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哈达铺的灯光》以红军长征途中在甘肃哈达铺镇的休整与战略转折为叙事核心，在甘肃省话剧院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基础上，融入了浪漫主义笔调与当代舞台理念，凭借紧凑的情节结构、立体的人物塑造与富有深意的意象运用，实现了对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艺术创新。情节上，全剧围绕“红军休整—求医被拒—军民相融—确立方向”的主线展开，将腊子口战役余波、高层路线探讨、杨秀才拒诊、百姓自发助军等事件有机串联，叙事凝练而富有张力。从毛泽东对前路的深沉追问，到梁铁军跪地求医的急切，再到红军齐诵“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动人场面，剧情层层推进，既紧扣“哈达铺决策”的历史节点，又展现出强烈的戏剧感染力。
在人物塑造上，该剧突破“英雄符号化、群众扁平化”的窠臼，以群像化手法勾勒出丰富的人性图景：毛泽东的深思熟虑、周恩来的沉稳坚毅、杨秀才的执拗与转变、云贵川的质朴赤诚、三娃子的悲恸与成长，乃至张阿婆的善良、陈铁匠的耿直，每个角色都具有独立的行为逻辑与情感轨迹。即便是乡妇、司务长等次要人物，也通过“烧热水”“留钱取锅盔”等具体行为跃然台上，共同绘就了一幅“长征中人”的生动画卷。真实的细节处理则为全剧注入了浓郁的生活气息与历史质感。铁匠口中的物价、战士脚上缠草的窘迫、张阿婆送来的旧衣、杨秀才药箱中的祖传药方……这些精心设置的细节既贴合1935年西北小镇的社会风貌，也使宏大的革命叙事落地为可触摸的生活场景，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创作“于细微处见真章”的美学追求。
在现实主义框架内，该剧以浪漫主义笔法实现了精神维度的升华，让历史叙事突破史实的局限，直抵信仰与情感的内核。剧中最动人的浪漫笔触，莫过于毛泽东与昏迷中周恩来的“精神对话”。第四场里，转台缓缓移动间，病榻上的周恩来幻化为青年模样，二人回溯广州初见、遵义苟坝之夜的默契过往，共同背诵“独立寒秋”“大江歌罢”的诗词，在回忆与现实的交织中，真挚倾诉“我需要你”的革命知己情。这场对话精准捕捉了二人惺惺相惜的深厚情感与无比坚定的革命意志，将抽象的革命情谊转化为具象的舞台行动，极具情感冲击力。
云贵川的“英灵贯穿”，则是另一重富有感染力的浪漫表达。序章中，这位少年战士怀抱炸药包扑向碉堡壮烈牺牲；尾声里，他以英灵形象再度出现，依旧追问“队伍去哪”，最终得到“建立新中国”的坚定回应。两次追问不仅紧密串联起全剧关于“方向”的核心主题，更将个体牺牲升华为革命精神的永恒象征，让“牺牲”不再是冰冷的历史名词，而是始终在场、激励人心的精神力量。这种超越生死的叙事处理，为厚重的历史题材注入了独特的诗意。
不同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中领袖“全知全能”的形象，《哈达铺的灯光》对人物的刻画呈现出鲜明的“冷热对比”，让历史人物更具人性深度。毛泽东的“冷”，集中体现在他迷茫与审慎的状态里。两场高层会议的戏精准强化了这一特质：义和昌后院的夜会中，面对博古“退回四川”、王稼祥“去中苏边境”的提议，他盯着报纸沉默不语，坦言当下“比遵义、苟坝更艰难”。讨论陕北路线时，他虽力主北上，却也反复强调这是“唯一的希望”而非“万全之策”。这种“迷茫”并非意志动摇，而是在历史岔路口的深思熟虑，让“决策者”形象回归为“在求索中前行”的真实个体。