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团队创作的《抗战为什么赢：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一书，自2021年出版后，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共印刷5次，还被制成电子书销售，其间获得了不少奖项和荣誉。今年，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该书得以再版。
为什么要写这本抗日战争史的普及读物？这与我对向社会大众普及研究成果重要性的认识有关。史学研究是寻找历史规律、求真求实的过程。史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不应该只存在于书斋中，或者局限在学者的圈子里，而应该被更多人知晓，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财富，这样才能发挥出最大价值。历史学者们的研究成果该如何普及到社会大众中去呢？学者们做研究到底是为了什么？在一些人看来，学者写普及性读物不算“成果”，甚至被认为是“不务正业”。这导致史学通俗读物这一广阔阵地，被不少未经专业训练的历史爱好者或者自媒体写作者占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与社会大众脱节。
以抗战史研究为例，这些年学界成果丰硕，许多研究细致且精深。但另一方面，市面上一些无史实、无逻辑、胡编乱造的抗战神剧或书籍却大行其道。抗战神剧将日本侵略者塑造成愚蠢不可及、不堪一击的形象，然而这不仅有悖历史事实，本质上还传递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是对抗战英烈的侮辱。试想，如果普通的侠男武女都能手撕鬼子，几个人就能把日本侵略者团团围住，那中国何至于大片国土沦陷，举全国之力的抗日战争又何必要历经14年才艰难取胜呢？
以社会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学术研究成果，是每一个优秀学者的责任。我在完成《抗战为什么赢》的过程中，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用普及读物的形式书写抗日战争史。这本书既然定位是普及读物，普及到什么程度、向谁普及，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新闻学写作中，人所共知的“5W”原则——When、Where、Who、What、Why，放在历史论著的书写中同样重要。但我个人认为，还必须加上一个W，即 Whom（为谁而写），也就是读者是谁。为了达到最佳的普及效果，必须针对读者的需求，确定写作的内容与方法。
说到普及读物，最常用到的词是“老少咸宜”“文字生动”“图文并茂”。但在多元化的当下，读者已经细分化，一本书若追求适合所有读者、让大家都喜欢，是不现实的。为此，我们确定《抗战为什么赢》的读者群体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非历史专业人士，包括在校大学生。他们已有一定的历史与抗战史知识，需要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其固有知识进行完善和补充。我们撰写的是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普及读本，而非启蒙读本。在写作时，始终考虑这批读者最关心抗日战争时期的哪些问题，并做出针对性的回答。
《抗战为什么赢》要吸收近年来抗战领域研究涌现出的最新成果，但作为普及读物，并非简单地对学术界成果进行等比例压缩，也不是要对抗战时期的历史面面俱到，否则读者会觉得头绪太多，难以掌握重点。为此，我们针对设定的读者需求，删繁就简，确定写作的主线重点与谋篇布局。我们认为，抗日战争时期最核心的历史主题，是中国人民如何打败日本侵略者、取得民族独立，这也正好回答了本书提出的问题——抗战为什么赢？
促成中国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因素有很多。我们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内部的因素。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与团结，各阶级阶层、各党派团体，包括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在内，都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前线官兵与后方民众，各自为抗战出力尽责。这是抗战能赢的最根本原因。二是外部的因素。中国抗日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相连接。一方面，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战场的东方主战场，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反法西斯阵营的各国政府与人民，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了巨大的支持与援助。没有这些支持与援助，抗日战争不可能在1945年取得最后胜利。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外援助对中国抗战支持的重要性，更能彰显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忠于史实、主线明确、重点突出的基本原则确定后，如何写作、如何表达就成了最重要的事，它决定了全书的风格，甚至决定着这本书的成败。在书写形式与文字表达上，我们是有追求的。叙述伟大的抗日战争，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不能不采用宏大叙事，以展示历史全景，为读者提供最基本的历史演进线索。但宏大叙事容易导致历史的概念化，让读者感到乏味，达不到普及知识的效果。通俗读物要注意在大历史中讲细节，历史细节最能吸引人与打动读者，也能展现历史最真实的血肉与肌理。好的细节展示配合大历史的叙述，能够相得益彰。我们在写作中要求每个章节都有具体的历史细节，或者此节的内容就是围绕细节展开。细节是真实的历史。得益于之前写绘画本抗战史的经验，我们力求在写文字时尽量有画面感，能让读者从文字中读出具象的历史，甚至产生代入感。
写作形式上的一个重要尝试，是在全书每节的开头，都用一个历史场景、一段历史人物演讲或一段后人的警示总结等，类似于“题记”。这是模仿文学作品的表达方式，不仅在排版上有跳跃感，显得活泼，也突出了前面所说的历史细节与画面感。如“九一八事变”一节，描写了1931年9月18日当晚张学良在北京看京戏的场面，看似游离于东北现场，但深层次反映了日本发动战争时机的选择是煞费苦心，以及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应对不力的窘状。“抗战胜利”那节里，我们选了延安军民得知日本投降后连夜欢呼游行、通宵庆祝的细节，烘托出军民的喜悦。
全书的所有叙述与评论必须言之有据。但如果像专业论著那样对引用的史料与学术观点逐一注释，会影响阅读的流畅性，而且普通读者大多不需要追究史料的来源。所以，我们借鉴新媒体传播专业学术论文的成功经验，在正文中取消了所有注释，而在书的最后列了一份“主要参考文献”，供有意追根寻源的读者使用。
（作者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