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人类的营养品。”
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
博尔赫斯说：“如果有天堂，那一定是图书馆的样子。”
于是，世界上的每一个读书人都向往着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天堂屋——一间属于自己的藏书房。
然而，藏书是需要银子的，人的一生需要多少财力去购置图书呢？于是，淘二手图书、读别人读过的书，便成为一种廉价购书的选择。俗话说，“吃别人嚼过的馍不香”，我却从留有“口水”的书页里，闻到了旧日时光的气息呢。
十年一觉扬州梦。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在扬州学习和工作的日子里，我常常去扬州的旧书店和旧书摊上买便宜的旧书。犹记得天宁寺里那些旧书摊，给了我多次购得便宜货的机缘。它的斜对面就是御码头前著名的冶春点心店，这里往往是扬州人早晨“水包皮”的解馋之地。一个五丁大肉包，一毛六分钱，那是70年代最昂贵的肉包子了。作为一个穷学生，我往往在这里踟蹰、彷徨、徘徊，进行着精神食粮和口舌味蕾之美的思想斗争。孰知，那时的一两毛钱足以淘来一本厚厚的旧书。于是，穷书生对书籍的占有欲多次战胜了一时的口腹之享受。
80年代自打有了自己小小的天堂书房后，我便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填满书架，就像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和贪婪一样。这种无休止的占有欲，甚至会让人疯狂，失去基本的亲情与道德。最近，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部电视剧《生万物》。作为乡土文学的研究者，我以为它在描写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和贪婪上，甚至比《白鹿原》对白嘉轩的描写还要过分，无论是大地主宁学祥，还是中农封二，凡是农民，都有着对土地的强烈占有欲。但是，电视剧把这种占有欲的悲剧结局给淡化了、省略掉了，远不如原著《缱绻与决绝》有马克思所说“历史的必然”的深刻性。
倘若以此来类比我80年代的藏书，我的阶级成分不能算是“富农”，也起码是一个“上中农”了。拿了工资，我会像《生万物》中的封二和宁学祥对土地的渴求一样，贪婪地去购书，那书房就像永远无法填满的沟壑。那个“读万卷书”的金句深刻影响我，让我幻想“家藏万卷”的幸福。虽然，我知道“买来的书不一定全部会看完”的真理，但我也坚信“书到用时不求人”的满足感。
在扬州逛街，除了去新华书店购买急用的新版图书，我的脚步总会不由自主地迈向天宁寺的旧书摊或古旧书店。
无疑，从旧书摊上淘便宜的旧书，古已有之。50年代，许多旧书店已经公私合营，而到了60年代，旧书摊被扫荡一空后，贩书走卒消失殆尽，南京城里几乎就剩下杨公井独一个古旧书店可去淘书了。那是20世纪初中华书局在南京开设的一家书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不知什么时候被新华书店所接管，改成了国营的书店。书店的招牌乃为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胡小石所题，书法既有金石味，又有书卷气。我想，旧时的文人，包括著名的大学教授，不费一年的薪金就可买一栋别墅，但他们也时常会去旧书店、旧书摊上淘书。可见，获取藏书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买旧书，不丢人。
1978年，董健先生让我去古旧书店，把1949年至1977年的《人民文学》和1958年至1977年的《文学评论》（创刊时叫《文学研究》）买回来，供现代文学教研室的教师使用。那时中文系的现代文学教研室，大概是南京大学最大的教研室了，占用了一个教室。硕大的教研室里，书架却是空空的。董健先生是教研室主任，正在与北师大的郭志刚先生一起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我心里暗暗猜想，他是为了编辑工作方便，奔着临时占为己有的目的去的吧。他交给我一封信，是写给新华书店负责人的，一问才知，负责人就是他哥哥。
我兴奋不已，骑上三轮货车，带着几百元的“巨款”，前去古旧书店淘书，俨然一派“大财主”气势。当然，我也多了一个心眼，从家里取出了300元现金，以备“揩油私购”。
一切都十分顺利。古旧书店的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照单全售。那是按年份装订成合订本的旧书，深蓝色硬精装封面，巨沉。我向书店负责人扯了一个谎，说董健先生也想私人购买一套《文学评论》。因为上司在电话里已经告知购书者是他弟弟差遣来的，店主看来者是蹬三轮货车的，估摸是个年轻的勤杂工，便立马允诺再加一套。我如获至宝，像窃贼一样，匆匆忙忙与店里的搬运工一起，将杂志搬上三轮车，逃也似的绝尘而去。
