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夫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近年来国内外都有了比较一致的评论。但是，许多文章都说他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进步作家，我认为这种说法也并不完全恰当。1923年他写过一篇论文，题目就是《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他写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也许可以说是文坛上最先出现的描写中国工人阶级的作品。

我最早读到的达夫的小说是《沉沦》。对于他的作品，说真话，我最喜欢的倒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的散文和旧体诗。我这个人对新诗有偏见（除戴望舒、艾青外，新诗我看得很少），在新文艺家写的旧体诗中，我认为鲁迅、郁达夫和田汉可称三绝。他的诗明显地受到黄仲则、龚自珍的影响，但不少评论家只看到他清丽凄婉的一面，这也是不全面的。正如鲁迅论陶渊明诗时所说：“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在三十年代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他大量的文艺作品中有一点偏颇乃至败笔，对任何人都是难免的。只看到他飘逸婉约的诗，而不提他晚年所写的激昂慷慨的政论文章，显然是有欠公允的。

1938年初夏，在武汉郭沫若家里我见过他最后一面。那时轰炸频繁，连叙旧的时间也没有。很快，我赶回广州，不久，他就到新加坡去了。直到抗战胜利，我从重庆回到上海，才从胡愈之给“文协”的报告中知道他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在苏门答腊遭到日本宪兵的绑劫而“失踪”。郁达夫在新加坡三年，写了四百多篇抗日救亡的杂文、政论。星洲沦陷，他隐姓埋名地过了三年多流亡生活。在那种艰苦复杂的情况下，他一天也没有忘记多难的祖国，对抗日反法西斯战争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一死何难仇未复，百身可赎我奚辞。会当立马扶桑顶，扫穴犁庭再誓师”。这最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诚。在险恶恐怖的环境中，他对祖国和正义战争充满信心，正如他诗中所说：“长歌正气重来读，我比前贤路已宽。”至于在他生命最后时刻临危不惧，舍己为人，慷慨就义的事迹，不仅胡愈之、汪金丁、张楚琨等和他共过危难的战友们写出了回忆，还有日本朋友铃木正夫所写的关于达夫殉难前后的调查报告，都已经用大量事实作出了定论。但正如郁风在《关于郁达夫海外文集》（载《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中所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对于达夫悲剧性的一生及其贡献，还没有全面的定论，特别是对于他去海外以后的七年，不但一般读者知之甚少，连当时文艺界也几乎无人过问。对于一个作家的盖棺论定，晚节是很重要的。想到像他那样一个赤裸裸来去的率真的作家，如果不能以他全部的本来面目留存在文学史上，将是最大的遗憾。”达夫殉国已经四十周年，现在应该是消除这种遗憾的时候了。

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他不拘小节，这是人所周知的；但是对于大节，他是宁死不屈的。二三十年代，他和周作人过从甚密，张资平则与他同是创造社的发起人，可是，当他知道周、张降敌时，他的态度是斩钉截铁的。他正直、天真，但又倔强、任性，不通世故，不懂权术。对爱情，对知心朋友，特别是对祖国，他有一股痴情。痴情就是至情，痴这个字没有贬义，“绝代风流绝代痴”这句诗，对于达夫是恰切的。

（摘自《夏衍散文》，夏衍著，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