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7期《延河》杂志，刊出《新传媒时代与新大众文艺的兴起》，作者非常敏锐地观察到“新大众文艺已经悄然并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大众生活，小镇青年，市井人生，摆摊琐记，打工经历，兴、观、群、怨，碰壁撞墙，峰回路转，关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关于劳动者的写作，关于历史的民间记忆，各种圈子、各种样态的新的文学和艺术，它们的蓬勃兴起，标志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众写作和创作正在发生。”对于“打工文学”而言，“新大众文艺”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一直有学者想为“打工文学”改名，但都并不合身。将“打工文学”纳入“新大众文艺”的版图里，是最合适不过的了。“打工文学”天然地具有大众性、人民性，“打工作家”不仅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
广义上讲，“打工文学”既包括“打工作家”，也包括其他作家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狭义上讲，“打工文学”主要是指有着“打工经历”的“打工作家”所创作的以打工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是来自打工者内部的文学叙述。在“打工作家”与其他作家创作的“打工文学”文本里，的确存在着某些经验上的差异。当然，作家在任何时候都有写什么和怎么写的自由。但同时，一个作家写什么，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在一般情况下，作家最好写他熟悉的题材。莫言说：“最好的打工文学应该是有过打工经验的人写的。专业作家当然也可以写，写出来也可以发表，别人看了也像那么回事，但最较劲处是虚假的。”“你可以在技术上写一个农民工在建筑工地怎么样搬砖，怎么样和水泥，怎么样在脚手架上双腿发颤，怎么样饿得头晕眼花，但你无法准确地体会到一个站在云端里的脚手架上的民工的心情，他的孤独，他的向往，他的恐惧，他的理想。”这些论述显示了莫言对经验作者的重视，他所说的“最好的打工文学”，强调了打工者作为“打工文学”创作主体的重要性，这就是一种新大众文艺：“人民大众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到各种文艺创作与活动之中，人民大众真正成为文艺的主人，而不是单纯的欣赏者。”
打工者成为“打工文学”的创作主体，在某个侧面，诠释了“新大众文艺”之“新”。“大众文艺”的提法，最早可以追溯到现代作家郁达夫于1928年创办的《大众文艺》月刊，他在发刊词中陈述道：“我们只觉得文艺是大众的，文艺是为大众的，文艺也须是关于大众的。”郁达夫的不少作品确实可以称之为“大众文艺”，如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反映女工生活的小说之一。他的短篇小说《薄奠》则为人力车夫唱了一曲悲怆动人的挽歌。人力车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作家们的笔下备受青睐，胡适、沈尹默、叶圣陶的同题诗歌《人力车夫》、刘半农的《车毯（拟车夫语）》、鲁迅的《一件小事》、老舍的《骆驼祥子》等，以诗歌或小说的方式分别加以表现。据估计，民国时期全国人力车夫至少不会低于50万人。现代文学中集体出现的人力车夫形象是现代文学的重要成果之一，但却没有出现“人力车夫作家”，从创作主体构成而言，人力车夫是完全缺席的。在现代文学中，女工形象也有很多，如康白情的《女工之歌》， 还有庐隐的短篇小说《灵魂可以卖么？》，反映纱厂女工的非人生活和不幸遭遇，提出了“灵魂应享的权利”问题，但是“女工作家”始终是缺席的。但在新时代的条件下，“无论身份，不论阶层，门槛消弭，圈子打破，人人皆可为作者”，“外卖小哥在送外卖的间隙，写下《赶时间的人》；打工小哥开起‘诗歌商店’；保姆、保洁、保安、木工、电工、瓦匠等平凡职业者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汇成新时代的‘新工人文学小组’”。在广东东莞，最突出的例子，莫过于“打工作家”王十月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荣获鲁迅文学奖，五金厂打工妹郑小琼成为著名诗人。“打工文学”的创作表明，新大众文艺确实是一场创作者的革命。改革开放后，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中国民工潮在珠三角拉开了序幕，“打工文学”的创作大潮也在珠三角拉开了序幕。不仅是专业作家在写“打工”，从最庞大的打工群落里走出的一批批“打工作家”，更拥有了言说自我和建构自我的能力。