于是，那一天是我毕生淘书最辛苦也最幸福的一天。早晨，在中文系小楼（如今属文物保护建筑的赛珍珠旧居）后面，取出三轮货车，先骑到杨公井的古旧书店；取货后，把私货送到城东光华门外的石门坎、我的家里，然后再骑回南大。来来回回折腾一番，足足骑了50里地，好在我曾经当过六年的农夫，这点轻松的体力活，只当是骑车在平坦的大道上看城市风景。
最后一缕斜阳照在我浑身洇湿的衣衫上，在西南大楼下，当我把一捆捆书籍搬进教研室、归置在书架上的时候，尽管汗流浃背，心里却是凉爽无比。那天，在南园二食堂，我狼吞虎咽，猛吞了6只大肉包。
二
1988年底，当我再次回到南大时，因“当时父母在南京有房子者，一律不再分房”的规定，我的小小天堂屋梦碎。借住在亲戚家，书籍堆在小火瓦巷48号有着老虎窗的阁楼上，查找很是不便，只能天天又泡在系资料室里找书。
好在小火瓦巷就在古旧书店后面。无课时，写作累了，便在街上闲逛，不知不觉又不由自主地踏进此爿店门，翻阅旧书。那时我的皮夹子里总是要放600元钱，以备应急之用，无疑有一部分送进了古旧书店。
即便是旧书店，那种带彩印的艺术类书籍的价格仍然昂贵无比。那是一个普通读书人无法承担的书价，我只能在文字书籍中淘乐。与在新华书店购置的新书相比，旧书的品相是差一些，有些甚至是破烂不堪的，但是淘来的书自然也有独特的乐趣。乐趣何在？
如同翻阅旧照片一样，它能够唤起你的历史记忆。我当年在县城新华书店里买来的新版书籍，如今早已成了泛黄的旧书。看着书架里那一摞摞旧书，你就会想起读书的一段历史故事。
然而，这些旧书也有起死回生的时刻。当你写到那个时代背景下的论文时，脑海里就会记起它们的存在，想起当年的阅读观感，这与如今的价值观念早已大不相同了。激活这些史料，重新梳理文学史，用批判哲学的逻辑重新审视当下，它们就变成了我写文学史不可或缺的投影仪。
我曾从扬州旧书店里买来精装本的毕达可夫讲义《文艺学引论》，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翻译，1958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原价是2元人民币，价格不菲；1975年我用1元钱便购得了，用扬州话说，“赚大发了”。半个世纪前购来的旧书，出版时间至今已六十七年了，它也成了古董书。但这本蔚蓝色精装版的书仍然像雕塑一样，站立在我的书架上。我看到它，就像看到一幅幅历史的肖像画，一个个熟悉的老师面孔和他们演讲时的激情，都从旧书里蹦了出来，历历在目。
这些从旧书店和旧书摊上淘来的大量书籍，并没有因为搬家而被丢弃，这是书的幸运呢，还是因为我占有欲的幸运呢？我以为，作为一个学者，任何书都是有用的，只有当你用到时，你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珍贵。
我在书写这段文学史的时候，这些淘来的旧书帮了我许多忙。比如1950年代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多辑合订本《文艺理论学习小译丛》，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1955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胡风文艺思想批判论文汇集》（这些旧书让我看清了中国许多作家思想心路的曲折离奇历程），195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论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1960年代作家出版社“新建设编辑部”编的《美学问题讨论集》丛书,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七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问题——苏联关于“开放体系”理论的讨论》（在中国大转折时期来临之际，这本书对理论界影响甚大，我本来想就这个问题专门写一篇文章，由于种种原因，被搁置下来了）……这类旧书甚多,真是数不胜数。淘来时，并没有花多少钱，那单位图书馆的蓝印章清晰可见，后面的借书卡片登记犹在，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印记。
读淘来的旧书，格外亲切。它不但省去了去图书馆费时费工查找的困难，信手拈来，方便至极；而且，更让我引以为傲的是，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藏书，闻着它的霉味，我并不觉得刺鼻。
三
时代巨变，当旧书店在城市里惨淡经营、力不从心而逐渐消失的时候，它却以顽强的生命力出现在网络上了。读者为王，他们发现商业宣传十分热烈的作家作品，在网上购买比在实体书店里购买更便宜，如果不是为了去书店凑热闹、看名人，去获得一本作家的签名本，他们完全可以从网上选择自己需要的作品。
