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宋 晗
记 者：吉来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起初您是如何喜欢上中文并从事中国文学翻译的？可以分享您和中国文学结缘的故事吗？
吉 来：神笔马良像一支隐喻的笔，最早点醒了我对汉字的迷恋。中学时初识方块字的秩序与图像性，仿佛在画里读书。大学旁听古籍导读，曾尝试把《论语》片段译成土耳其语，才体会“义理”与“语气”的纠缠。后来赴北京进修，随一位老先生抄读《史记》与老舍作品，明白翻译不是“对词”，而是对“世界”的再造。回国后在课堂、书房之间往返，我把译笔当桥，让中文里的烟火、幽默与温度跨越语言峡谷。我给自己的选题立三个标准：文本之真、语感之朴、读者之需。每次动笔，都是我与中国文学的一次重逢。
记 者：您已经将许多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到了土耳其，其中有古代经典如《论语》《鬼谷子》《孙子兵法》，也有霍达、路遥、格非、阿乙等当代作家的作品，您最看重小说的什么品质？什么样的作品会进入您的翻译视野？
吉 来：在选题上，我长期坚持“经典—当代”两条线。经典方面，我优先翻译尚未进入土耳其语世界的中国典籍，或者是过去经由他语转译、面目已失的版本，力求直接从中文原典译出。我非常清楚，中国经典中的很大一部分至今仍未被系统译介。十余年来我持续耕耘此域，从《论语》《鬼谷子》《孙子兵法》等开始，也可以说取得了一些可见的成果。
当代方面，我努力把土耳其读者真正会关心和讨论的作品带入视野，尤其关注“不同且重要”的作家与文本——既要有独到的美学风格，也要折射普遍的人生处境与社会关怀。每年经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交流活动，让我得以与作家面对面，与各国汉学家、译者深入切磋。这种第一手的观察，对判断作品的文学完成度、跨文化可读性、出版潜力与版权路径至关重要。
因此，能够进入我翻译清单的作品，通常同时具备四点：文学完成度；可读性；文化信息密度高而不过度依赖注脚；在土耳其语中保留足够的“译阻”与节奏。
记 者：今年，中国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首次被完整翻译成土耳其语，《红楼梦》土耳其版（前三十回）已经正式上市。感谢您卓越的工作，让《红楼梦》可以被土耳其的读者读到，这是中国与土耳其文化交流的重要贡献。作为《红楼梦》的土耳其语译者，您可以谈谈翻译这部作品的过程吗？其中有哪些挑战？
吉 来：《红楼梦》对我而言既是文学高峰，也是翻译生涯的分水岭。它的难，在于多重层面的交织：文白互见的语体、诗词曲赋与俗谚俚语并置，日常器物与礼制名物层层叠影，再加上叙事的复调与人物关系的精微流转。为此，我在译前做了大量准备：系统通读相关文献与研究，建立术语与名物对照表，区分叙事、对话与诗词三种不同的节奏线，翻译时坚持“可读性—异质性”的平衡。
现实反馈也令人鼓舞：第一卷（前三十回）上市数月即加印，说明土耳其读者对这部中国经典抱有真切兴趣。这对我既是肯定，也是鞭策。十余年来我持续推动尚未直接自中文译出的经典进入土耳其语世界，《红楼梦》的翻译更像一次总考试：不仅考语言的筋骨，也考对中国文化肌理的把握与转述能力。待后三册出版后，我将推出面向普通读者的阅读指南《读懂石头记》，相关写作已进入收尾阶段。总体的感悟是：译《红楼梦》不能只“对词”，更要对“世界”；唯有在敬畏文本的前提下，承认并“经营”两种语言之间的距离，翻译才可能真正成为一座可走、可居、可回望的桥。
记 者：据您了解，哪些中国文学作品在土耳其读者中受欢迎？您可以谈谈中国文学作品在土耳其的接受情况吗？
吉 来：作为长期在土耳其译介中国文学的一名学者与译者，我的直观体会是：经典首先稳住了“基本盘”，当代作品则不断拓展“外延”。就销量与口碑而言，我直接自中文翻译的经典读物（如《论语》《鬼谷子》《孙子兵法》等）持续走俏，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同类书目中常年位居前列，读者主要来自高校与普通书店的“历史/哲学”人群，他们看重的是思想密度、处世智慧与文本的可读性。
当代文学方面，土耳其读者对具有人文厚度与叙事张力的作家尤为买账，如莫言与余华的作品，前者以寓言化现实与民间叙事的狂欢感吸引读者，后者以冷峻的人性书写与简洁的叙事节奏建立共鸣。此外，具有地域经验而能折射普遍处境的文本也逐步进入视野。总体趋势是：经典为入门，当代促对话，两者相互带动。
记 者：参加此次研讨会，有没有哪些事情给您留下深刻印象？您最关心哪些话题？翻译中的哪些具体问题您认为还应该继续深入讨论？
吉 来：这次研讨会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面对面”的力量：与多位中国作家以及来自不同国家的汉学家与译者密集交流，直接校勘片段、比对译例，讨论很“落地”。这些讨论也为我开启了新的项目窗口——我将把刘震云的作品系统译介到土耳其，他的叙事张力相信会与土耳其读者发生良性共振。
记 者：为了中国与土耳其在文学、文化方面更好地交流，您还有哪些建议？
吉 来：作为一名长期奔走于土耳其和中国之间的译者，我深知“文字互通”是文化互信的起点。近年两国文学译介虽有显著进展，但仍远未成体系。
展望未来，只要继续扩大互译规模、完善扶持机制并让读者真正参与阅读现场，中土文学的对话空间必将愈加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