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虹

近日，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被授予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其作品中文版译者余泽民也成为中外媒体争相采访的对象和关注的焦点。媒体或许忽略了他其实也是一位出色的旅欧华文作家：早在2017年4月获匈牙利政府颁发的“匈牙利文化贡献奖”之前，他就创作了多部反映漂泊、流浪的海外华人在异国他乡所承受的沉重与伤痛之作，如《匈牙利舞曲》《狭窄的天光》《纸鱼缸》等，还有2021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天笼》。余泽民创作的华文小说，突破了中国移民在异国他乡的生存、打拼、落脚、扎根的寻常主题，而将文学的触角伸向异国他乡的历史及其时代风云，呈现出厚重的人文关怀与历史沧桑感。

从“记录故事”到“描摹心灵”

若从学科与专业而论，海外华文作家中没有人比余泽民的“跨界”更让人惊诧的了：他1964年生于北京，1989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同年考入中国音乐学院攻读艺术心理学硕士研究生，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并未接受过写作专业训练，从医学跨到艺术，已够让人愕然。然而研究生尚未读完，他又于1991年晚秋跨上横贯欧亚大陆的国际列车离家远行，抵达布达佩斯。

不过，当余泽民贸然踏上匈牙利国土之后，由于异国他乡谋生的艰难与语言上的障碍，使他一度患上了“语言功能分裂症”：“听和说用匈语，读用英文，写则用中文。这样一来，中文写作成了我情感表达的唯一途径，成了个体生存的重要形式，因为我是一个必须表达感情的‘聋哑人’。异乡生存，使我变成一个超现实主义与存在主义的混合体。”他说，由于“对写作的依赖越来越重，依赖写作倾诉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无人倾听的东西，表白内心世界无从假设的丰富情感。先是记录自己的故事，随后记录自己的情感，再后记录自己的观察……直到有一天，我能用文字筑造自己癔想中的现实世界，描摹自己心灵的多重影像”。我们不难在被称为“匈牙利悲欢”三部曲的《匈牙利舞曲》《狭窄的天光》和《纸鱼缸》中，看到他从“记录故事”到“描摹心灵”的多重影像的创作轨迹。

《匈牙利舞曲》：东西方“爱”的文化撞击

《匈牙利舞曲》是余泽民2006年初出版的小说集，收入了《匈牙利舞曲》《火凤凰》《玻璃鸟》《送你一条鲨鱼》《狗娘》《蚊子的情人》6部中短篇小说。此时，他刚完成翻译并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的《英国旗》《命运无常》等系列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译凯尔泰斯的作品真正开启了余泽民的文学生涯，让余泽民的文学感受有了质的飞跃。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以其闪烁的睿智思想、丰富的人文情怀、对历史的冷峻开掘，以及表现出的质朴的文学精神，开启了他对现实世界的认知和文学表现的新的视角。这一点特别让他获益，并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的写作。因此，作者在这些小说中书写的重点不仅是新移民所遭遇的种种不幸与挫折，更将华人家庭在异国他乡的真实处境与复杂心态细致地呈现出来。

中篇小说《匈牙利舞曲》讲述一对华人夫妇在布达佩斯痛失爱子的不幸遭遇及其情感纠葛，将读者引入对国族文化、民族心理以及人伦天性和命运叩问的探究与思考。余泽民所写并非是一个“致富后移情别恋”的俗套翻版，而在于经商成功后的妻子对于“糟糠之夫”的嫌弃：在她眼里丈夫不过是“窝囊无能”的代名词。作者也无意将这个在海外华文文学领域司空见惯的题材老调重弹，而是将这场婚姻变故、家庭解体之时的人伦、人性、情感、命运的拷问引向文化、教育乃至生命意义的叩问。这对华人夫妇的17岁儿子韩陌在与同学郊游时不幸丧生，母亲郁香冰在追悔莫及的自责自省中，意外发现了儿子是跟恋人托卡契争吵后才出了事故，并且在生前吐露“自己很孤单，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爱他”，她这才意识到，儿子死亡的悲剧根源在于自己“从来没有跟孩子说过一次‘爱’字，我从来没有想到孩子需要我们把这个字说出口”。而父亲韩钧也扪心反省：“可能中国人都是这样，心里即使有这样的感觉，也不能说出口。我们总觉得，心里有爱就够了……”

