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谷里/溪流/石卵/蝌蚪/那是不懂发愁的春天/我们毫不犹疑，去寻找那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这是父亲在其创作札记中，用诗意的语言所写的当年奔赴延安的情景。
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在纪念父亲严文井诞辰110周年的日子里，我忆起父亲谈过的他是如何从一个文学青年走上抗日之路、奔赴延安的情形，忆起他如何在延安与儿童文学结缘的故事，也想起《严文井全集》成书的过程。
父亲的文学创作起点
父亲原名严文锦。祖父给他起名文锦，是希望他前程似锦，但并未希望他成为作家。父亲却偏偏想当一个作家，从小看了许多书。1932年上高中的时候，他就给报社投稿，其中有小说，也有散文。这些作品都发表在了《武汉日报》副刊《鹦鹉洲》上。报纸欢迎他赐稿，他就越写越上瘾，还给自己起了“青蔓”的笔名。
父亲未能考上大学，生气的祖父干脆让他自食其力，去北平谋生。1935年3月，在亲戚的帮助下，他在北平图书馆（即现在的国家图书馆前身），当起了月薪25元的小职员。北平让他寂寞得想哭，没有人可以交谈，晚上除了看书，就是在屋里来回踱步。有次他又踱着步想心事，看见有个人影不声不响地向他走来，他竟被吓出了一身冷汗，接着才看清原来是他自己在玻璃窗上的投影。但寂寞使得他有时间读书，中文的、外文的，他都读得津津有味。父亲有一定的外文阅读基础，读外文书时，他采用硬读的办法，遇到生词就查字典，读多了也就懂了。
父亲到北平不久，很快手又“痒”了，接连写了几篇散文，一并寄往他所敬佩的供职于《大公报》的沈从文。一个月后，他收到沈从文的一封信，批评他写得太多太快，要他养成不断修改自己文章的好习惯。但他的文章并没有被退稿，虽然没有在沈从文主持的周二出版的副刊上发表，却在萧乾主持的周五出版的副刊上露面了，署名严文井。这是他的笔名，也从此成了他的真名。
从1935年11月到1936年底，父亲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就完成了散文集《山寺暮》。这本集子收入10篇散文，有着鲜明的现代主义艺术特色，是靳以先生为良友书店主编的“现代散文新集”中的一本。散文集出版后，祖父很高兴，带着全家去书店买书，还自豪地对店员说：“这本书是我儿子写的。”1937年，父亲算了算，发现写文章挣的钱与所得工资差不多，于是干脆于3月辞去了工作，专事写作。就在他筹备出版第二本散文集时，七七事变的枪声响了，打碎了他的作家梦。他是不肯做亡国奴的，顾不上还有两笔稿费没领取，便于7月14日匆匆离开了北平。
去延安的路
回到故乡武汉，父亲无事可做，无文章可写，十分苦闷。这时，他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延安抗大招生的广告，感到抗大的宣传主张契合他多年的向往。可是延安太遥远，也没有人介绍，他不知怎么去。一天，他的邻居、武汉大学的学生康矛召来找他，悄悄对他说：“告诉你，我要走了。”父亲问：“你去哪里？”康矛召答道：“山西，抗日前方。”原来，国民党83师有位叫史若虚的武大毕业生，在83师做宣传工作，奉命回母校招揽大学生，要组成战地服务团，上前方做抗日宣传。招生对象不论学科，不论男女，不论年龄，只要有抗日的意愿就可以。父亲对康矛召说：“你能不能跟武大那些人说说，我也去。”不几日，父亲得到了肯定答复，避开亲人的视线，开始悄悄地收拾行李。出发前一天，父亲对祖父说，他要去武大住一星期，看望来到武汉的萧乾、沈从文等先生。祖父爽快地应允了。没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他收到的竟是父亲寄来的告别信，祖父既愤怒又伤心。康矛召也是这样悄悄地离开了父母。他的父母竟然跑来找我祖父母要人，说是父亲带跑了他们的独子。直到双方的误会消除后，两家父母才常在一起交换前方的来信。
83师战地服务团设在赵城南关外关帝庙内，主要工作是排练抗日救亡歌曲和一些劳军小节目，有时刷抗日标语。父亲还编写宣传材料，写传单和通讯。在83师，父亲结识了演广场剧《放下你的鞭子》的16岁的女战士李淑华。她清亮的嗓音、姣好的容貌、温婉的性格吸引了父亲。他们不久便走到了一起。母亲是83师从西安招来的高中生，她和家人在七七事变后逃出北平，迁居西安。
父亲称那是“一种粗野而快乐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很快便过去。父亲他们听说，战地服务团将由军政处管，要定衔、定编、定工资，还要让女生都去做秘书。父亲本来的目的地是延安，在火车上，他就和康矛召讨论过如何前往的问题。他们憧憬的是热血沸腾的抗日生活，上抗大，而后上前线打鬼子。如果定了衔，那就成了国民党军官，还怎么去延安？母亲也不愿意长期当秘书。于是，他们决定离开83师，便去找83师的师长刘戡。刘戡是黄埔一期的学生，支持他们的行动，并为他们开具介绍信。介绍信是写给林伯渠的，他曾是刘戡的老师。83师前后有很多人都去了延安，比如去武大招生的史若虚、教官魏巍等，都是父亲抗大的校友。
