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初爆火的《哪吒之魔童闹海》彻底点燃了国潮动漫的热潮，也助长了当下文学创作尤其是网络小说创作中“传统再造”的趋势。然而，我们有些小说创作者沉入传统的同时也闭上了眼睛，导致小说或者只是征用传统元素作为外部符号，或者与生生不息的时代现实完全脱节。这不是我们要走的路。

在中国文学史上，每当文学发展到过于追求“文”，过于讲究形式与技巧，在“质”方面显得狭窄而空虚，从而呼唤新的动力时，往往就转向了书写现实人生的写作传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二者的争论更不曾消歇。“现实主义”这一西方文学的概念是近代以来由梁启超、王国维译入中国的。尽管中国文学从《诗经》就开启了现实主义的传统，但对百年来中国文学产生直接影响的，无疑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五四新文学传统中最重要的方面，便是现实主义。用胡适的话说，“唯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今日新旧文明相接触，一切家庭惨变，婚姻痛苦，女子之位置，教育之不适宜……种种问题，都可供文学的材料”（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也就是说，作为对陈腐的、迂晦的古典文学、贵族文学的反动，五四新文学在其发端和源头就提倡写实的文学、提倡现实主义，即强调文学要反映真实的时代、变动着的社会现实。这一文学传统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主流。不但一时“问题小说”盛行，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更是刻画出时代与现实之下中国人的灵魂来——诚然这是更深意义上的现实主义。

中国当下的小说创作有这样两种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与后现代主义文学的持续影响，追求叙事的复杂性，在不少小说中，叙事行为本身往往成为小说的重点或主题，如“后设小说”便颇有声势。这类探索在拓宽小说技法上不无裨益，但若过度沉溺于文字游戏与叙事迷宫，便容易使文学沦为智力的炫技，从而抽空了作品的血肉与情感的温度。二是网络及传统媒体上类型化、概念化的写作，这类作品往往遵循着相对成熟的流量配方，或是将传统文化符号当作可随意粘贴的时尚标签，其内核却常是苍白的，缺乏对文化精神真正的理解与转化。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和背景下，当下的小说创作呼唤更多表现时代和社会现实的作品。长久以来，我们以“叙事”的精巧或者所谓“传统”的躯壳，代替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故事本身；以想当然的、敷衍浅薄的故事和徒有其形的“古典”，代替了从扎实的现实观察、痛切的个人经验和沉潜的想象出发的真实写作。所有这些，无论是投向形式主义的避难所，还是遁入类型化的舒适区，在本质上都是对波澜壮阔的现实生活的逃避与不正视，是作家在思想与行动上的双重偷懒取巧。

一百年来，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情感心理等统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仍在变化之中，这些都为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因此，对于一个中国小说写作者来说，无论师法西方还是回到本土传统，都要主动链接中国当下的现实，回应我们这个变动丰富的时代和还未远去的历史。鲁迅的批评似乎并没有过时，他说“中国的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因此生出“瞒和骗”的文学来，他呼吁“世界日日改变，我们的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与肉来”（《论睁了眼看》）。我们欢迎这样的小说,一种是正如鲁迅所倡导的，从个人尖锐的经验出发，以笔为刀，剖开生活和现实的表象，真实地写出人生的血与肉，从而显示“灵魂的深”、刻画出时代挤压之下变形或坚守的人物灵魂。另一种则是采用茅盾所践行的社会剖析方法，以宏阔的整体视野和细腻的观察，通过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具体遭遇与命运，辐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编织出一张时代的经纬网，从而回应重要的历史命题。这两种路径，一者向内深掘，一者向外扩展，共同构成了现实主义书写的双重面向。

借用哈金“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说法，伟大的中国小说首先必要以真诚与勇气为基石，真实地描写中国人的生活，正视并表现中国的时代和现实，其画卷的广阔正源于此。其次，它必须源自作者对生活长期而扎实的体察与独立的思考，是生命经验淬炼后的结晶，而非功利或跟风的产物。最后，在美学上，它必须创造性地转化中国人关于小说的审美传统以及对现实的复杂认知，使作品既能引发深层的文化认同感，又能以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成为时代精神的当代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