“打工文学”作为新大众文艺的一种类型，“表现的是劳动者原生态的生活，是人民大众真实生动的生活”，我们从中“看到那些充满生气与活力的生活场景，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景象；那些有血有肉的个人经历，那些生活重压下的一声叹息；那些大众的呼喊与呼唤，欢笑与泪水，焦虑与等待，失望与希望”。“打工作家”记录了那些原本被遮蔽的生活经验。他们的书写，对这个社会的感知系统来说，是扫除了一片盲区，开辟了一片领地。郑小琼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中谈道：“作为一个流水线生活的工人，我知道当铁砸在自己的手指与别人的手指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自己感受到的生活与坐在书房依靠资料感受到的生活有着本质的区别，有一种疼痛是自己亲身感受到，有一种疼痛是想象得来。”（《作家通讯》2012年第3期）2007年，东莞“打工诗人”郑小琼曾因散文《铁·塑料厂》获得人民文学奖“新浪潮”散文奖。《铁》写到身体对铁的痛感，这种经验可能是其他作家写不出来的。“铁”是郑小琼写作中的核心元素，也是她所创造的最有想象力和穿透力的文学符号之一。“当我自己不断在写打工生活的时候，我写得最多的还是铁。”“我一直想让自己的诗歌充满着一种铁的味道，它是尖锐的，坚硬的。”对“铁”的丰富记忆，和郑小琼多年在五金厂的工作经历有关。郑小琼写下很多关于“铁”的诗歌，她改写了当代中国诗歌史中“钢铁”和“机器”意象的意义和走向。同样，我们从“打工作家”王十月的散文《寻亲记》《小民安家》《总有微光照亮》《关卡》《声音》到他的小说《出租屋里的磨刀声》《文身记》《开冲床的人》《国家订单》《白斑马》，都可以看到那些从骨子里发出的疼痛。这些疼痛，来自王十月切身的体验，来自他身边那些与他一样命运的打工者们。
郑小琼、王十月等“打工作家”的出现，是“新大众文艺已经悄然并蓬勃地从草根和民间兴起并兴盛”的具体例子。诗人、评论家李少君在为郑小琼散文诗集《疼与痛》作序时注意到“草根性”的诗歌现象，并指出：“郑小琼出身于偏僻地域，却得益于时代开放，能完成和大城市同龄人同样的诗歌启蒙与诗歌教育，接触并学习经典。后来她辗转于异乡，在工业化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经历时代风雨的洗礼，完成了人生阅历与社会经验的积累，领悟和思考一系列或细微或重大的生活和心理问题。于是，众多外在条件和因素刺激她的灵感和写作欲望，她的天赋与才气得到激发，一写诗，就一发不可收拾，也立即得到诗歌同仁的关注与扶持。因为网络，她的诗歌获得广泛传播，最终被主流诗歌界接受。”义务教育的普及和新媒体的产生，不仅是郑小琼“登上大雅之堂，获得广泛认可”的原因，也是整个东莞打工作家群、素人写作群形成的原因。在东莞黄江镇做过酒店服务生、工厂保安的穆肃（网名：小木不识丁），在“QQ·作家杯”征文大赛中脱颖而出，出版了长篇小说。东莞网络作家杨海燕（网名：房忆萝）的《我是一朵飘零的花——东莞打工妹生存实录》，以朴素的笔调、纪实性的手法记录下自己的打工经历，讲述了一个打工妹所看到、经历和体会的城乡世界，记录下了工业化过程中一个普通打工女孩的命运。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命运，也是这个年代背井离乡的打工群体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由此可见，“新媒体的产生，为劳动者参与文学提供了极为便利而通达的载体，物质文化生产者和精神文化生产者传统意义上的鸿沟逐渐被抹平”。
（作者系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