与之相对，红军战士的“热”，则彰显在坚忍品格与信仰追求的表达中。三娃子抱着馒头哭喊牺牲战友的名字，将战争创伤转化为撕心裂肺的情感爆发。梁铁军为求杨秀才出诊，先是不惜违逆军纪举枪，最终又放下姿态跪地哀求，尽显“忠使命”与“敬百姓”的赤诚本色。云贵川一句“我能爬上去”，更将少年战士的无畏与果敢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冷”与“热”的情绪交替，既让人物层次更丰富立体，也让舞台节奏张弛有度，有效避免了革命题材作品常见的同质化表达。
该剧深刻诠释了“人民是中国革命的根本力量”这一主题，通过“百姓群体的认同”与“杨秀才的转变”两条线索，生动书写了这一历史逻辑。百姓对红军的接纳过程自然且真实：从初闻红军时的恐慌，到目睹红军救助张阿婆孙女、帮修房顶后的改观，再到听闻红军背诵纪律后的信服，最终发展为主动烧热水、送旧衣、蒸馒头的亲近。这一转变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司务长留钱取锅盔”“红军帮修房子”等具体事件层层推进，直观呈现了“军民鱼水情”的建立过程。杨秀才的态度转变则更具戏剧张力，堪称个体觉醒的典型样本：他起初坚守“凡军队不医”的铁律，后因目睹红军善举而动摇，又在梁铁军跪地求诊、听闻周恩来事迹后心念转变，最终以“三鞭自罚”打破誓言，敞开药行大门。当毛泽东点破“害你的是反动军阀，不是红军”时，杨秀才发出“只道伤残同列寇，哪知仁义胜王师”的慨叹，这句话既是他个人心结的解开，更是对“人民军队”本质的认同。这种“群体共鸣”与“个体觉醒”的相互呼应，让“人民力量”的主题既有广度覆盖，又有深度挖掘。
“灯光”是全剧的核心意象。红军初到哈达铺时，因百姓心存警惕买不到煤油，只能点着豆油灯开会。昏暗的灯光既是当时物资匮乏的真实写照，也象征着队伍前路不明的迷茫处境。随着军民关系逐渐缓和，百姓主动为红军提供给养，此时的灯光虽未直接变亮，却在情感与精神层面完成了“赋能”。杨秀才药铺的灯光为救治伤病员亮起，义和昌的灯光见证了“到陕北去”这一关键路线决策的诞生。这些灯光的背后，是百姓给予红军的“煤油”（物质支持）与“信任”（精神支持）。正如毛泽东所言“哈达铺是福地”，这里的“福”不仅在于物资补给，更在于人民信任所带来的“方向之光”，让“到陕北去”的战略决策有了坚实底气。对“灯光”意象的多层解读，让该剧的主题表达更显深刻厚重。
李伯男导演凭借其成熟的舞台调度能力与创新的艺术语言，将这部主题厚重、人物众多、线索丰富的作品，处理得既有深沉的情感厚度，又不失艺术表达的轻盈。他运用凝练的叙事手法，结合转台、光区切割等现代舞台技术，灵活实现场景转换与时空跳跃。例如第四场中，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精神对话，借助转台在现实与回忆之间自如交织。第七场则通过光区分割，使报童叫卖的场景与高层战略会议并行呈现。这些手法不仅节约了叙事篇幅，更强化了舞台节奏，为革命历史题材的当代演绎注入了新鲜活力。
《哈达铺的灯光》延续了甘肃省话剧院扎根现实、书写历史的艺术传统，筑牢了剧作的现实主义根基。哈达铺的“灯光”巧妙连接起长征路上的关键抉择与革命信仰的深厚表达。那些昏暗油灯下的沉思、百姓递来的热水、英灵口中的追问……这些瞬间，不仅构建了全剧的精神内核，更在表现与再现之间架起了桥梁，让历史记忆与当代观众产生情感共鸣。该剧既是对革命历史的真诚回望，也是对红色题材舞台表达的当代突破。人民的支持，永远是革命征程中最温暖、富有象征意味的最明亮的灯火。
（作者系甘肃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