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辉

广西师大出版社不是古籍类的专业出版社，而发展出专门的文献出版板块，尤以海外文献出版、少数民族文字古籍出版等为特色，得益于专家支持者实多，特别是哈佛燕京图书馆的两位先生：沈津和郑炯文。

一

1986年成立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像那个时代很多的兄弟社一样，白手起家，筚路蓝缕，积极进取，努力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机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广西师大出版社在教育出版领域已有一定的成绩，但广西师大出版人没有满足于现状，基于对出版宗旨的理解、追求和人文情怀的底色，在已有的基础上，广西师大出版社有意在学术出版、大众出版领域发展。在时任社长肖启明先生的支持下，文献板块是努力尝试的一个重要方向。1998年，出版社何总编辑同两位出版界同仁一起，拜访了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古籍善本部主任沈津先生，在沈先生家中，他们进行了深入的交流。

中华文献广泛流布海外，本身是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的体现。沈津先生早年师从顾廷龙先生，得老一辈学者之亲炙；其后又到海外，是少有的集深厚学养和广博视野于一身的文献大家。沈先生深具世界眼光，故念兹在兹的，是这些在海外的中华文化瑰宝，如何得到更多的重视和利用。而广西师大出版社作为地方出版社，地处偏远，在人才队伍、出版资源等方面均有所不足，正思考如何避开短板、开拓新领域。这次会面不经意中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海外中华文献出版展开了一张路线图。

二

其后，在沈先生的安排下，何总编辑分别拜会了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和哈佛燕京学社副社长鲍弼德教授，得到了他们的支持。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工作人员第二次来波士顿的时候，合作关系就大体确定了。而沈先生的工作，还不仅是指出发展方向，同时也确定了学术标杆。

沈先生在2024年时曾回忆当时的考虑：首先编列一套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珍稀的古籍丛刊。他从哈佛燕京图书馆1500种明代刻本中挑选，其标准有两条：“第一是只有哈佛燕京图书馆有藏，其他图书馆都没有的；第二是要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以此为标准，丛刊最后选定珍稀古籍67种，沈先生用了两个月时间为每种古籍撰写书志。2003年，哈佛燕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第一种——《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全37册）出版，并获得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此后，沈先生领衔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书志》（6册400万字）于2011年出版，获得出版领域国家最高荣誉：中国出版政府奖。

有了这样的良好开局和学术标杆，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其经营中，逐渐形成了“珍稀文献”的自觉意识和品牌思维，其中最重要的几点：一是所选文献应该是稀见稀有，二是有较高学术价值和传承价值，三是通过适当整理服务学术研究。

三

沈先生不仅是在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珍稀古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在海内外为广西师大出版社整合学术资源、出版资源。比如北美其他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他要么鼓励、介绍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开展合作，要么告诉我们哪些馆哪些资源有价值。又如在国内，他不遗余力帮助广西师大出版社与收藏大家如王贵忱先生、韦力先生、林章松先生等牵线搭桥，如此例子不胜枚举。写到这里，几件没有落实成功的例子马上浮现脑海，如某次沈先生安排我同上海收藏家王德先生会面，本意是让我见识一下王先生的收藏，并可看看出版方面如何合作。我那次也不知是脑袋缺了哪根弦，将另外一件事情的时间安排得很近，结果是还没来得及看藏品，就拖着行李箱匆匆告辞，现在想起来颇觉汗颜，辜负了沈先生一片苦心。又如香港藏家林章松先生的印谱项目，也是沈先生亲自促成合作，但进展到一定阶段，正逢出版社遭遇变故，项目的推进和对接都出现问题，导致项目未能衔接。事后沈先生分析该项目，其文献学家的思路又令我豁然开朗。总之，究其原因，是沈先生之才如潘江陆海，我们亦步亦趋，显然还跟不上，只能瞠乎其后。当然，这里面有客观原因，也有我个人原因。客观原因是十年前出版社遭遇了挫折，兹不赘述。个人原因是我原本主要做人文社科学术出版，2011年担任社长助理，才开始涉猎文献出版，个人储备和思想准备还不够，在应对客观环境调整时难免应对不足。

写到这儿，不免又想起另一件事。2016年，出版社领导班子对业务分工做了调整，我不再分管文献分社。工作安排当然应服从，情感上却难以置之不顾，所以当时颇费踌躇。为了继续推进该领域业务，我们在北京成立了文献出版中心。当时希望邀请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原社长郭又凌先生、原总编辑徐蜀先生主持中心工作，两位前辈于我虽然有数面之雅，但毕竟不熟，于是求助于沈先生。沈先生隔海联络，玉成此事，又帮了大忙。

四

沈津先生是典型的文献学家，郑炯文馆长则是典型的图书馆学家。郑先生年轻时师从钱存训先生，很早就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图书馆担任馆长，他其后接续吴文津先生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近百年历史上的第三任馆长。基于“学术为天下之公器”的理念，以及希望馆藏资源“化身千百”服务学术的宗旨，当广西师大出版社有意开发哈佛燕京图书馆馆藏资源，出版珍稀文献服务国内学术界时，他当即拍板决策，其魄力和图书馆学家的职业精神令人敬佩。遥想三十年前，作为地方大学出版社的广西师大出版社，地处边远，国内了解尚且不多，遑论海外？设想：如果换一家馆藏机构，特别是国内机构，在三十年前，面临一家地方小社提出的合作请求，往往有这样的疑问：你们是谁？你们具备这个能力吗？而郑馆长能很快做出与广西师大出版社合作的决策，这种魄力令人惊叹。

郑馆长决策很快，也很“程式化”，自从合作开始后，广西师大出版社每年都会拜访哈佛燕京图书馆，向郑馆长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并提出新项目的设想。对于新的项目，郑馆长会认真听取出版社的想法，并提出很多建设性意见，也有严格的要求。

五

合作既久，郑馆长对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工作比较满意，他也有意与我们长期合作，这是莫大的荣誉和鼓励。郑馆长对这个边远小社的肯定，按我的理解，既出于对后进的提携青睐，也是对出版社艰苦奋斗、积极进取精神的充分肯定。2019年，我们在桂林召开了首届“古籍文献收藏、研究及整理出版国际研讨会”，郑馆长在讲话中回忆说：“他们来到哈佛（洽谈合作），往往住得很远，他们不了解城市的风景点，但对波士顿的地铁很熟悉……”因为便宜的酒店都远，打车太贵，所以我们坐地铁。波士顿的地铁系统的确有点复杂，红橙绿蓝银，倒地铁需要反复确认。郑馆长的嘉许饱含情感，而我们的合作也成绩斐然。截至郑馆长荣休，广西师大出版社已出版哈佛燕京图书馆书目丛刊9种、学术丛刊6种、文献丛刊23种，超过千册。

六

庾信有辞曰：“落其实者思其树，饮其流者怀其源”，庾信文章老更成，成于其情感之沉郁深厚。感恩之心，无时或忘，本乎人性；沈津先生、郑炯文先生足为楷模，不仅因为他们在各自领域卓越的成就，更在于他们作为海外华人，对中华文化的源泉满怀感恩之心。而机构、企业也应当如此，广西师大出版社见贤思齐，从他们这里得到言传身教，从很多师友处学习到立身处世的原则，因此更应怀其源流。唯有志其所来，方能知其所往；唯有珍视自身的文化传统，才能行稳致远。近日回顾往事，感慨系之，因结构成文，调寄《浣溪沙》：

定策美洲卅载前，钩深致远汇芸编。谁为广结缥缃缘？

千百化身敷学术，独承青眼感前贤。饮其流者志其源。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