“五四”，认为“五四”是一个“新旧标准、事物混在一起，暧昧不明的阶段。旧概念失去意义，新观念迅速流行，无时不在地重构，是一个轨迹不定的运动”。不难发现，“革命文学”论争发生的年代同样处于这种“Confused period”之中，“模糊”构成了“革命文学”论争很长一段时间的存在状态与历史风貌，而对这一阶段展开研究的学者，都在努力让这种“模糊”变得明晰。也只有在这一研究脉络中，我们才能意识到张广海《论争》一书的创见与价值。在内容层面，须承认“革命文学”论争构成了后来“无产阶级文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起点”；而在内容之外，论争开展的外部环境、论争双方的论战姿态同样需要厘清、归位。在这个意义上，从模糊到明晰也就不只是无限接近历史真实的努力，而是一种面对历史的主体自觉。
（作者系中南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