在这里，就显示出华人表达情感的方式“温柔敦厚”、含而不露的文化基因，遇到“爱就大声说出口”的浪漫火辣、开放张扬的西方文化氛围的种种不适与尴尬。因此，韩陌的死，与其说是一场交通意外，毋宁说是一场东西方“爱”的文化撞击所致。于是，也就不难理解作者为何将这部与音乐并不相干的小说取名为《匈牙利舞曲》的用意了。音乐是最能表现民族性格的，语言无法达到的效果，恰是音乐的妙处与魅力。“匈牙利舞曲”既表现出匈牙利民族温柔友善而又不无忧伤、缠绵之情，又带有匈牙利查尔达什舞曲热情奔放、热烈浪漫的民族性格与文化特征。当含蓄收敛的中华文化潜移默化为民族基因的中国人，遇上热烈浪漫的匈牙利民族及其文化，岂能不受其影响与裹挟？同样是写新移民在异国他乡所遭遇的不幸与挫折，《匈牙利舞曲》却非同一般地写出了异质文化对于中华文化基因的碰撞。凑巧的是，作者学会弹奏的第一首钢琴曲，正是《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这或许是个巧合，却是我们解读小说《匈牙利舞曲》奥秘的一把钥匙。

《狭窄的天光》：充满隐喻的当代寓言

2007年出版的《狭窄的天光》，是余泽民创作的首部长篇小说。它以匈牙利一个偏僻而古朴的小镇为背景，描写上世纪90年代趁着“出国潮”而赴欧的华人的生活与情感遭遇。主人公林斌是一位在匈牙利“练摊儿”的华人小商贩，他娶了一位当地的匈籍姑娘克拉莉，并生了一个混血女儿小林娜。这段戏剧性的异国情缘，让林斌的人生具有了浪漫传奇色彩。作者并未着笔描写主人公所代表的中华文化与妻子身上的波希米亚文化基因的冲突，而是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他们一家所居住的匈牙利小镇的神秘与诡异，在小镇上的人们看似平静的生活中却充满各种不安。林斌一家的生活始终笼罩着一种不祥的氛围，小镇居民莫名所以的窥伺与敌意以及克拉莉的神秘身世无时无刻不在惊扰他们，最终女儿小林娜跳下钟楼身亡，妻子克拉莉带着患有精神病的弟弟消失得无影无踪，徒留下林斌一人被带到警察局，陷入“彻底的空寂，说不清是失落，还是解脱”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实则另有隐形的主人公，便是那个匈牙利小镇，以及镇上各式各样的居民。作者曾在《狭窄的天光》的后记中交代小说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冷战结束后的东欧。“事实上，这是一个象征性的关于人群的故事，是一出可能发生在任何年代、任何地方、任何人群的寓言剧。”这就告诉读者，《狭窄的天光》并非一部普通意义上的叙事小说，而是一出充满着隐喻的意象和象征符号的当代寓言剧。

首先便是小镇居民对于“异乡人”的排斥与仇视。远离尘嚣的小镇，令人想起上世纪40年代师陀笔下的《果园城记》。镇上的人们世代过着寡淡、宁静甚至麻木不仁的生活，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他们不想也不愿改变现状。然而，顶着一张与他们完全不同的脸、说着并不流利的匈语的异乡人林斌，不仅娶了当地的姑娘克拉莉，生了一个活泼可爱的混血女儿，还开了一间杂货铺，在小镇上牢牢地安营扎寨。这无疑打破了小镇居民的平静生活。他们对林斌一家如同加缪笔下的“异乡人”莫禾梭一样既充满好奇又满怀敌意，甚至将此后小镇上发生的不幸都归咎于林斌一家。

其次是无所不在的窥伺。小镇上的土耳其人、吉卜赛人及祖祖辈辈生活于此的老居民，表面的一团和气都是假象，实则以邻为壑，甚至满怀敌意。他们“既希望与周围人产生联系，又担心失掉自己用长久的孤独所换取到的安全感。于是，许多人选择了防卫过度的自我隐藏，选择了既满足私欲又避免面对的暗中盯窥，就像两户同住塔楼的对门邻居，即便整日扒在‘窥视孔’彼此偷看，也不愿在楼道擦肩而过时主动打招呼。这是一种猥琐、病态的脆弱关系，是一种虚设、单向的不真实关系。这种关系，在处于社会改革和经济转型期内的东欧社会，更是暴露得淋漓尽致”。在《狭窄的天光》中，我们看到了当代人共有的时代性癖症——窥伺，夫妻间的窥伺、邻里间的窥伺、孩子间的窥伺，人对动物乃至天使的窥伺……在层层叠叠的窥伺网内，无不折射着当代人在日益分化的社会中孤单、陌生、惶恐、怀疑、好奇的心态本质。人与人之间的窥伺，不仅葬送了人类的与人为善，还酿成了人为的“性本恶”。