1938年4月，父亲、母亲、康矛召，及另外几个武大学生一行七人来到西安。他们推荐两个人先到八路军办事处去联系，其余人在旅店静候消息。不久，那两人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可能是因为身着83师的军服，或是没有介绍信，总之没有受到接待。第二天，他们带去了刘戡的介绍信。办事处的人看了介绍信，说把你们的人都叫来吧。办事处主任接待了他们，并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去延安？”“要抗日，要进抗大！”大家争着回答。“去延安可是要吃苦的。”“我们不怕！”但当时车辆紧张，只能有一个人乘军车去延安，其余的人要步行。康矛召因为脚烂了，只能坐军车。父母因为钱不多决定步行去延安。另外四个人则留下来等车。
父母从来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但他们有青春，有爱情，有对延安的憧憬。一路上，他们住最便宜的旅店，吃最便宜的饭菜，说说笑笑并不寂寞。走了十多天，他们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延安的山和水对他们来说都是新鲜的，这是另一片天地。艰苦生活中无忧无虑的人们，响彻山谷的青年们的歌声，使父亲从过去的迷茫中走了出来，第一次获得明确的方向感。
把希望编成一个个故事
父母成为抗大第四期学生，那是1938年5月。7月，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当他盼着毕业、为抗战贡献力量时，队长通知他和刘祖春去文协报到，从事创作工作。于是父亲和刘祖春提前毕业，干上了老本行。9月，日寇进犯边区，企图消灭我军在山西离石一带的主力，文协创作组即派父亲、刘祖春、柳青等人赴前线采访。当他们马不停蹄地赶到距离石20多公里的柳林镇时，日军因打了败仗撤退了。然而柳林镇却弥漫在血腥中，妇女们在一堆堆的坟茔前烧纸、哭号，从各个山谷里转回家来的百姓收拾着残破的家。这景象使父亲无限悲愤，接连写了几篇文章发表在延安的刊物上。之后，他又奉命到一个伤病员医院采访，写了一篇报告文学。他的文风开始转变，不再追求华美，转向写实。1938年底，他回到延安，成为“鲁艺”文学系的一名教员。
在鲁艺，父亲的工作主要是为学生看卷子、改文章，自己也写文章。1939年秋，他开始撰写长篇小说《刘明的苦闷》。小说以83师的生活为背景，描写了小知识分子的摇摆性，以及他们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他们和自己的过去告别的故事。茅盾先生去延安访问时将这部小说带到了重庆，于1941年发表，还为它撰写了推荐文章。1944年这部小说在重庆出版时，国民党审查部门不让用“苦闷”这个词，于是书名改为《一个人的烦恼》。茅盾亲自为书作评，称这本书“是可以促起反省的一面镜子”“抗战后关于此一方面诸作品中最为优秀的一部”“它的细腻深刻的分析，俊逸隽永的笔触，毕竟是很可爱的”。
1940年7月，父亲写完长篇小说后，仍有充沛的精力读书与思考。他与同事们交谈时，会聊起各自的童年和少年，从过去的孩子们联想到未来的孩子们，感到现在的工作和斗争正是为了未来的孩子们。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化，将来一切都会变得好起来。什么都可以变，什么都要变，许多想也想不到的奇异事情将要发生。于是，父亲想到了用童话这种文体写下他的一些幻想和爱憎。1941年，父亲有了第一个孩子。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要做父亲了，一种本能在推动他，让他给自己的孩子，也给别人的孩子祝福。于是，他把自己的希望编成了一个个童话故事。
虽然是初写童话，却写得极其顺利，父亲一口气写了9篇。一天，在延安的窑洞里，何其芳朗诵了他刚写就的《夜歌和白天的歌》，父亲则朗诵了《南南同胡子伯伯》。大家都被温暖、爱小孩的胡子伯伯吸引住了，听后一起鼓掌。这些童话跨越了时代，至今仍在出版，被孩子们所喜爱。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创作长篇小说1部、短篇小说9篇、报告文学1篇、文艺评论2篇、散文6篇、童话9篇。他的家国情怀，使他在延安圆了作家梦。
抗战胜利了！父亲在札记中是这样描述延安的“八一五”之夜的：“钟声好像仍在响/火炬游行突然出现/很宝贵的旧衣，极少量的灯油/都用上了。大家举起那个东北女演员/她时哭时笑/一个老乡打八叉/弹着手指头唱快板/有肺病的大提琴手/也举着一个火把/默不作声地转着圈儿/他的表情极为严肃。”
深入持久的童话耕耘
1945年9月初，父亲作为东北干部团的一员，第一批离开了延安，横跨五省挺进东北，成为《东北日报》副总编辑与副刊部主任，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之余，继续着童话创作。
这时的父亲充满了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全身心地投入童话创作，为了文学，为了孩子。
