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世华是八桂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青年批评家。他的批评文字既内蕴执着而蓬勃的文化探寻意识，也彰显出纤敏细腻的艺术感受力，这在《思想深处的漫溯》所收录的文章中有充分的体现。

“地方”如何纳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进程、如何被文学“现代性”话语整合、如何成为文学史叙事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近来学术界充分讨论的热点话题。“地方路径”视角与区域文学研究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的是“地方”这一空间具体参与文学实践的方式，而不是如后者那样落脚在地域元素的风格阐发。如学者李怡所言：“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学术史上，我们曾经有过的区域文化研究其实还是国家民族的大视角，区域和地方不过是国家民族文学的局部表现；而‘地方路径’的提出则是还原‘地方’作为历史主体性的意义，名为‘地方’，实则深究全局性的民族文化精神嬗变的来源和基础，可谓是以‘地方’为方法，以民族文化整体为目的。”钟世华在分析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的创作时，就特别注重对他们历史主体性的发掘。在《广西少数民族诗歌的独特诗学精神》一节中，钟世华就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多重文化空间的并置”所造就的广西少数民族诗人特别的“对话语境”，以及他们在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普遍性的诗学话题”时的独特方式。他分析了“南宁诗会”“百越境界”“88新反思”等在广西举行的文学活动与时代文学潮流的关系，并通过对《扬子鳄》《自行车》《漆》《凹地》《麻雀》等诗歌民刊的考察，描绘出广西本土诗歌群体对话外界、介入当代新诗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广西少数民族诗歌“通过主体性的建立、多样写作资源的融合等形式”参与到了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当中”，成为新时期诗歌咏叹调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声部。

钟世华兼具开阔的历史视野和敏锐的审美判断力，在评价诗人时，他既尊重诗人个体的自由和风格，用心体会他们的精神求索和审美想象，也尊重他们置身的历史情境，试图触摸时代大潮拨弄下诗人心灵滋长的暗纹。

这些年他一直在做壮族诗人韦其麟的研究，书中收录的《〈百鸟衣〉的经典建构与影响焦虑》《韦其麟叙事诗中“女性形象”的变迁》两节即是这系列研究的两个成果。钟世华发现“女性形象”在韦其麟叙事诗中占据重要地位，为观察其“创作观念与创造策略的演变与调整”提供了一扇重要窗口。通过对《玫瑰花的故事》《百鸟衣》《凤凰歌》《美丽》《寻找太阳的母亲》等诗作的研读，他将韦其麟叙事诗中的女性分为侧重民族性表达的女性、融入现实话语的“革命女性”和“显露主体意识”的女性三类。坦白说，通过纵向对比、提炼核心主旨、归纳中心意象、做归属分类等都不是什么有难度的工作，但钟世华的难得之处在于他并非大而化之地来谈，而是深入到诗人的生命经验中。质言之，钟世华的分类是大处着眼，但并不放过小处，尤其关注到了那些无法被大处笼统收编的异质经验，并尝试做出阐释与还原。

我想，钟世华应该是相信特里·伊格尔顿那个著名的说法“诗是修辞性语言的家园”的。在点评盘妙彬、吉小吉、韦佐、郭金世、明素盘等诗人时，钟世华从不强作解人，而是抓取诗人词采俊拔的呈现，通过穿幽入仄的读解，引领读者深入理解这些诗歌的堂奥。

作为已经有一定影响的学林新秀，钟世华最近这些年始终秉持着孜孜以求之心，虚心向学界前辈和同道求教，广采博纳，勤勉不辍。本书第四章《深入对话空间》，收录的是钟世华和一些著名学者、诗人的对话。乍读起来，这些对话的主体是他访问对象的作答，但话题能引发深度思考，离不开提问者的学养和问题意识。如识者所论，文学访谈是“发展中的文学新类型”“文学的多义、意外的见识，是对话必须具备的，也是文学研究者、文学史所应看到的，这是多主体互动形成的文学新共同体，是独坐书房的批评研究文章难以达到的”。在与张桃洲、张洁宇等学者的对谈中，钟世华的问题既结合了被访谈者的学术专长，又对准当下诗歌创作与批评的若干症候，这样，对谈双方都避免了浮泛的话题空转，谈出了很多真知灼见。而从访谈对象这里获得的启悟又被他充分吸收内化，很好地带动了他个人的学术拓展。

说起来，世华在广西，我在齐鲁，我们二人认识近十年，谋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每次见面，他拉住我讨论文学的热诚都颇令我感动。拉拉杂杂说了几句我对他这本新作的看法，但最想说的是，作为诗人的真诚和热情，还是要读者亲自在他自己的文字中寻找。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