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既蕴含着对历史的复原与再现，又关注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想象与重构。得益于深厚的历史底蕴和跌宕的叙事情节，历史小说始终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新时期以来，大众文化的审美趣味逐渐显现，文学艺术创作日渐受到商业化浪潮的影响。二月河的“落霞三部曲”吸引了大批读者，并且因影视改编而更为家喻户晓；熊召政、徐贵祥的作品同样代表了历史小说的发展高度。新世纪以后，文学的传播媒介开始出现鲜明的数字化转向，文艺界生态格局也正在发生多重巨变。在新大众文艺视野下，历史小说依凭独特优势因时而动，不仅在叙事内容、创作主题等多个方面呈现出新面貌，而且别出心裁地开辟了多元化的市场路径，呈现出文学本体强大的自我革新活力。
“虚实相生”“叙事融合”：
历史小说的独特优势
历史小说融合了“历史”与“小说”两种元素，游走于实与虚之间的张力与魅力正是它的天然优势。具体而言，它通常以真实历史事件为依托，在既有故事框架之上容纳一定的虚构情节，进而构建出一个部分真实可考、兼具想象特质的世界。在此过程中，作家往往注重细节真实性与历史还原性，小说中所提及的人名地名、物件事件等，往往有据可考。如马伯庸在创作《长安十二时辰》时，曾极力搜寻有关唐代长安城的文献资料与考古成果，“为的就是把长安城看清楚，从而在小说中把一百零八坊的细节展现出来。如此一来，读者即使不谙唐史，也会被这种巨细靡遗的真实性所感染，仿佛自己置身于那时的长安城中”。其作品对史实的敬意还体现在对卷帙浩繁的史料的梳解、凝练与重构上，具有很强的历史实证精神。如《长安的荔枝》中使用的岭南荔枝道的路线，是作者以鲍防的《杂感》和清代吴应逵《岭南荔枝谱》里提供的路线为参考，综合卫星地图研判而成。书中所提及的诸多保鲜方式，也都来自宋代到清代的各种史料记载。又如阿越在《新宋·十字》的附录中特别增设了《地理志》考证内容，系统梳理了宋、辽、西夏、高丽、吐蕃诸部、西洲回鹘、黑汗、大理等政权的基本信息，涵盖国号沿革、立国时间、自然地理特征、人口规模、都城设置、行政建制以及其他政治经济文化概况。这些内容主要依据历史文献记载，仅宋朝的新闻出版体系和知名学府等少数细节属于配合小说情节的艺术虚构，连书中插入的地图也特别标注“复印于国家图书馆”并写明出处。通过这种严谨的史料征引方式，作者成功地为虚构叙事搭建起了一个坚实的历史框架，有效强化了作品的历史真实感。
历史小说不仅是对过往的再现，更不乏尊重历史逻辑基础上的合理化虚构，让历史细节充满温情。首先，这种虚构为宏观历史增添了小说人物的日常化与温情面，让形象变得鲜明丰满。如在《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中，作者通过刻画司马懿与张春华的夫妻互动，展现了司马懿擅弄权谋之外的柔情。这一鲜活细腻的情感描写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而且填补了历史叙事中对其情感描写的空白，是符合历史逻辑的合理性推测和创造性想象，让角色呈现出更具层次的复杂魅力。其次，历史小说善于游走在历史考据和“架空”虚幻的边缘，达致客观性和趣味性的平衡。比如马伯庸的历史小说往往采用“半架空”的叙述模式，避免陷入考据窠臼。《长安十二时辰》中故事发生的时间与空间既是固定确知的，又是旁逸斜出的，作者在天宝三载的长安城真实地图之上排布添加了望楼相传的旗语、突厥狼卫的铁律、被设定为靖安令的贺知章……这些虚构元素在破案过程中与历史真实无缝融合，二者共同重构叙事。
进一步地，历史小说还在文学类型方面展现出显著的叙事创新与类型融合的潜能。其特点在于将严肃的历史题材与多元的文学元素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类型化的叙事倾向。蒋胜男的《芈月传》将历史与爱情元素相融合，以芈月与秦王驷的爱情、与义渠王的情感纠葛作为贯穿全书的重要线索。主人公的个体情感作为驱动情节的柔性力量，与冷峻的历史进程相互映照，在避免叙事单一的同时，又深刻展现了个人情感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复杂互动。还有不少作品倾向于将悬疑与推理元素融入历史叙事，其典型代表为马伯庸的历史小说、唐隐的《大唐悬疑录》系列、陈渐的《西游八十一案》等，均通过引入推理与悬疑元素，在将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有机结合的同时，保持读者的参与度，激发阅读期待。以马伯庸的历史小说为例，其常用叙事策略是在故事发端时为整个破案或推理行动划定决定主角命运和故事结局的时间界限，以增强小说的叙事节奏，激发读者的共情共感。《长安的荔枝》将主人公李善德置于极端的时间压力与情境困境之中：他受欺骗蒙蔽而被迫接受了在11天内完成荔枝转运的艰巨任务，一旦失败将家破人亡。《长安十二时辰》中也有紧凑连续的时间界限：主角团必须在12个时辰之内破解突厥人的阴谋，否则长安城就会变成可怖的“阙勒霍多”。在这种限时叙事的设定下，读者会因角色行动的高效性而感受到叙事的节奏，同时因行动失败的可能性而体验到心理上的紧张与焦虑。当任务最终得以解决时，读者与主角的情感同步释放，从而获得一种叙事完成的心理满足与阅读快感。这种跨类型的叙事策略不仅丰富了历史小说的表现手法，还通过引入逻辑推理与悬念设置，增强了文本的互动性与沉浸感。
