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长征途中，“哈达铺”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地名。经过腊子口激战，中央红军于1935年9月抵达这里时，一边是敌人的围追堵截，一边是队伍极度疲惫和大量伤病员亟须救治，而中央也面临着未来将往何处去的重大抉择关口。正是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休整，恢复了战斗力，中央作出了“到陕北去”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引领革命走向胜利。这座位于甘肃岷县以南（今宕昌县）的哈达铺，也因此被誉为红军长征途中的“加油站”。由甘肃省话剧院创排演出的话剧《哈达铺的灯光》讲述的就是这段红色往事。剧如其名，这部剧给人的印象是质朴温暖而又充满诗意。这主要得益于它散文诗式的叙事框架，以及围绕“哈达铺的灯光”核心意象构建的意象群，这些设计共同实现了舞台的诗意风格化表达。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无疑是有故事的，而且不乏传奇色彩。在那个雨夜，哈达铺的人们风闻“赤匪”到来，早早关门熄灯。此时，一支衣衫褴褛、疲惫不堪的队伍出现在地平线。当我们走进这个故事，不难感受到形势稍缓却压迫仍在的历史氛围——一方面，红军抵达哈达铺后，剧情借相对生活化的戏剧冲突，勾勒当地人情世态，展现红军逐步获得群众接纳、认可与帮助的过程；另一方面，生活化情境的背后，始终潜涌着事关生死的艰难抉择，队伍该往哪里走，革命将何去何从，危机和悬念始终如黑云压城，笼罩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红军领导集体的心头。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所涉线索，若单独来看其实并不独特，也极易陷入重大历史关口题材常见的宏大叙事窠臼。但是，它不仅找到了一种双线交织的复调叙事框架，而且借情节内涵的同构属性，使本无甚特别甚至常因生凑而搭接僵硬的两条线索变得有机。这个同构属性，就是救人和救中国。救人，是因周恩来病重，红军亟须延医请药，可镇上最好的医生——曾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杨秀才，因个人仇恨与对旧军阀的失望，误解红军并拒绝出诊，由此展开了梁铁军（梁连长）与他的冲突。救中国，着重讲毛泽东面对亲密战友病重的焦灼苦闷和红军队伍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同时也隐含着“旧民主主义革命不可能救中国”的重大历史判断。在此框架之下，“救人”的个体冲突和“救中国”的共同理想，最终走向了精神与情感的契合，为主题表达提供了有力支撑。
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到底要讲什么？或者说，“哈达铺的灯光”到底指什么？剧中并未明确指出，但它具有可丰富解读的多义性，而这种特性其实处处在告诉我们：它既是街市上的灯光，也是哈达铺群众从疏离到靠近、再到帮助红军的民心，更象征着引领革命方向的党中央。当我们回归叙事框架，不难捕捉到其中蕴含的逻辑锚点，即：人民群众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最大依靠，而红军在哈达铺得以休整的经历，不仅再次印证了这一点，更为中央作出重大决策提供了有力依据与重要启发。为何要到陕北去？相较于前往中苏边境，陕北有红色根据地，更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比任何支援都更基础、更深厚、更牢靠，也更贴近北上抗日的初衷。正是这个逻辑锚点，让“救人”与“救中国”的静态同构被赋予了情节内驱力与人物行动力。而这个“一致性”前提，也让“哈达铺的灯光”照亮了所有诗意内涵，深刻诠释了革命必须牢牢植根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道理。这便是该剧的题旨所在。
在话剧《哈达铺的灯光》中，“救人”与“救中国”的价值情感同构，支撑起“延医治病”与“重大决策”并行的复调叙事框架，而导演的处理显然延续并强化了这一核心。客观来说，这部剧的故事是立得住的，且在样式风格上，较之同类题材具有独创性。更重要的是，该剧很好地把握了“冷与热”“暗与明”的场面切分，让“同构”与“复调”始终建立在戏剧张力的有序节奏中。尤其在“哈达铺的灯光”这一核心意象的统领下，以充满诗意的方式诠释题旨、塑造人物、推进叙事。剧中，哈达铺的群众形象借暖色聚光登场，斜坡切线之外的天幕深邃幽暗，疲惫的红军队伍缓缓出现。军民之间最初的处境差异与误解隔阂，就此迅速建立起来。在这样的情境底色下，导演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处理：
一是调度时空，借此衔接情节线头，打开新的叙事维度。红军付钱买锅盔、抢救群众并给群众修房子，背幕相应推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跟获得休整、重换新貌的红军互为映衬，场面由暗向明，表明军民关系打破了误解隔阂。结尾队伍开拔、军民告别，转台嵌套布局着当地群众、留守战士和红军队伍缓缓移转。这是此情此景的分别，又是漫长的时间跨越，而可预料的艰难险恶和洋溢着希望的乐观期盼，在这里被无限拉长，充满了历史的悲怆和回望的致敬。面对队伍将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和亲密战友病重的局面，毛泽东来到周恩来的病榻前，此时导演将病榻背景化，植入背幕的诗词，对两人的精神对话进行了强烈渲染，回溯两人的革命初心和战友情谊，既刻画出毛泽东艰难抉择中亟须诉说的心境，也打开了跌宕开阔的历史纵深。
二是建立辩证的意象关系。在这部戏中，因“哈达铺的灯光”这个总的意象，冷与热、暗与明有着特殊的意味。导演借此找到了与之对应的“哈达铺的雨”来贯穿情境，从开始湿冷的天际线到杨秀才出诊后跟毛泽东的那场对话，雨总是时断时续，分明指向旧中国的阴霾湿冷。在这里，毛泽东和杨秀才各自“有一事不明”的相互问答，逐渐超出了烘托杨秀才心理和强调个体命运的范畴，而有了开阔深邃的新旧革命者“雨中论道”的意味。
三是借助道具来丰富舞台语汇，强化表演的动态组织和意蕴内涵。剧中，灯光、雨、虎头鞋、雨伞、拐杖、收音机等意象或道具，大多有多重寓意，共同构成了全剧的符号序列和意象景观。比如，虎头鞋象征着梁连长和常英两口子对孩子的牵念和为革命所做出的家庭牺牲，也是他们跟群众互动的一个情感支点。毛泽东和杨秀才的“雨中论道”本可能因相对静态而陷入摆戏的尴尬，但导演通过毛泽东给杨秀才撑伞到后者反过来给前者撑伞的转换，让表演有了动态支撑，更打开了丰富的情感价值内涵。由此迅速切换，杨秀才因误解红军而不满和鞭打徒弟的那根鞭子，在另一时空浮现，变成了杨秀才自省自罚的自我鞭笞，完成了核心情节的强烈反转与高潮呈现。
作为愈发受瞩目的中青年导演，李伯男的舞台实践丰富多样，而这部《哈达铺的灯光》显然倾注了他的心血与经验。观众从作品中能清晰感受到，他对剧作的整体把控更具成熟的构建感。他将技巧手法融入题旨、叙事与风格的过程，也尽显游刃有余的从容。该剧既扎根于真实革命历史，又通过跨越时空的观照，呈现出质朴、温暖与诗意并重的艺术特质。这份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将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
（作者系《中国艺术报》新闻部副主任、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