《狭窄的天光》中的大槐树，“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善良的生命符号。生活中，每个人都会怀有这样那样的隐秘负罪”。理解了这一点，也就能理解《狭窄的天光》的题旨：狭窄的不只是天光，还有人心、胸襟与气度。

《纸鱼缸》：中国人与欧洲文化的相遇

余泽民直言自己不想做个“只写中国人的华语作家”。《匈牙利舞曲》小说集中的主人公们，大半还是在异国他乡谋生的中国人。《狭窄的天光》虽把男主人公孤零零地置于小镇居民的眼皮子底下窥伺，讲的还是华人在域外的“异乡人”生存与情感之殇。201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纸鱼缸》中，新移民故事不再是他写作或描述的核心。该小说中平行展开的三条线索相互交错，“异乡人”与本地人的戏剧性相遇穿越了文化冲突的表层，更多带出了匈牙利人的家族、传统与历史，以致给很多读者的感受是：不像中国小说。作者也并不讳言：“我是刻意让我的翻译去影响我的语言，让我写出来的东西和国内作家不一样，这是我的特色，也是我努力的方向……如果说‘像欧洲小说’，那我努力的目的就达到了。”

《纸鱼缸》虽然“像欧洲小说”，但其切入点依然是一个中国人与欧洲文化、历史的相遇相交。这部小说采用了双主人公的形式。小说中，北京青年司徒霁青，随“出国潮”来到美丽而又充满不安与冲突的匈牙利“练野摊”，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匈牙利青年佐兰。小说围绕这两位青年，讲述了一群年轻人的生活故事及其爱恨纠缠，以及他们的家庭、种族、历史、时代与个人命运的悲欢交织，读来非同凡响。

这是一部洋溢着年轻人的迷茫与躁动、美丽与残酷交缠的青春舞曲。霁青作为外来的“异乡人”，踏上匈牙利的土地，他希冀在异国他乡寻找到真正的自己。而匈牙利青年佐兰则一心想逃离清凉谷这个令他感到窒息的小镇，想要逃离这个承载过多历史遗存之地，虽然最后佐兰付出了生命代价也无法逃离此地，但这两个不同国度的青年的逃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正是一种双向奔赴。霁青与佐兰在匈牙利的土地上走到一起，共同谱写了一段浪漫而又悲壮的跨国文化的历史。“他们就像纸鱼缸里的鱼，鱼缸是历史，也是他们的青春，他们看似美好、自由的青春，只是一个一不小心就会被捅破、根本无法装水的纸做的鱼缸。”在马扎尔族与茨冈人的种族冲突中，佐兰最后惨死于异族之手，他像圣徒式的殉道者，成为了匈牙利种族争斗舞台上的祭品。

这又是一部贯穿波澜起伏、风云变幻的匈牙利历史的悲壮作品。如同天使般善良与纯真的佐兰，他的青春与生命虽然短暂，其身上却隐藏着一部波诡云谲、不无悲情的匈牙利国家变迁史。书中两位主人公霁青与佐兰的相遇相识，就在国家、民族、历史阵痛的皱褶之间，这注定要给他们的青春成长带来悲痛与迷惘。

还有匈牙利国内马扎尔族与茨冈人的种族冲突，也是长期无法调和的民族矛盾。佐兰与其恋人贝拉，一个是清凉谷马扎尔族贵族后裔，一个则是茨冈人后代。在他们生活的清凉谷，马扎尔人与茨冈人如同罗密欧与朱丽叶两个家族一样有着种族世仇，势不两立。佐兰与贝拉跨越种族偏见与仇恨而相爱，最后还是难逃成为种族争斗的祭品之厄运。在激烈的种族冲突中，无辜的佐兰被贝拉的父亲暴打，又被茨冈人凌辱折磨而死。匈牙利民族矛盾冲突造成的人类之痛、人性之殇，在小说结尾处达到了顶点，“世上最博大的宽恕莫过于死亡。佐兰死了，周围人之间的恩怨慢慢都自动归零”。参加佐兰的葬礼让霁青深深感到了生命的珍贵，以及个人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之渺小，他甚至幻想像墓碑后的胖天使托着两腮望着送葬的人离去，两只翅膀扬得很高。

余泽民的华文小说《纸鱼缸》，其“植入历史”的文学书写与艺术价值也获得了匈牙利文学界的认可。其匈牙利语版《纸鱼缸》于2023年7月由科舒特出版社在布达佩斯出版。这充分表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以打破语种的壁垒，成为具有世界性的文学瑰宝。

（作者系世界文学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欧洲华文文学及其重要作家研究”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