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庄三部曲”到《要有光》，学者、批评家梁鸿的非虚构作品始终清晰地呈现着她的理论主张和文学介入现实的方式，即文学需要对社会重大问题进行“现在进行时”的跟进和讨论，以理性建构和阐释社会、文化和伦理道德意义，为时代提供可以思考的面向。带着这种人文主义精神，梁鸿的长篇非虚构新作《要有光》将写作视角聚焦那些“失控”的少年，他们厌学、休学、自残、抑郁……作家用三年多的时间进行细致的田野调查，足迹遍及超大城市、中等城市和边远县城，以朋友、亲历者身份深入现场，探访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真实呈现当代中国青少年的心理图景及成长困境。

梁鸿带着清晰的问题意识和社会视角，以文学的方式切入当下，这从作品的谋篇布局和章节标题就可以看出。《要有光》分四个部分、九个章节，从“滨海市”“京城”“丹县”和“时间”这四部分的标题可见，作家所选取的社会样本及案例不拘一时一地，以此参与到广泛性社会变化的讨论中。书中大致讨论了四个问题：我们的孩子为什么会如此？爱是什么？我们的家庭怎么了？我们的社会为什么会如此？从第一章到第九章，每一个章节里有四到五位讲述者，他们中有孩子、有父母、有教师、有心理咨询师和精神卫生科医生。梁鸿摒弃了此前在非虚构作品中一贯的启蒙主义视角，始终保持克制冷静的叙述姿态，或间接转述、或以当事者独白的形式，让讲述者以强大的主体性发出“众声”。相较于作为叙述主体的“我”，作家选择从一个母亲的身份去理解、共情孩子和父母，尊重他们的感受，与他们平等地探讨究竟发生了什么。正是在这样的客观实录中，我们才能真实而全面地获取事件的全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刻反思。

评论家王尧曾这样评价梁鸿的文学创作：“在梁鸿的顺序中，现实、历史和意义是第一位的，语言、形式和文体是第二位的。”《要有光》鲜明体现着梁鸿作为人文学者的公共关怀、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品格。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作家看到，快速发展的社会让我们获得了很多，但也让我们和孩子们失去了很多。这些本该自由生长、拥抱美好生活的孩子，首先失去了父母，其次丢掉了自己，最后与整个社会系统脱离，这是让人痛心的事实。重度抑郁、中度焦虑、述情障碍、躁狂、手机成瘾……书中这些触目惊心的病症刺痛着作家的心，正因如此，作家将笔头对准这场严重的“时代病”，因为她意识到，“看见”我们的孩子迫在眉睫。

如何艺术化地反映现实，是每一位非虚构写作者在达成真实后的文学性追求。在《要有光》中，非虚构的文学性和现实性是互文的，“事实”并不排斥文学的叙事性。作家用足够的洞察力和知识储备，将不同事实、案例编排成一个层次清晰、互相关照、彼此释义的整体，写出了现实内部的复杂性。全书的结构犹如页岩一般，有着层层叠叠的纹理，但清晰的界线又同构为一个整体。作品第一部分主要是“生病”孩子的自述，“尊重”“认同”是出现最多的语词，无论是被家暴的敏敏，还是被父母的高期待所反噬的雅雅，抑或是被孤立的差生小正，他们从健康走向病症的过程，始终没有得到父母和他人应有的包容、耐心和尊重。这些孩子的唯一救助者，是接触过300多个“生病”学生的培训老师阿叔，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心理咨询师。书中，作家借他之口明确指出，很多家长在对待孩子这方面是完全愚昧的，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地参与并“制造”着对孩子的“迫害”。父母的不倾听、不信任、不尊重是否就是青少年“生病”的“罪魁祸首”？作品没有简单地给出答案，而是进一步指向更为深层、更为复杂的事实。第二部分重点从“受伤”的父母视角出发，让我们看到中国父母特有的“自我感动”式教育，以及工作焦虑的肆意蔓延、对孩子不优秀的“羞耻”感、缺席的爸爸、不幸的原生家庭等，这些问题影响了父母的自我成长，也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健康。然而至此，问题还在继续，在作家对医疗机构和精神科医生越来越深入的采访调查中发现，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青少年问题、家庭教育问题，背后指向着更深层次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涉及女性问题、城乡差异、精神卫生等方方面面……作品的叙事角度不断转换，讲述者的声音此起彼伏，共同呈现出一幅社会全景，在不同城市、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落之间，大家似乎都面临着同样复杂的问题和同样艰难的处境。

《要有光》的文学性和现实性的互文还体现在叙述语言的简洁、朴素和精准。可以看到，作品中很多地方出色地运用了小说创作的笔法。比如，对于丹县小娟家的环境描写，从阴霾的天气到街道、老居民区、空旷的客厅、惨白的灯光、发黑的地板，这是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12岁女孩的家，也是一个叫杜梅的母亲一个人拉扯两个患有精神疾病孩子的家。“靠后窗户墙边的纸箱子里，放着一束束鲜艳的编织玫瑰，浅粉色，非常漂亮，这是杜梅接的编织活儿。”灰暗里的那点突兀的粉色，似乎是绝望里仅有的一点豁口，很有写实小说环境描写的节奏感与氛围感，作家几乎将这种文学的笔法贯穿全书。没有泛滥的抒情和冰冷的语调，朴素精准的文字总是让我们在震惊中沉思。作家将类似新闻报道和报纸通讯上的抽象专业名词变成大量真实细致的描述，带我们深入到事情最深层的肌理和最复杂的地方，引发我们的思考，在非虚构创作中展现出很好的虚构能力。作家充分打开思想视野，拓宽知识领域和写作边界，其中关于心理学知识和术语的运用得到了专业心理咨询师的认可，其用心程度可见一斑。

与其说《要有光》这部非虚构作品是可以供专门研究机构参考的资料，倒不如说是写给这个时代中的每一个青少年与父母的发问之书、答案之书。因为我们看到，在显性问题之下，还有更为复杂的现实情况，譬如，关于孩子在精神病医生那里的治疗。怎样界定一个孩子是精神性疾病还是阶段性情绪失调；怎样界定什么时候用药、该不该住院治疗……这些都值得深入讨论，然而对这一问题的解答并非作家一己之力或社会上某一方力量就能做到的。在书中，作家尽可能将这种复杂的情况如实呈现，启发我们重新审视父母和孩子的关系、自我成长和整个社会的关系。正因如此，作家孙甘露评价道：“这是一本非常严肃的书。”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性社会问题，我们能看到作家、心理辅导专家、教师、精神科医生等社会各界人士作出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在书中，像陈清画、文莉这样的家长也开始反思自己与孩子的问题，这些力量都将汇聚成一束光，照亮黑暗与未知，我们有理由相信，到那时，《要有光》里所提出的所有疑问都会得到应有的解答。

（作者系青年文艺评论家，荆门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