此外，历史小说的作者经常通过启用局限视角来增加小说的艺术魅力。《长安十二时辰》采用了多视角、多线程叙事。作者在单个片段中仅暴露有限的信息以制造作品主人公与读者之间的信息差，并通过叙述者视角的循环变化推动情节发展，同时在线性叙事中穿插非线性元素，增强故事的层次感。无论是真实与虚构的结合，还是多种叙事元素的交融，这种重构历史的创作手法既保留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意吸纳多种叙事模式而具有充沛的可读性和生动的文学魅力。冲破史实与想象的樊篱的过程，是对作者史学功底和写作功力的考验。作者需要充分了解历史事件及其背后复杂的逻辑动因，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合情合理的探索与推演，才能使故事在改弦易张的同时丝丝入扣。同时，这也是让读者感同身受，充分满足现代人对历史的好奇心和考据欲，吸引大众“入场买单”的有力策略。与此同时，对于地方色彩的添加和人物形象的温情处理也赋予史实新的观察思考维度，让小说充满哲理色彩。
“非英雄化叙事”与“时代之镜”：
迎合时代审美的写作创新
历史小说天然具有统合真实与虚构、容纳多元类型的革新潜能，而立足新时代创作的主体意识则为平衡实与虚、一与多提供了衡量标尺。具体来说，作家根据新时代人民性、主体性、市场化等特质自觉更新创作观念，以时代审美作为叙事导向，通过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来引发广泛社会共鸣，以此精准把握与有效回应大众的社会心理和审美诉求，展现有别于传统历史叙事的时代风采。
新时代以来，历史小说的写作创新首先体现在叙述主体方面突破了过往为达官贵人、帝王将相作传的叙事范式，在主人公的选择上呈现出“非英雄化”倾向。这种将视角下放、聚焦于历史洪流中普通个体的创作思路，有助于增强读者的情感共鸣，使历史小说作品获得更多受众。比如在《长安的荔枝》中，主角李善德是一个从九品下的小官，无论是倾尽多年积蓄在皇城贷款买房的艰辛，还是职场上遭遇上司甩锅、同事踢皮球时的窘迫，无一不反映了现代年轻人的生活困境。是故，历史学者于赓哲将马伯庸的创作评价为“将对历史的熟稔与现实关怀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笔能直击人的内心。写的是古人，却经常让我们看到自己”。这种频频出现的“非英雄化叙事”为普通的历史主体发声，不仅使读者能够在历史认知的过程中实现自我认同与情感投射，也彰显了作家对个体命运的深层人文关怀。
作家们对展现小人物的执着，追根溯源是在叙述主题上对“时代之镜”的关注，是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哲学观的文学回应。新时代的历史小说是反映时代精神的艺术化再现，实现了对当代社会现实的隐喻与反思。以马伯庸的《太白金星有点烦》为例，作品虽以玄奘取经这一传统历史故事为框架，但其叙事主体却转向了负责统筹规划取经事宜的太白金星李长庚。小说不厌其烦地描写这位老神仙为“八十一难”项目的费用报销、工作汇报、人事安排、势力周旋伤透了脑筋，用黑色幽默展现现代职场生态的浮世绘，让职场人翻开这本书时，能在感同身受的同时会心一笑。阿越的《新宋》以改革为主题，深刻展现了变革进程中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与党派权力博弈等现实问题，不仅为现代人提供了以史为鉴的参照系，同时也对当下社会改革浪潮中的诸多现象进行了有益的反思。其中的清官代表不仅是对历史人物的再现，更是对现代社会中政治正义与道德坚守的呼唤，为当代社会的反腐斗争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启示。历史小说以深切的现实关怀为创作旨归，始终呼应着当下的社会语境，使历史焕发出鲜明的时代精神。
历史小说在新时代究竟如何把握传统与现实的限度？马伯庸曾说过一个“历史三明治”的比喻，一语中的地描述了书写过往与抒发时代的并行之策：最上层是历史大事，应予尊重；最下层是历史细节，力求精准，它们都是历史小说区别于其他小说类型、展现独特魅力的立身之本；中间层则是正史背后需要创作者填补的空白，其目的在于找到古今的连接点，呈现“历史的可能性”，最终将历史故事导向与时代声音的共鸣。在此基础上，无论是叙事视角上的微观化、大众化、日常化，还是叙述主旨上的时代化、现实性、反思力，都是历史小说在真实与虚构、传统与当下、个人与大众等多重关系中的时代选择，用实际行动回应并构筑新时代文学人民性和文化主体性的文艺内涵。
“打造IP”与“系列化”策略：
多元化的市场路径