在他看来，安徒生与莎士比亚没有高下之分。好的童话是无画的画帖，是滋养孩子的精神食粮。所以当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他看到童书市场一片荒芜，孩子们因没有书读而哭泣时，他为之心痛，倡导写成人题材的作家为孩子们写书。在他分管的《东北日报》副刊，及他主编的《人民文学》杂志上，都辟有儿童文学专栏。“文革”结束时，中国文坛面对的是两亿小读者，但只有两个奄奄一息的童书出版社、20几名停笔的儿童文学作家，对此父亲心急如焚。在庐山牯岭召开的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上，父亲呼吁作家们拿出极大的热情多为孩子们创作童话。1978年5月，他主持召集在京的专业和业余儿童文学作家座谈，号召大家努力为两亿小读者写作。经历了特殊时期，他更感到对孩子进行人性教育、爱的教育的重要。
上世纪80年代，国内童书的出版局面大有好转。但我国的童书还未与世界接轨，还未加入国际儿童读物联盟，即IBBY。现在网上有些文章说，1985年，毕冰宾是第一个参加IBBY世界大会的中国人。其实不然，1984年，中国就有人参加了在塞浦路斯举办的第19届IBBY世界大会，这个中国人就是严文井。我在整理《严文井全集》中的日记时，发现父亲记述了文化部外文局通知他去参加这次会议的经过。文化部所派人选是经过反复斟酌的。这是中国接触IBBY的开始。因为有了这次接触，日本作为举办第20届IBBY世界大会的东道主国家给父亲来信说，中国可以多派些人去参加会议，并请父亲在大会上作专题发言，介绍中国童书的状况。1986年8月，父亲在参加东京的IBBY世界大会期间广交朋友，他用幽默的发言介绍中国童书出版情况，收获各国与会者的友谊。8月18日，时任IBBY主席的渡边茂男宣布中国成为IBBY的一员。这是一次破冰之旅，不久中国成立了CBBY，即IBBY的中国分会，严文井任第一届主席。中国的童书从此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后来有中国作家获得IBBY授予的奖项，也有中国人担任过IBBY的主席。
我想，这也是父亲对中国儿童文学所作的贡献，只是他从不宣传自己，而是默默地奉献。
永远向前的小溪流
父亲的文学创作涉猎小说、童话、寓言、散文、报告文学、诗歌、文学评论等多个门类。经过将近十年的梳理，《严文井全集》已经具备出版发行条件。《严文井全集》对各个门类的篇幅、字数做了规划，分为十卷。第一卷为童话、寓言、诗歌、题词；第二卷为小说、报告文学；第三卷为散文、杂文；第四卷为散文、杂文、序跋；第五卷为文论；第六卷为书信、创作札记；第七、八、九卷为日记；第十卷为日记、注释、年表、编后记等，总共约250多万字。
早在20多年前，湖北少儿出版社的副总编辑鲜于景尧先生在该社出版《严文井文集》时，就有出版《严文井全集》的设想，认为《全集》比《文集》更有分量。但因当时我父亲还健在，还有些作品、书信未能搜集进去，因此编辑们认为还是叫《文集》更为合适。《文集》收录父亲70多年文学生涯的绝大部分作品，所以作为家属的我，很长时间内并没有出版《全集》的想法。在父亲诞辰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之后不久，有几家出版社陆续来找我，表达了出版《严文井全集》的愿望。特别是樊发稼先生亲自带着当时广州出版社的副社长李利来家中，诚恳地表达了出版《全集》的意愿。金波、谷斯涌等先生当时也在场，都表示支持。他们说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于是我心动了，并投石问路，邀请时任中国出版集团总裁的聂震宁先生担任《全集》的总编。聂先生欣然同意。为保障《全集》出版顺利进行，人民文学出版社也主动加入进来，与广州出版社强强联合，启动了《全集》的出版程序。
本以为有《文集》打下的良好基础，《全集》的编辑工作会不费吹灰之力。没想到我们大大低估了这项工作的难度。因为是《全集》，所以我想尽可能多地找到父亲的作品，特别是三四十年代他的早期作品。我用了两年时间静坐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竟又找到11篇父亲去延安前发表的散文、小说、诗歌等少作；10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写的作品；18篇新中国成立后写的文章。在父亲的文字遗物中，有创作札记、书信、题词等，基本未发表过，很是珍贵。特别是日记，父亲有记日记的习惯，特殊时期的日记被抄走，尽管后来被归还，父亲还是把它们付之一炬，怕日后再惹麻烦。直到1979年底，他因患病住院，才重新记日记，至1997年停记。日记字数较多，还要给日记中出现的众多人物作注释，因此工作非常繁重，投入的精力较多。目前《全集》的出版工作已进入校对阶段，但要做的工作仍很多。
父亲是一个一生追求真理的人，一个追求文学创新的人，一个致力于多出好书的出版家。他是永远向前的小溪流，是总会带给孩子们温暖的胡子伯伯。
（作者系严文井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