我的淘书生涯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新世纪以来，我再也没有进过新华书店和民营书店。逛实体书店的快乐被网购所替代，甚至对像南大旁边青岛路的旧书店也无兴趣了。我在网上淘书，获得的快乐是无法形容的。
我在网上主要是淘旧书，因为除了并无瓜葛的出版社，保持联系的出版社出版新书时都会寄一本样书赠我，尤其是作家的作品，为我省下了不少淘书的银子。我在网上偶尔也买新书。即便是新书，也比市面上实体书店便宜多了，有的甚至在5折以下。当然，网购书籍也包括我自己出版的书籍，若出版社赠送的样书少，我就自己在网上购买后送朋友。
而淘旧书的乐趣，是购新书所得不到的，也是他人无法体味到的快乐。
夜半三更，在万籁俱寂的氛围中，独自悠闲地在旧书网站上淘书，多半是因为白日在看书写作时，记下了文章中提到的我没有读过的书籍。于是，我就在网上寻觅，有时甚至会触类旁通地寻觅到论及同一问题的书籍。这比过去在图书馆里查找单一的一本书，更有开阔视野的乐趣。
夜巡淘书，没有实体书店的纷扰，店家所展示的只是旧书的照片，以及作者和译者。没有版本目录，只有是哪个出版社出版的，甚至连出版年月都不注明。你得在大量的店家中，寻找到有多页照片展示的良心店家。他们会把书的品相、目录、内页，甚至版权页展现出来，至于品相嘛，他说几品，权当一说而已。我与其他在网上淘书者不同的地方是，我往往选择那些品相差的书籍，越差越好，就是原生读者在书上写了批语的那种，良心店家会把批注痕迹发出来。我倒不是为了省钱，而是认为这样的历史印痕，才能让我看到前辈读者内心世界的思想裸露，这样的旧书才是最有价值的。
当然，这也与我自己的读书习惯有关。我以为只有这样读书，才是真正的读书——把自己即时性的观感，留在书页里，那正是对作者和书籍最大的尊重。我们从小就被教育养成爱惜书籍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把书包上书皮，表面上似乎视为珍品。其实书在呐喊：你亲吻过我吗？！
旧书上的印痕，往往载满了历史沧桑，让你陷入无尽的遐想之中。有三本旧书让我获得了这样的乐趣。
一本是1987年4月四川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学者高阶秀尔的《看名画的眼睛》，当年定价是2元，扉页和末页上有原购书者的签名。此书后附29幅插图，就在10页和11页彩图——华多的风景画《爱之岛的巡礼》和戈雅的《裸体的玛哈》之间，夹着皱巴巴的1元和2元的人民币各一张。我想，这是读者购书时，用5元人民币找回的钱呢，还是其藏私房的购书款呢？这里面一定会有故事，足以让一个优秀作家像莫泊桑和欧·亨利那样，设计出一个如《项链》或《麦琪的礼物》般动人的短篇小说来。
还有一本是《城市姑娘》。为了写《重读恩格斯的〈致玛·哈克奈斯〉》，我在网上淘了一本品相不错的《城市姑娘》，那是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书底还盖着扇形的紫色印章“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就在108页和109页之间，有一张参观券，上书“美术摄影书法篆刻展览”，下方写明主办单位是上海市建筑材料工业管理局，展出地址是人民公园展览厅，右边小字注明展出时间。这张展览券放在书里已经四十多年了，生生地在这两页之间洇出了土黄色的印迹。它经历过多少人的倒手，却能够安安稳稳地沉睡了四十多年，这不是一个奇迹吗？
再有一本就是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所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扉页签名的英文书法似外国人所为，名字却可拼写成中文“许（徐）胜利”；购书地点写的是“南京”的拼音字母。我想，这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他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因为南大是最早一批接受留学生的大学之一，留学生都会起一个中国名字。也许他就是一个意大利留学生，买这本书是想作中意文对照，这是一次熟练掌握专业术语的机缘。还有一种可能性，则是南大外文系或其他人文学系的老师或学生购得此书。同样，让人觉得惊喜的是，在14页和15页之间，一枚正面是彩色烫金的中英文“元春省亲”、反面是1979年年历的书签夹在其中。四十六年过去了，深深的印痕把这两页纸洇成了长方形的印迹，犹如时代的分界线。
网上淘书的快乐，不仅仅有无人打扰的清净，隐私性强，而且还有一种摸彩的神秘感，再就是不用花费大量时间去实体店浏览，去受店家的白眼，且每花一笔银子，你都觉得赚了一笔。此外，还能省去运输的烦恼，它们会由快递小哥送到你家门口。
这样的淘书，何乐不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