新时代历史小说进一步拥抱商业浪潮，探索出多元化的市场路径。首先体现在IP的运营意识和产业链的延伸方面，其中尤以“文学—影视”的转换路径最为成熟。历史小说跌宕的叙事情节和古典的视觉效果本身具有适宜影视改编的特质，影视行业又往往通过视觉特效镜头的运用、精致的服化道设计、高度还原的场景搭建以及渲染氛围的音乐配乐等多元艺术手段沉浸式地呈现故事，由此实现文本与影像之间的跨媒介互动。近年来，历史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不胜枚举，形成一股历史小说影视化的热潮，如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都梁的《亮剑》等以军旅题材为核心的历史小说，以及马伯庸的《长安十二时辰》《风起陇西》《显微镜下的大明之丝绢案》等。影视与文学的“双向奔赴”不仅提升了原著的知名度，扩大了受众范围，收获了商业的成功，还使其成为兼具文学与影视价值之作。新时代历史小说的IP运营“野心”当然不止于影视行业，而是期望以影视为走向市场的基点，实现游戏、舞台剧、动画、桌游、文旅等领域的多点开花。其中最具代表性和商业价值的当数数奇艺对“马伯庸IP宇宙”的开发。比如《长安十二时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热播后，西安与爱奇艺联手打造了一个“热门剧集IP+沉浸式娱乐+主题餐饮+国潮零售”组合而成的线下消费综合体，《长安十二时辰：不退意志》等游戏也紧随其后向大众开放。随后，爱奇艺不断推行“华夏古城宇宙”的项目计划，针对《风起洛阳》打造囊括“实景+VR”全感剧场、舞台剧、纪录片、动画和衍生品等多品类产品的商业矩阵，形成一套线上线下齐头并进的全景娱乐生态和商业模式。
系列化创作策略是新时代历史小说实现商业开发的另一条重要途径，意指通过推出多部在时间线上前后延续或情节上相关联的作品，不仅能够累积品牌效应，提高作品在文化市场中的辨识度与影响力，而且延长了作品的市场生命周期，实现了从“一本书”到“一套书”的消费升级。譬如，酒徒的《家园》《盛唐烟云》《开国功贼》三部书被合称为“隋唐三部曲”，这套18册的作品通过原创主角的视角，鲜活地展现了隋唐时期的市井百态与社会风情，细致刻画了盛世王朝的历史画卷，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喜爱；唐隐以唐朝为历史背景的《大唐悬疑录》系列分为《大唐悬疑录：女神探裴玄静》全4册和《大唐悬疑录：最后的狄仁杰》全5册，以众多精彩烧脑的案件串联起了整个悬疑体系；共有7部的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也通过套册的形式，全面地展现了明史的整个历程，成为历史普及类作品的典范。在系列化内容长线运营的策略下，历史小说的读者黏性与商业价值实现双重跃升。
在新大众文艺的视野下，传统的纸质媒介之外，历史小说的传播与新媒体技术深度融合，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趋势。首先，近年来历史类小说在网络文学领域如日中天，起点中文网、番茄小说网等网络文学平台，不仅是作品连载与读者互动的重要载体，更为书迷们提供了持续的追更盛宴。网文平台开辟“历史”这一垂直分类体系筛选潜在读者，并借助基于大数据的智能推荐等新机制，不断刺激用户阅读欲望。其次，多媒体的传播形式突破了传统文字阅读的时空限制。如喜马拉雅等有声书平台推出程步《秦始皇》、孙皓晖《大秦帝国》、唐隐《大唐悬疑录》及唐浩明《张之洞》等音频作品，力求满足当代快节奏生活中大众碎片化、即时性、多感官的阅读需求与收听体验，实现了传播范围的扩大和受众接受度的提升。另外，数字化传播更新了传统的宣传和“固粉”模式。新时代的历史小说大多依托于微博超话、微博标签、贴吧小组等线上空间构建起垂直化读者社群。书迷们在这些媒体场域中不仅讨论内容、切磋学识，而且脑洞大开，通过“二创”的方式解构与重构原作，还自发形成推广传播团体，单纯的阅读行为进化为高效的读者文化再生产与宣传推广实践。由此，依托互联网和强大的数据化模式，阶梯化的用户价值转化链路得以构建，让读者成为传播作品和付费阅读的双重主体，持续提升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
无论是在真实与虚构间的巧妙平衡，还是将价值准则聚焦大众与时代，抑或是通过IP产业链、系列化创作、数字传播多管齐下的方式在市场上抢占一席之地，历史小说从内容到传播都迎合了时代强音，展现出新时代文艺的革新活力。未来，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历史小说将与新媒体进一步融合，在新时代的文化语境中继续焕发光彩，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文学与市场的重要桥梁。
［作者李依诺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学生，郭超系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珠海）副教授］